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宏喜告诉我，他的家乡在湖北一个小山村里，那时他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家五口其乐融融。他说：“我的父亲和母亲是青梅竹马，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母亲长得很漂亮，学习也很好，由于她家地主出身，再加上她从小失去母亲，继母对她很不好，养成了她逆来顺受内向的性格。她不爱笑，同学们背地里都叫她冷美人。由于母亲长得漂亮，追求她的男同学很多，但后来都碍于母亲家庭出身和母亲内向的性格而敬而远之，只有父亲对她不离不弃。他们两个之所以能走到一起，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父亲虽然家庭出身比较好，但他也失去母亲，继母对他也不好，于是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就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后来我父亲考上了东北的一家工程技术学院，我母亲则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上成大学。在我父亲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母亲悄悄去了一趟东北，他们俩结了婚。因为那时祖父和父亲的继母都还在，但是身体不好，叔叔也在外面上学，母亲很自然地就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重担。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一家兵工厂里当技术员。父亲刚毕业不久，祖父、祖母相继去世，本来母亲可以随父亲到武汉去，但是母亲不愿意到武汉当家属靠父亲养活，再加上不久姐姐出生了，母亲不愿意给父亲增加负担，就仍然留在家里。父亲一年能回家一两次，但是父母亲感情很好。我母亲这个人，可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家里又是继母当家，因此她不仅内向而且极能逆来顺受，什么事情都甘愿自己吃亏。父亲每次回来都跟她说，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何况我们家又不是地主，你在村里应该理直气壮地生活。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真是山难挪，性难改，从我母亲的遭遇来看充分证明俗话所说的，人软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由于我母亲懦弱，再加上她本人身体不好，她在村子里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从不招惹是非，父亲常说：‘家有贤妻，男儿不遭偾事。’但是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大队的当家人，造反派头头，后来的大队革委会主任田震山田胖子就是不喜欢她，母亲经常受到田胖子的训斥，他总是为难我们家。田胖子很胖，脸也很黑，但是他一天到晚脸上都是笑嘻嘻的，也就是他的这张笑脸迷惑了全村的人，由于他经常训斥我母亲，母亲从来也不反抗，也不说什么，但是我们却很怕他。有一天我在我家房后面晒柴火，我突然看到田胖子匆匆忙忙往我家走，我想他可能是来找我妈妈的，我也没在意，过了好一会儿，屋里传出母亲凄惨的喊叫声，我放下柴杈就往屋里跑，我看到母亲的头发很凌乱，只见田胖子跪在母亲的面前不知说着什么，母亲看见我就对我说：‘这里是大人的事你出去。’”
我懵懂地跑了出来，从此母亲更沉默了。我总是纳闷，田胖子不是挺恨我母亲的吗，可又为什么要给母亲下跪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母亲说得对，这事是大人的事，小孩子是想不明白的，随他去吧。时间不长父亲的工厂就停产了，父亲从武汉回到了家。过去父亲从武汉回来母亲是很高兴的，想着法儿给父亲做好吃的，和父亲一起到镇子上去赶集。现在父亲回来母亲也高兴不起来，我虽然小，但是我也能看出来母亲的笑是强挤出来的。紧接着母亲就提出要跟父亲到武汉去，说这里学校都不上课。孩子们都被耽误了。父亲则说，武汉很乱到处都武斗，武汉的学校也不上课。父亲就是为了躲避武斗才回家的，父亲还从武汉给田胖子带了一条烟和一瓶酒。父亲说烟和酒是托一位朋友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买来的。