伟大哲人拉比·希勒尔（Rabbi Hil—lel）曾对个人和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之间的错综复杂而又自相矛盾的关系做过精辟的描述，他说：“如果我不为我自己的话，那么谁为我呢？并且，如果我不为其他人的话，那么我是谁呢？同时，如果不是在现在，那么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这里，通过三个连续的句子。我们了解到了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以及社会良知和社会行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本质，而这种紧张关系是
相当干涩和深奥的得失计算不能带来巨大的热情。它不能对困难的问题带来魔术般的解决方法。
真正理性地在一般层次和特定环境中讨论集体行为一定是复杂的，并且更为糟糕的是，它一定是不完全的和无法被讲清楚的。毕竟，理性是与手段和目的以及它们的关系有关。理性没有特别指出目的是什么，它只是让我们知道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一致或者不协调。所以，最终来说，任何关于价值的讨论必然暂时基于未被分析的假定之上。当我们想从被认为是更深的层次上来寻找一种价值观的合理性时，就存在一种无限的倒退。
让我来简略地勾画出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社会的或个人的选择问题的。实际上，我们看见的是价值和机会这两种力量的对立、紧张和动态平衡的关系。一方面，个体有一些各种方面或各种层次的目标——从物质消费的目标到我们通常认为的更高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并不一定更重要。但是，实现大部分目标的可能性被内在地限制了。存在一套被限定的机会群，个人通过他自己的行为或者通过某种集体必须从中进行选择。他必须主宰他稀少的资源。他必须从他所能得到的机会群中选择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的价值的机会。
这里，经济学家的作用有时并不令人愉快。可能不完全是偶然的——虽然有一些不公平。卡莱尔（Carlyle）指出，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是“令人沮丧的科学”的实践者。我们经常不得不指出对我们的机会的限制。我们不得不说：“非此即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更糟糕的是，我们必须经常指出经济体系天生就是复杂的。容易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步骤表面上也许是实现某种被期待的价值的显而易见的方法，而实际上，它可能经常通向它的对立面。比如，以许多主张大幅度增加最低工资标准的建议为例。当然，我们希望对工资水平的较低端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显而易见的做法就是增加工资。经济学家认识到，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经济体系会对那个政策做出反应，而不会被动地接受它。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失业队伍的增加，这是一个比低工资更糟糕的结果。当然，指出局限性并不是经济学家扮演的惟一的角色，它是专家都能扮演的具有普遍性的角色。的确，在很多其他领域．显而易见的步骤并不一定是必然的有效步骤。比如，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方法是简单地通过现有的各种渠道向教育领域投人更多的资源，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个方法收效甚微。
即使是在单独的个体层面上也会出现价值和机会的问题，这种单独的个体甚至包括与世隔绝的猎人或者农夫，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11lsoe）就是我们的受人欢迎的教科书的例子，他也不得不面对这种选择的问题。但是，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在社会组织中人际关系的作用。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虽然我认为这种情况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这一点是清楚的，为了我们共同的发展，人际关系作为我们集体性组织的一部分是必需的。虽然有更多的理由，但是至少有两个理由说明需要人际关系。简单地说，一个理由是，社会的基本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在供给上是有限的：另一个理由是，实现非此即彼的价值，或者为了满足这些价值而寻找非此即彼的活动的尝试．意味着对这些稀缺资源的竞争。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行事，就不能选择以另外的方式行事。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体系来调解这种竞争，不管它是一个市场或者是一个权威性的分配体系，就像在军队或者社会主义的国家中一样。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为了规范资源的竞争和将其配置于不同的适合的用途上，我们需要一个具有一定复杂性和相当组织程度的社会体系。
