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立足于世的根本是什么？这是所有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因为人必须为自身的生存找到凭借和依据。冯友兰先生说“累是累点，不以为苦”，朱自清先生说“各凭良心”，这两条可以视为清华对此问题的答案。敬业是最朴实的智慧，良心是最根本的生存法则，只有凭借这两点，才能将人生大厦的根基打牢。
最后的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大放光彩
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先生做学问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晚年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著书立说上。女儿宗璞在回忆父亲时说道：
1980年，我的父亲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视力很弱，身边的人都无法看清。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之外，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大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研究的结果。
父亲在最后十年的生命中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他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有朋友来探望时，看到他老人家很累，便规劝：“能不能不要写了？”父亲微叹道：“累是累点，可是我并不以为苦，这是欲罢不能。我想，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
除此之外，我父亲的专注和执著更让人感动。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均需人帮助；咀嚼也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有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当时，我为这句话大恸不已，现在想来，那时境的父亲确如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而精神上却是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生命的灵气绝不肯离去。他最后的遗言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这句话是用他整个生命说出来的。
父亲久病后，偶然颤巍巍地站立，让人想起风烛残年这几个字。烛火在风中摇曳，可以随时熄灭，但父亲的精神之火却是不会熄灭的。他是那样顽强、坚韧，那样丰富，不燃尽生命的脂膏他绝不离去——只为，他那么钟爱的事业。
点石成金：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冯友兰的这种敬业尽责、为追求真理鞠躬尽瘁的精神的确可叹亦可敬。“敬业”和“尽责”是最朴实的智慧，它能够帮助青少年朋友琢磨自己的品格，激励你永不停歇地学习功课、探索真知。你只有现在就做到这一点，将来才能成为社会的脊梁。
朱自清：要挤出棉袄里的“怕”来
1926年3月18日，北大、清华等校的学生和全国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抗议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会后，集会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但却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杀。这一天，朱自清和清华同学也一同参加了集会、游行和请愿，并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惨剧，目睹了这场大屠杀。事后他愤慨而又忠实地写下了《哀韦杰三君》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两篇文章，记述了这一惨案的全过程，揭露和控诉了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文中愤怒斥责：“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他对学生们的英勇行为则表达了真正的钦佩之情。
朱自清在赞扬别人勇敢的同时，也真诚地解剖了自己。他说：“我想，人处于这样的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态转变成兴奋的心态，才是真正能救人的人。我呢，这次是因为怕而变得木木然，实在是很可耻，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量逐渐增强！”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怕”的，也不曾为自己这种“怕”寻找任何开脱的理由，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这种怕“实在是可耻的”。这种老实态度，正是他为人诚朴正直的地方，也是他一生中一个突出的特点，而且他一辈子都以此为做人的原则。
点石成金：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没有经过反省的生命，是不值得活下去的。”其实，犯了错误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即使像朱自清这样留名青史的伟大学者和作家也曾在强权的面前“怕”过，那么处在成长期、身心还没有发育成熟的青少年在生活中犯些错误就更加难免了。问题的关键是，当你犯了错误之后，你有没有像朱自清那样自我解剖和承认错误的勇气。如果有，那么你与大人物的距离就缩短了。
陈寅恪：闲不住的“自圣狂”
清华大学校内的林荫道上，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有时会见到一个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腋下夹着一个布包的人。不认识他的人，可能会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到清华来送书的书店老板。这个人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陈寅恪。
抗战结束后清华大学恢复正常的教学，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来看望陈寅恪，见他体弱多病、双目失明，便劝他暂时不要开课，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陈寅恪马上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陈寅恪一生都是这样。他的教学水平是相当高的，例如他讲授晋、南北朝、唐史几十次，但每次的内容都有新的，侧重也并不完全相同。他备课、讲课又极为认真，一丝不苟，哪怕是一个字的错误也从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他都感到极其劳累。
陈寅恪总是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认为应做之事、平常之事，这就是“怎能不干活”的深刻含义。在1929年5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中，他写道：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点石成金：
很多人都渴望闲，渴望舒适和安逸，但是舒适和安逸能否带来人生的真正幸福？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故事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渴望闲”和“闲不住”是做人的两种不同的境界。“渴望闲”是庸人的境界，庸人的人生被浪费、被虚度，活过与没活过没有区别。“闲不住”是高人的境界，高人的人生被珍视、被充实，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青少年朋友的人生刚刚开始，做哪一种人，你可以自己选择。
赵元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27年春天，赵元任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当时经常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当地的吴语方言。总是一天跑好几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从无锡赶火车去苏州，但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赵元任由于过度疲劳，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多一些时间用来休息，但他却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在那次调查吴语的行动中，他不辞劳苦，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结束调查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必须采用国际音标，但是由于当时的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本书的出版，为研究吴语和方言做出了极为可贵的贡献，赵元任也由此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点石成金：
如果有人没有看过某本书就对它发表评论，那么你肯定不会相信和赞同他的观点。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对某个问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就轻率地得出某种结论，那么你的结论一定也没有说服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道理很好理解，但真正不辞辛苦、排除万难地做到却很难。在这方面，清华大学的语言学专家赵元任先生显然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的这种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值得青少年朋友们学习。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
1929年，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不幸身患重病，请了西医来诊治，效果并不是很好。他的入室弟子谢国桢看到老师病情日渐加重，就将自己弟弟的岳父——驰名中华的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引荐前来为他诊治。
萧龙友登门诊治两次后，便改为由谢国桢用信详细描述梁启超的病情，用通信的方式互相联系，再由萧先生开处方对症下药。经过萧先生的精心治疗，梁启超的病情大为好转。正当家人亲友松了一口气时，梁启超的病情却突然出现反复、再次加重，主要原因是他丝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依然日夜苦读、忧国忧民。
情急之下，谢国桢再次将老师的实际情况写信告诉萧龙友。这位老中医非常重视，马上回信说，要想治好梁启超的病并不难，俗话说“三分看病七分养”，光靠药力是没有用的，要想彻底恢复健康，必须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读书治学更应禁止。不然，即使是扁鹊再生，怕也是无能为力了。
谢国桢将这封言辞恳切的信送给老师看，满心希望梁启超能听从医生的劝告，放下书本，积极治疗。没有想到，梁启超看完信后，不但没有采纳老中医的意见，还气宇昂扬地说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简简单单的一句，听得谢国桢目瞪口呆，连连叹气。对此，老中医也深感无可奈何。
此后，梁启超依然抱病读书治学，关心家国大事，劳心劳力，常常读书著书到深夜，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弱了。不久之后，梁启超——这位信奉应该像死在沙场上的战士一样的大学者，在北京与世长辞，死在他毕生致力的学术研究上。
点石成金：
也许只有读了梁启超为学术和国家“死而后已”的故事，我们才真正明白，《后汉书》中讲到的那种“马革裹尸”的悲壮绝不仅仅限于沙场。三尺讲坛之上，大师和学者的信念之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此种豪情壮志。“世界上一定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当你有一天，真正对某种事物产生了至死不渝的热情之后，你就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