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正常人而言，道德永远先行于智慧。智慧对于缺乏道德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工具，这样的人懂得的知识越多，反倒越与真理疏远。清华的各位大师们高洁清廉、坚守气节、以德服人、胸襟旷达，在道德方面，堪称万世师表。
梅校长一生清白照人间
清华著名的校长梅贻琦一生清苦。他的一个学生林公侠曾说：“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仅凭这一点，已经足够成为万世师表。”
早年清华大学教授的工资相当可观，他做了几十年校长，却始终没有一点个人积蓄。
在当时社会极其混乱的状态下，梅校长主持一切校务，办校经费都要经过他之手，许多人认为总会有油水可捞。实际上梅贻琦却和师生们过着一样的生活。
在联大成立初期，梅贻琦就把自己的校长专车交给学校充作公用，而自己外出开会办事，则只能步行前去。梅家和普通教授一样租用住房，阶沿上摆把椅子，就成了所谓的客厅。家里吃的经常是白饭拌辣椒，偶尔能吃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梅夫人韩咏华因为家境困难，就去有钱人家做佣工，挣钱以补贴家用，后来被人家认出来——堂堂名牌大学校长、中央委员的夫人，谁还敢雇？只好作罢。
梅夫人就跟别的教授太太一起做围巾、帽子等拿出去卖。后来又学做糕点，潘光旦太太做粉，梅夫人做糕，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步行四五十分钟到冠生园寄卖，只说自己姓韩而不敢说梅。梅家四个孩子都在联大上学，梅贻琦把申请来的补助金发给学生，却不让自己的孩子领一分钱的救济。一个孩子的眼镜丢了，当时就没有钱再配一副新的。
后来，他历任清华、联大、新竹清华的校长，手中握有巨款，而办公室里却连一套普通的沙发都舍不得买。清华基金在他掌握之中，他却每月给自己支薪极少，一生都过着简朴的日子。
梅贻琦到台湾后，将家眷留在美国。他在台湾挣的钱，无法养活远在美国的夫人。梅夫人便自谋生计，打工、做代班、照顾盲童，工作到六十六岁。梅贻琦逝世后的殡葬开支等费用，都是校友们捐助的。
梅贻琦去世后，人们打开他病榻下加锁的手提包，里面是学校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毫厘不爽。
点石成金：
廉洁的人就如同周敦颐笔下的《爱莲说》，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爱。梅贻琦用他的清廉刚直、两袖清风的实际行动对传统学者的风骨做了最好的诠释：他融于世俗的同时又坦然摒弃了一切世俗的诱惑和沾染。
勤俭节约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们在学校中，有的同学因为看到别人新买了一件衣服或者一种新型玩具就相互攀比，回家也向父母要，这就助长了虚荣，并会导致走向奢侈浪费，严重背离了勤俭节约的美德。
朱先生的“被解聘梦”
西方的基督文化，一直都有忏悔的传统，并有圣·奥古斯丁等人写的多部《忏悔录》，有的已成为不朽的经典。而中国的传统，就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孔孟而言，是不讨论上帝的，而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可以通过自省而除恶扬善，达到至善的极境，因此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圣言。历代也有不少的人将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但却很少有“自省录”存世。
但近代有两部日记与“忏悔录”比较相近，这就是《吴宓日记》与《朱自清日记》。
朱先生在写日记时，明确表示“是不准备发表的”。朱先生所处的年代，社会状况很糟，但似乎还没有随便抄家的习惯。所以，朱先生也不懂“日记是祸”的道理，放心地写去，多年不停。日记中不必遮遮掩掩，也不必矫揉造作，连对爱妻的不满也照写不误，而朱夫人也并不随意翻检先生的日记，这就使得日记带有相当深度的真实。193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记有先生的噩梦：
“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
1936年3月19日又记：
“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点石成金：
也许今天，我们已经很少再见到如朱先生这般真诚自省、内心深处对于学问和人生充满敬畏的人了。但是，由先生的“被解聘梦”我们可以看出，“自省”意味着对真实的自己进行严格的省查，也意味着在自我否定中获得成长和进步的机会。这是青少年朋友们成长过程中的必需品，万万不可缺少。
以德服人
李剑秋被请到清华执教武术课，声名逐渐传开，而且每月能拿一百多块现大洋，这让西苑一带习武的人对他很不服气。
有一天，两个中年人来到清华体育馆，指名要会一会李剑秋。李剑秋意识到来者不善，便从楼上下来，以礼相见，说自己没有什么本事，在这里不过是为了生计，请二位海量包涵，不与计较。这二人哪肯罢休，非得分个高低不可，并说：“如果能胜我们哥儿俩，从此再不会有人来找麻烦；如果不能胜，那就对不起，请你卷铺盖走人。”李剑秋无奈，只好请他们上楼。只见其中一人一纵身，抓住铁窗护栏腿一勾，就从敞开的窗户翻入二楼（里面就是李剑秋平时给学生上课和训练用的武术厅）。李剑秋点了点头，便陪另一个沿梯上楼也进了大厅。他让工役献茶给二人，并再次请求不要比了，二人仍不答应。尤其是那个从窗户进来的，更是耐不住、连发怒语相激。李剑秋只好同意比试，并问怎样比法。那个从窗户进来的抢先出招，但一交手，就被李剑秋摔倒，半天爬不起来。另一个见状，拧着眉头把他拉起来。李意识到一场恶战不可避免，丝毫不敢大意，暗中做好准备，但表面仍露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果然，那人出手便施绝技，用的是“八卦连环”，不让李有还手的机会，把李逼得步步后退，一直退到臀部挨到一张桌子。为使李既不能起跳，也不能左右躲闪，那人便用一招“双锋贯耳”，双拳直奔李的太阳穴，下面也做好准备，待李下蹲时抬腿踢其裆部。李意识到这是要命之招，便也施绝技，做出不再躲闪、静等挨打的样子。待到双拳已到耳根，就听“刷”的一声，李剑秋不见了。那人刚一愣神，就见李剑秋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合并双掌大喝一声，隔着桌子狠扑过来。手未挨身，就见那人“噔、噔、噔……”连连后退，最后重重地摔在墙上。李剑秋后来对人说，这就是形意绝技“虎扑式”。他当时只用了六成劲儿，如果用八九成，那人就得吐血；用十成，那人就得丧命。当时那人羞愧地和另一个互相搀扶着离开了清华园。
从那以后，果然再也没有人来找李剑秋的麻烦了。
点石成金：
妄图“以武服人”的人最终只能自取其辱，就像挑战李剑秋的那两个人一样。武力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的，只有“德”才具备春风化雨般的力量。所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才能感化别人、让别人从内心深处信服自己。
“浪子回头金不换”