更进一步地说，需要具有人际关系的组织来确保通过相互协作而使收益自然增值。主要要考虑两点：（1）个体是有差异的，特别是才能方面的差异；（2）在从事社会任务的过程中，个体的效率通常因为专业分工而提高。我们需要协作来完成功能的分工。这涉及到贸易和劳动部门的全部要素。
我们不会期望原始村庄中的铁匠去吃马蹄铁．他专门制造马蹄铁．农夫通过交换向他提供谷物。这样一来，他们两个的情况都变得更好了（这是关键点）。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这种非此即彼的社会组织呢？存在许多可能的安排来满足社会的这些需要．并且它们满足了许多不同的需要。然而，有些安排是恰当的，而有些却似乎并不成功。在这个时候，我并不关心一个良性社会的实现，而是只关心对它的定义。当我们说一个体系比另一个体系好时，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普通的经济学观点，我们再次用到了效率或者最优化的观念，这个观念和维尔弗里多·帕雷托（Vimedo Pareto）的名字相关。无论怎样，当我们说更好或者有效率时．我们一定表达了以下的意思：如果每一个个体按照他的个体价值观感到它更好的话，就可以说，这种情况、这个体系或者这种分配就比另一个更好。
确切地说，按照这个标准，当存在一种比某种状态更好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愿意接受较差的那种状态。因此，我们说某些分配或者体系是有效率的（我将使用这个简单的术语）是指，在效率这个强有力的意义上，在使每个人更好这个意义上，没有更好的其他体系或者分配。现在，这个定义在剔除许多不可取的情形方面很有用。它没有定义一个独一无二的在任何意义上都最好的情形。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两种情形，那么，其中一种情形就能真正地使个体A的确变得非常富裕，而个体B却变得贫穷；第二种情形则正相反。根据我们的定义．任何一种情形在严格意义上都不比另外一种情形更好。简单地说，它们没有可比性。这样，我们不得不将其他的标准引用进来，笼统说来，我们把那些称为“可分配的公正”。
现在，在这个角度上和在某种非常特殊的假设的前提下（因为篇幅的原因，我不在这里来详细阐述这种假设的前提），已经表明的是效率能够通过一个特定的社会体系即价格体系来实现。我们允许我们的货物通过销售来传递。在给定的价格下，个体出卖他们的服务来获得收入，这包括提供他们的个人服务和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来提供的服务。他们也按这些既定价格用收入来购买货物（毋庸置疑，不同于他们提供货物时的价格）。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个安排，即社会的需求和供给一致的话，即在这些价格水平上，社会生产的产出不多于也不少于人们的需求，那么，一个事实或者法则（这可能不完全是同样的东西）就是。只要特定的假说（我在这时将忽略它）被满足，这种最终的状态就是有效率的。
进一步。对这个体系来说还有一些真正的附加的优点。有效率的体系不仅能够在刚才描述过的意义上完成有效率的分配，而且它对经济参与者要求的知识也相对较少。他们只需要知道他们自己的需求。个人不必担心他自身行为的社会影响。按照这个体系，如果他做的事影响了别人，那么他会付出成本。如果他拿走了其他人也可能要使用的资源，通过他不得不支付的这种价格，他就会明白他付出的成本．但是，他不必去进一步考虑作为个体的其他人。他们通过他必须支付的费用而得到补偿。
再者，不仅我们对知识的需要是有限的（一个人只需要懂得他被期望能够懂得最好的东西），而且．稍微换一种角度来说，这个个体希望有一种自由感。在这个体系中，个体自由地行动，没有直接的命令来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他有收入并且能花费它。无须去说，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行动的自由有一点儿虚幻。如果他的收入非常低，这种行动的自由度就非常小。一个人的收入的多少在这里不取决于公正，而是由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的体系所决定的，这个体系的伦理含义难以定义。通过市场而达成的这种理想化的自由完全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自由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价格体系也常常受到攻击，因为它利用了被我们的伦理体系屡屡谴责的动机。它制造了一种自私的美德。一些非常遵奉这种价格体系的经济学家确实在这点上争辩过，比如，他们说，如果商业公司努力想从事社会期望的活动的话，它们就正在施行一个社会错误。确切地说，它们的目的是最大化它们的利润，并且那确实是它们能够从事的社会最期望的活动。在价格理论中，这是一个有一定确定性的主张，虽然在这点上它已经扩展得相当可观。
我们经常被一个完全基于自私动机的体系所困扰。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这些动机是自私的。它们只属于个人；从定义上看，他可以忽略掉除他以外的整个世界。当然，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我们的大部分的伦理教育相当强调我们甚至不想要有那种疏远和匿名的感觉。虽然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效率带来的巨大收益，而且，与大部分能想得到的其他选择相比较，效率能够通过价格体系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