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现手法上，他们拒绝隐喻、象征等复杂技巧，反对诗歌抒情的暴力，看重语言的自身繁殖力量，创造了新诗艺术世界新的智力空间，更具有诗本体意义的自觉的革命，主张一种所谓“无意识”的创作态势。在他们眼里，生活就是生活，一个是生，一个是活。生得艰难、痛苦、悖时、违运；活得混乱、复杂、疲乏、萎靡。他们不愿再用文学作为一种信念与理想，来幻想他们的生活，他们放弃了很多东西，试图重新回到认识的起点，这实际上是在无意识的假象之上一种新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重构的表现。因此，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虽然没有从哲学意义上去理解人的零散化，但却在美学上同样倾向于消弥主体在诗中的地位，将主体意向悬搁，放逐主体情感，开始了“自我”的破碎、飘零、流浪、萎缩的心路历程。而作为后现代主义生力军的“新生代”，不再把语言当作工具和手段使用，而是与生命互相照映，开始逃出语言的先天性束缚与遮蔽，主张“诗到语言止”、“诗、生命、语言是不同层面的同构”，由此而走到了反语言的极端，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术语就是“语感”。“语感”的自动生成方式，使声音功能形成生命本源的内在旋律，是直觉心理、半意识心理在刹那间的外化流程。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传统表现手法上主观强加的变形成分，而露出相当的原生与率真；同时“语感”蔑视优雅造作，推崇原始状态，以致形成了言语的粗鄙化。
他们追求结构的“自然”灵动，反对“朦胧诗”式的“高层建筑”。“新生代”诗歌中，诗是随着语言的流动而自成形体的，没有雕章琢句式的意义挖掘和语言的碰撞，同时也对诗的结构进行多重空间的解构与破坏。“新生代”诗歌这种在“平面”上流淌的方式，是与其美学追求，精神观念相一致的结果。因其对深刻意义的“高层”挖掘已失去存在的理由，所以外在的躯壳注定要遭到抛弃。
所以说，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诗歌就像是从一个大竹筐中逃出去的一个非人非兽的怪物，它经过了许多的磨难之后，变得硕大无比，包容一切，但又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所面临的，不是在传统的价值基础上的超越，而是在重新捡拾被抛弃的旧有传统价值的同时，再建构新的价值体系。超越是继承和发展，但建构更是更新和创造。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建构新的价值观及精神准则的过程中，面临着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转型。由于无法找到正确的参照物，于是就被置于一种被抛弃的文化状态之中。在缺少精神导向、价值准则或人生意义、社会前途等一系列人生参照系统时，他们的创作变得异常痛苦、繁琐和杂乱，呈现着一种所谓“无意识”的创作。因此这给“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存在的契机与空间。
三、后现代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的写作
作为21世纪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诗歌流派，“第三条道路”肩上所承载的任务不单单是要承继与宏扬后现代主义包容一切的创作风格，还要站在21世纪历史的地平线上，思考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所面临的走向，引领中国诗歌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或曰“批判的后现代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不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横的移植，也不是简单的对中国传统诗歌纵的继承；它既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第三代诗人”借助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意义和现代性的片面消解与“解构”，将文化的反叛演变为另一种不伦不类的文化的表演；更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概念代替另一个概念。它是一种诗学理论的重建与确立，是一种“反动”与行动，是站在时代的前沿，吸纳后现代主义优秀的表现手法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对中国诗歌传统诗歌和诗学进行解构之后的重建。这既要把握时代的先锋性、现代性，又要继承后现代的相异性、包容性；既是对后现代的继承：继承它的先锋性、现代性以及多元并举的表现方法；同时又是一种超越：超越它的消极面，重新树立新的诗学观念与理论，进一步完善“求同存异”的体系，整合“第三条道路”的诗学理论与思想，在原有的基础上，依托网络，依托论坛这些强有力的平台，提升三道同仁们的创作水平，形成一种相互影响，又各自保持自己写作风格的多元的“类”与“异口异声”的“差异”性文本风格，逐步形成一种特有的“第三条道路”写作风格，而这也是“第三条道路”所一贯遵循的文学主张，也是最能体现它的包容性和后现代性的主张。因为在艺术的王国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王”，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时又是和谐地融入“第三条道路”这个整体的写作者。“第三条道路”，它既包容着各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展示着个人独特的创作和人格魅力，同时又是在一个整体之内，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之中，这也是“第三条道路”不同于其它流派写作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特点。谯先生在文章中说：“‘第三条道路写作’反复强调和追求“后现代性”，实际上是为了区别于深陷“现代性”泥淖而不能自拔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充分体现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取向和审美追求充满了卓越的智慧和超然的历史姿态”。