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办国学经典导读班，总要有个主题，才能把大家吸引来。如果离开大家的关注点太远，大家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就不来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班的主题定在经营管理。那么，国学和经营管理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管理是一种文化。管理是管人，人的特点就是有文化。管人和管动物不一样，人是有文化，有思想，有精神世界的。你要处理上下内外左右的人际关系，这些绝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所以与其讲管理科学，还不如说是管理文化。当然，管理有科学性。但我觉得，在管理中，文化层面的东西可能比制度性的东西更重要。企业是一个共同体，政府管治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共同体。既然是共同体就会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独特的文化。管理者要了解这种文化，建设这种文化。
前面讲了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接下去要说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东西方企业的文化也是不同的。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人际关系、思想和行为方式都不同。你讲人际关系，西方的人际关系是很清楚的。个人对个人。重点是落在这个“人”字上面。我跟你打交道，重视的是你这个人。如果我们是生意伙伴，重视的是利益如何分配。我要不要跟你做生意，首先考量的是你这个人能不能合作。外国人要采购，认准了你这家，另一家要来竞争，哪怕便宜个百分之二十，他未必肯换，他就认准你这家。因为跟你交道打久了，认准你这个人，知道可靠，你供货的时间、质量都比较稳定。我去换一个不认识的公司，不认识的人，可能价格是便宜一点，但跟他签了合同，到时候不交货，或者样品很好，真正大量出货的时候，根本达不到样品的质量。所以他们是落在这个人上面，是个体的人对人的关系。中国不是的，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是伦理本位的，重点落在“关系”上面。什么是伦理本位的关系？就是依据人跟人之间血缘关系的亲疏，根据人跟人之间地域关系的远近，来决定我对你的态度。费孝通先生曾经在书里讲过：“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以我这个人为中心。像一个石头投到水里，产生了波纹。人与人的关系就像这个波纹一圈圈散出去，根据这个波纹的间隔距离来决定我和你的关系。”所以中国人在熟人圈里和人打交道，他很知道要怎样做。你是我的亲戚，还是同乡，还是什么其他关系，我应该怎么对待你，他很知道怎么做。一旦和陌生人打交道，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没有社会公德观念。中国人在熟人圈里很讲究克制，什么事不能说，不能做，很克制。一旦离开这个圈子，比如说从长期生活的村里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周围的人都是不熟悉的，他就非常具有进攻性，不再克制自己。在熟人圈里一个很胆小的人，一旦到了一个满是陌生人的异地，他什么坏事都敢做，因为没有人认识，没有人知道。这就是东西方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不同。在企业管理中，你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
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不同的。西方人喜欢在一个整体中把事物一部分一部分地剥离出来进行分析。他眼睛里看到的是一个个局部所组成的世界。中国人强调的是整体，眼睛一张开看到的就是世界、宇宙、天地，是具有模糊性的。因此，中国人善于综合，善于提出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的操作性就不大注意了。十多年前，我初到香港，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很能反映西方思维的特点。当时看英国皇家警察的守则，上面讲服装要整洁，中国人可能认为这么规定就差不多了。皮靴要擦亮，你们大概已经觉得规定得很仔细了。可是手册上对这个皮靴擦亮的规定是有标准，可以考核的，要求拿一个一块钱的硬币，在25支光的灯光下面，离开这个皮靴多少公分，要能在皮靴上看到硬币的倒影，这样才叫擦亮。他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什么叫“服装整洁”，一定要有操作性，要可以检查。我想，中国人一定不会规定得这么细致。所以我说东西方的思维差异是很大的。一个企业拟定管理制度的时候，如果你抛开文化差异，认为这是大家应该知道的，可能恰恰他就是不知道的。因为他的思维模式就是模糊的。其他国家的管理制度可能很好，可是你不能生搬硬套。你把西方的管理制度用到企业中来，忽略了企业的中国文化背景，过一段时间，这个制度一定变形，执行上会出现问题。《晏子春秋》上有一句名言：“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日本的例子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日本过去经济繁荣的时期，买了很多美国资产，用日本传统的家族式管理，依赖团队精神，用这一套搬过去管理这些美国企业，大多数都失败的。这就说明在企业管理中文化的重要性，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