父亲在家里破天荒地待了好几个月，因为父亲在家把很多活都干了，一家人其乐融融。我认为那是我们全家在一起最愉快的几个月，每到晚上我们就围在父母身边让父亲讲故事，父亲的故事好像永远都讲不完，我们都感到很快活，我们就在父亲的故事中依依不舍地进入梦乡。有时父亲的故事还没讲完，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还要追着父亲问结果，父亲就笑着跟我们说，好好干活，晚上奖励你们多讲一会儿，我们则欢呼着去拾柴或着去捡蘑菇。这一阵大队和生产队的造反派也没有来我家找麻烦，看起来无论大队还是生产队都还是给父亲面子的。父亲还把大队和生产队的头头们都请来在家里吃了顿饭，那顿饭是很丰盛的，母亲不仅宰了一只大公鸡和我们从山上捡的蘑菇一起炖，还烧了我们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那腊肉熏得又红又亮，别说吃了，就是看着都要流口水，还有父亲从镇上买来的猪肠子，喝的是父亲从武汉买回来的烧酒。母亲把这些菜每样拨出来一点，让我们几个孩子在院子里吃，我们吃得太香了。姐姐舍不得吃，她都让给我和妹妹吃，我们两个到底还太小，只顾自己狼吞虎咽，也不管母亲和姐姐吃好了没有。当我们吃饱喝足跑进伙房时，我看到母亲手里拿着一块黑馍馍在擦锅底剩余的一点菜汤，我多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有一天父亲和母亲把我们几个领到镇子上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我们全家还在镇子上的饭馆吃了一顿饭。父亲有一张五斤的全国粮票，父亲让我们尽情地吃，我们把红烧肉的汤浇到米饭上，就连妹妹竟然也能吃两碗干饭，可见我们平时是很缺油水的，那是我们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吃完饭后，父亲又把我们领到商店里给母亲、姐姐、妹妹都买了花布，给我买了一双球鞋，我们高兴极了，十几里路我们几个孩子一路跑着、乐着、蹦着、跳着，不觉得什么就到家了。”说着，罗宏喜就从怀里将他们家的全家照掏了出来，他的父亲很英俊，他的母亲、姐姐、妹妹都非常美丽，但是，都是那种冷峻的美，全家人除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小妹妹脸上有点笑容外其他人都非常严肃。他看着这张照片哭的更厉害了，我所能做到的就是拿毛巾为他擦干眼泪。他稍微缓和一点了，把照片装起来就又开始了他的讲述。他说：“我们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结束了，父亲的单位终于来电报了，说是让父亲赶紧回去参加运动。再不回去就要停发父亲的工资，父亲依依不舍地走了。我们把父亲送下山峁，送到路边我们还是恋恋不舍，最后还是父亲逼着我们往回走，就这样父亲一步一回头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一步一回头地看着父亲慢慢地走远了。
父亲走了之后母亲一个人躲在家里哭了很长时间，我们也不知为什么，只能围在母亲周围，也哭着劝慰她。但是父亲走后我家出奇地平静，田胖子对我家出奇地好了起来，但是每次他来，母亲都吊着脸一副不欢迎的神态。田胖子有时给我们家送点肉，有时给我们送点米或者面什么的。但是我总有一种预感，田胖子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有一天，姐姐带着我和妹妹去山上采蘑菇，我是先回到家的，我听到屋里有说话的声音，我就躲在堂屋里偷偷地听着。我听到母亲对田胖子说：‘我这个人窝囊、软弱，你已经欺负了我，我就不说了，我只是感到对不起我家老罗。求求你千万别碰我女儿，她还是个孩子。’我听了母亲这些话感到很震惊，但是我终究太小，不太明白母亲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母亲所说的欺负可能就是以前田胖子训母亲的那些事。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使我们感到很奇怪的是这次父亲走后很长时间也没有来信，更没有寄钱，母亲跑到镇上邮电所打电话也没打通，我们都很惦念父亲。我从小孩子的角度想，父亲是大人了，什么事情都知道，怎么处理用不着我们小孩子操心。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母亲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姐姐也不说话，唯有妹妹跑来跑去撒娇时能给家里带来一点生气。