吴晗小时候便是一个神童，但却有过一个十分浪荡的时期。据他的儿时好友千家驹回忆，他年少时非常聪明，读书一目十行，记忆力极强，十五六岁就能做旧体诗，懂得旧体诗词所要求的音韵和声律。当时他读书的金华有几家旧书店，专卖廉价的石印小说如《七侠五义》、《包公奇案》、《野叟曝言》等。他们“如鱼得水”，课余时间几乎都用在这上面了。这还不算，稍后，他又染上了一些其他坏习惯：自恃聪敏，不好好读书，整天到外面喝酒赌钱，回校时校门已闭，就跳墙进去，为此学校记了他10多次小过，只是碍于他父亲的情面（他父亲曾任警察所长）没有把他开除……吴晗考上清华后，他们再次会面时，吴晗的第一句话就是：“家驹，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已改邪归正了。”接着他又对他讲了他们分别后自己的一些经历：中学毕业后，他父亲曾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出门。过了两三年才让他进了上海中国公学，一进校门便立刻得到了校长胡适先生的赏识。1930年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吴晗也跟了来，先在燕京大学做工准备考试，后考北京大学预科，因数学得零分未被录取；又投考清华大学本科（二年级转学生），因不考数学而被录取了。从此便走上了他光辉的学术生涯。
点石成金：
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和未来。过去的不管是辉煌还是错误，都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往事，人应该把目光放在现在和未来。因此，我们切不要将自己禁锢在过去的错误之中，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付出永远都不会太迟，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不晚，你依然还是那块闪闪发光的金子。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香港发动袭击，当时，陈寅恪正在香港大学任教。香港失陷时，大学停课，陈寅恪便闲居在家。日本军部知道他是知名学者，又懂日文，便对他格外优待，在其住处门口作一记号，禁止日军入内。粮食紧缺时，又派人送去两袋大米，但被陈寅恪拒之门外。后来陈寅恪的兄长衡恪就他拒绝接受日寇大米的事在诗中这样写道：“正气吞狂贼。”
1948年6月间，国民党政府的纸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就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涨，但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此时也和广大人民一样难以生活下去，特别是家里人口多的，生活更为困难。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于是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也正是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吴晗等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并为此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同往常一样，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吴晗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当时，朱自清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而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艰难。但他一看完声明，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
不仅如此，在1948年7月23日，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的“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上，朱自清还说：“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要许多知识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觉得过得并不是很好。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改不过来。”
朱自清丢开既得的利益，拒绝购买美援面粉。在6月18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600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妻子：“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
点石成金：
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陈寅恪、朱自清、吴晗等用“拒受救济粮”的实际行动经受住了这一考验，他们不畏强权、不因困窘的生活而低头折腰，坚决拒绝侵略者的“嗟来之食”，这种精神足以光耀千古。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坚守气节就是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不惊惶失措，坚持原则和信念。
陈达教授的胸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平时不苟言笑，生活俭朴而有规律。他的学风严谨踏实，特别注重“用事实说话”。因此，他的著作很有分量，得到国内外社会学界、特别是人口学界的重视。
陈先生讲课，也和他做人、为学一样。讲课时严格按照事先准备的提纲进行，字斟句酌，很少会有即兴发挥。同学们对这种讲课方式有较大的意见，陈先生可能也对此有所耳闻。在《人口问题》第一学期课程结束时，他郑重地问大家对他讲课有何意见。由于陈先生名气大、声望高，平时态度严肃，大家虽然课下有意见，这时却噤若寒蝉。过了好一会儿，有个学生不禁开口说：“陈先生这种讲课方法，我曾反复想过。我们每星期上课3次，共6小时；从宿舍到教室往返一次约1小时，3次共3小时。总共每星期要用9小时，1学期如以18星期计算，共为162小时。如果陈先生将讲课内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们只要几小时或一天时间，便可仔细阅读完毕，剩下时间可以读别的书，不是更有效率吗？”陈先生听了以后，从他的脸色变化来看，是非常不高兴的。但他克制着自己，并未大发脾气，只是说：“照你这种说法，那么，办大学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这个学生说：“的确，这也是我一再思考的问题：大学的作用究竟在哪里。”陈先生当然是能说出大学的作用的，但当时他在气头上，没有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