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措施中，周恩来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问题。他在1955年11月就曾指出：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所谓尊重，“是要尊重他们那个知识”，“尤其是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他说，这样做，对于国家和各项建设，对于国家的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用的”。对于他们的使用应该作到“用而不疑”。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周恩来在《报告》中批评了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敬而远之的作法，认为“这样，既缺乏了解，也容易形成隔膜”。周恩来一向把向知识分子学习，同他们交朋友，作为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的一项基本内容。他身体力行，一直是这样实践的。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深情地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一直和知识分子交朋友，他也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一方面，我们对周总理很尊重，很爱戴；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可以无话不说。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呢？这是因为周总理懂得知识分子，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时刻关心他们的疾苦。这样，他和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必然会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高度重视根据实际可能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
1955年11月，周恩来就曾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在生活待遇上的状况，应当说，“比抗战时期好”，但“比抗战前差”，就其整体情况看“比旧社会稳”。如果同政府官员的工资比较，现在除极少数教授的工资同司局长差不多外，其他的只相当于副司局长甚至更低。这都是因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的结果。因此，知识分子的工资一定要调整。这件事将由党中央直接抓。
基于以上认识，周恩来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问题，指出提高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他们在业务上的上进心，加强新生力量的培养，刺激科学文化的进步，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他强调：如果他们“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太多的时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在周恩来的过问和主持下，1956年6月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有了普遍的增加，其中教授、研究员的最高工资由253元提到345元，增资幅度为36.4％。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措施，为掀起“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国科学技术战略
鉴于科学对于国力盛衰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而我国科学技术又很落后的现状，周恩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紧急呼吁：“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必须“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
怎样做到这点呢？
周恩来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既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又要在务实精神指导下，确定正确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据此，他以世界战略家的眼光和恢宏气魄，在《报告》中提出了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要在12年内，即“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为此，他指出：我们将要制定的从1956年到1976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最短缺的而又是国家建设的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最短缺的而又是建设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应该说，这一决策，是现实的、突出重点的明智之举。
为了真正有效地实现这一决策，周恩来强调：国家除了拟定一个大规模的培养干部规化外，还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也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政府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再就是“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如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等。“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周恩来认为，还应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使之“保持适当的比例”，纠正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偏向。他强调：我们“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种倾向，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同样存在着。他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周恩来在报告快要结束时，提高了声音，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地依靠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他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富有鼓动性的结束语，赢得了与会者兴奋而持久的热烈掌声。
周恩来在《报告》中所阐述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是对会议的最重要的贡献，成为会议的两个基本议题。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周恩来所作的《报告》，普遍感到知识分子确实将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今后应该努力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采取其他各种积极措施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这次会议1月20日闭幕。在会议闭幕的这一天，毛泽东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远景规划
为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周恩来首先抓了有关具体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指示、决定等文件与材料的修改定稿，以及下发实施和检查落实工作。这是一项细致而又必须做好的工作。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部门都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
1956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进一步确认了周恩来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和有关政策。在周恩来的过问和指导下，这以后，针对党内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所存在的6个方面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出有关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规定、通知以及典型材料。
——这年4、5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