她一会儿让母亲给她做花衣服，一会儿让我给她掏小鸟，一会儿让姐姐给她梳小辫，真是小孩子不知大人愁啊！有一天我家终于出事了，那天我和姐姐、妹妹从山上回来，只见我家门前站了很多人，我们也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惊慌失措地挤到跟前，只见一个矮胖的女人带着两个大概有十五六岁的胖男孩，那两个胖男孩长得很像，他们站在那个胖女人身旁一个劲地拉着胖女人走，胖女人则使劲甩开他们，继续跳着脚指着我家门叫着我母亲的名字：‘李玉容你个狐狸精，你出来。’我一看这架势又怕又气，想冲上去和她理论，姐姐一把拉住我让我千万不要吭气。这时我们也不知母亲在不在屋，这个胖女人是谁？我问姐姐，姐姐悄悄告诉我这是田胖子屋里的堂客。姐姐摁住我叫我千万不要动，我们就这样又气又怕地躲在人群里。这时有几个老一点的大娘大婶开始劝她，有一个大婶连拉带拽地把她往自己的家里拉，胖女人一看自己骂了半天也没有对手，可能也感到挺没意思的，就顺坡下台跟着那位大婶往她家里去了。他们走后乡亲们这才发现了我们，跟姐姐说，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看看你娘。我们这才如梦初醒赶紧奔到屋里，结果母亲一人在屋里，早已哭得昏死过去。姐姐赶紧又跑出去把邻居也是和我们同姓的罗贵爷爷叫了回来，罗贵爷爷的老伴也跟了进来，一起把母亲抬到床上。只见罗贵爷爷使劲掐母亲的人中，母亲用很小很细的声音哼了一声，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才算醒了过来，母亲醒来后拉着罗贵奶奶的手哭着说自己不想活了，罗贵奶奶说：‘谁都知道你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再说了，你走了孩子们怎么办？孩子们就可怜了。’这时母亲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对罗贵爷爷和奶奶说：‘我知道了，你们二老回吧，给你们添麻烦了。’罗贵爷爷、奶奶走后母亲强打起精神来给我们做了点饭，她自己却一口也没吃，姐姐端着饭跪在了母亲的床前，母亲才勉强吃了几口。这件事出了之后对母亲打击很大，母亲病了很长时间，病好了之后母亲也不愿出门。田胖子也有一段时间没到我家来了。我们天真地认为，田胖子叫他老婆这一闹可能还闹好了，有可能再也不来我家了，我家安静了很长时间。
在这样的日子里母亲过两天就给父亲写一封信，可是总也不见父亲回信。母亲除了写信外，还写些什么我们当时也无从知道。母亲睡的很晚，在灯下做衣服、鞋子。母亲说男娃娃穿鞋费，于是就给我多做了几双，给姐姐做了两件新棉衣，把姐姐的旧衣服改小给妹妹做了两件棉衣，又把父亲的工作服给我改做成了棉衣、棉裤。母亲说，夏天怎么都能过去，唯独冬天是非常难过的。母亲还把父亲节省下来的线手套全部都拆了，又加上一股平时用的棉线，给我们每人织了几双袜子。同时她还教姐姐做针线活、织线衣，母亲说以后上山拣柴之类的活让小喜和小妹去，让姐姐在家学学做饭、学学针线活。姐姐也很乐意做这些事情，做出来的东西也像模像样的。但是姐姐到底还是孩子，我和妹妹只要回来一说山上的新鲜事她就动心了，就又跟我们跑到山上。姐姐不像我，她非常爱学习，我们在山上拾柴累了坐下休息时，她就赶紧把书拿出来看一会儿。她有很多梦想，如果‘文化大革命’后学校恢复上课了，她还想去上学，将来她还要上大学，她还想当电影演员。在山上她经常畅想着她的未来，她还问我长大干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我要当解放军。姐姐有一位男同学叫刘波，是邻村的，对姐姐很好，经常来我们家，帮我们家做点事。而且他们家和我们家的情况相似，他的父亲也是在城里工作，只不过他的父亲离家近一点，他父亲经常回来，经常给我们带来点城市的消息。他也和姐姐一样爱好文学，经常写点什么拿来给姐姐看。据说，他的什么亲戚在部队是个大领导，过了不久他就当兵走了，一开始，经常给姐姐来信，还寄来他穿军装的照片，真是太漂亮、太英俊、太威武了，惹得我心里痒痒的，我什么时候也能穿上这绿军装该有多好。姐姐经常把他的照片偷偷地拿出来看，好像能看出无限的甜蜜和幸福，她经常看着照片自己一个人笑，我笑她痴，她就追着打我，我则故意从她的腋下钻过去。刘波的最后一封信上说由于他调到另一个地方，出于保密的需要以后不能给姐姐来信了。为此姐姐郁闷了很长时间，性格更内向了，她也没有可交流的人，十分苦闷。我们在山上就会时常想起父亲，我们都很纳闷父亲怎么不来信呢？姐姐猜想可能武汉很乱，邮电局也不干活了，有可能父亲想邮信也邮不出来，不然的话妈妈写了那么多信为什么都没有回音，肯定妈妈的信还在邮局没邮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