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辑入了笔者自1986年以来的部分习作,包括杂文、随笔以及少数记叙性散文和图书评论,计65篇。把这些五花八门的文章凑在一起,结为集子,书名自然是很费斟酌的。想来想去,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既然我的书房名为“偷闲斋”,而准备入书的这65篇十分蹩脚的或者不算十分蹩脚的作品,总归又都是忙里偷闲的“产物”,那就何妨将这本集子命名为《偷闲集》吧!
读者也许会问,你“偷”出“闲”来,干吗不去打扑克、搓麻将、进舞场、坐茶馆、玩台球、睡懒觉……而非要“爬格子”不可呢?这就一言难尽啦!长话短说,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本人“神经过敏”,每逢耳闻目睹什么假、恶、丑的社会现象,便止不住要“有感而发”,所谓“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二是本人自打17岁那年首次献丑报端,便染上了“舞文弄墨”的癖好,但凡一段时日里不写点什么就手心发痒,坐卧不宁。有了这两点,于是乎就有了数百篇“豆腐干”文章,继而就有了与邓星盈先生合编的《未必过时的闲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合著的《与新一代谈心》(重庆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与邓星盈、卢子贵、陈焕仁三位先生合著的《四海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以及这本小册子了。
如果还有必要在这里向读者作一点简历之外的自我介绍的话,那么,本人的情况,似可归纳如下:说话坦直,不懂得拐弯抹角;行事拘执,没学会“灵活运用”;不相信“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最反感“口咏其言,行违其道”。此外,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比较典型的表现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此,我还要对卢子贵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他拨冗为本书撰写了一篇充满杂文味的序言,给本书增色不少,而子贵先生的为人,则更是我一向所推重的。
最后,请允许我对诸位尊敬的读者表示由衷的感谢。买这本拙作,让您破费了;读这本拙作,耽误您的时间了。
是为后记。
1992年7月
注释:
〔1〕《偷闲集》,赵健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