谯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后现代现实主义与后现代浪漫主义的理论概念和命题，而未具体的提出我们的任务与目标，这是否意味着“第三条道路”的写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是否对它的命题需要有一种审慎而客观的学术态度？因为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既非指引出路的向导，亦非诱向末路歧途的凶手。中国文学仍处于有待进一步充分发展之中，各种矛盾、多种文化相互撞击又相互依存；各种“历时性”的文学（文化）思潮可以“共时性”地聚会于它所提供的广阔的历史地带，并且在交替互文的危机与契机中寻找各自新的突破口和生长点。而“第三条道路”定位为“后现代现实主义”，它应该是源于后现代主义的母体，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扬弃。它们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伴生性地共存，而不是彻底的、绝对的你死我活的断裂。“后现代现实主义”继承、吸纳了诸多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特性，所以在同一时期或同一作家、作品中可能会同时包含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也包含有作为“批判的后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如谯达摩先生、兰紫野萍、青海湖、竹临石、天界、梦九慈、雷子、梅笛、元谷、鬼狼等的诗歌，温冰然的后现代浪漫主义与魔幻主义的小说创作，三木逊先生的后现代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第六指、杨雄的诗探索小说等，都已经初具了作为“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写作”的雏形，只不过是暂时缺乏理论上的高度及自我的意识，因此常常是此消彼长、你隐我显罢了。
“第三条道路”要继承西方后现代主义那种非中心、反权威和强烈的怀疑、批判意识，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一种独立、平等、求真的文化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它将打破中国文学厚重的道统壁垒，并使之出现大面积的缺口，将文化多元主义提到引人注目的地位，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展现在21世纪中国诗歌的地平线上。后现代现实主义与后现代浪漫主义既要承继西方后现代主义好的理念与方法，同时也要超越那些不良的、颓废的东西，打造自己的品牌意识，在网络载体（论坛）的推波助澜下，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风景”，引领文学的时代潮流，使“第三条道路”真正成为多元的、包容的、开放的道路，而不是“一种制约人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如果我们目前继续就话语权、从属性论争，是否意味第三条道路所要张扬的多元又异化为新的一元？包容变成不相容？开放成了囚禁？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创作氛围里，又能汇集多少真正的艺术家？那么第三条道路会不会是盘峰论争的再现？是诗歌写作者与拥护者的一个精神的乌托邦？是另一次滑铁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再深思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传统的现实主义仍占有很大市场，传统的浪漫主义亦余风犹存，而非非主义、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垃圾派等西方式后现代主义的变种还在继续喧嚣。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规模移植并泛滥之后的反拨，“批判的后现代主义”之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将以何种姿态出现，这是“第三条道路”理论家们今后应着力探索与解决的。谯先生在近作《在旷野的呼告》里，更加明确的提到了“第三条道路”的定位：“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第三条道路’应尽可能规避突然断裂或终结的命运，因此，我始终强调‘第三条道路’应继续敞开，彻底敞开，应无限期地延伸下去。话又说回来，我的这一诗学理念和持续不断的诗学行动，也是在切实履行‘第三条道路’最初的理论承诺”。个人对谯先生这一定位是赞同的，但值得所有三道同仁深思的是：作为一个引领文学潮流的流派，在经历了一段时期求新立异的狂欢、在消解了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完成了后现代文学双重转化之后，如何及时地调整方向，避免由形式实验走向覆灭，宏观理论与微观实际不相符合，这是值得我们再思考的。个人认为：作为“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第三条道路”，首先应继续完善我们的宗旨，以和谐、包容、平等为原则，从现实中汲取新生的力量，在尽可能地克服西方现代性文学之狭隘性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现代性文学的重建，彰显本真的意义与价值，让“第三条道路”逐渐转入一个相对平稳的、轻松和谐的创作氛围。唯有用优秀的作品和理论文本说话（而不是过多的去纠缠什么从属问题），“第三条道路”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文学家通向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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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紫陌红尘，原名王榭，女，现供职于湖北师范学院图书馆，发表有学术论文。现居黄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