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置明经、进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主司则以考功郎中，后以考功员外郎。士人所趋，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翘。开元十九年，置宏词，始于郑昕。开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于颜真卿。是年，考功员外郎李昂摘进士李权章句疵之，榜于通衢；权摘昂诗句之失，由是世难其事，乃命礼部侍郎主之。后有左补阙薛邕，中书舍人达奚、李韦、李麟、姚子彦、张蒙、高郢、权德舆、卫次公、张宏靖、于允躬、韦贯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贾饣束、沈、杜审权、李、裴恒、王铎、李蔚、赵骘、郑愚，太常少卿李建，尚书萧昕，仆射王起，常侍萧仿，黄门侍郎许孟容、郑显，刑部侍郎崔枢，户部侍郎韦昭度杂主之，而宏靖不以进士显。
唐朝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案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郎职当考试。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高宗时，进士特难其选。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狼籍，命西朝堂斩决。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复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明皇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倾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盛，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御。开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贡举属于礼部，侍郎姚奕颇振纲纪焉。后明经停墨策，试口义，并时务策三道。进士改贴大经，加《论语》。自是举司帖经，多有聱牙、孤绝、例拔、筑注之目。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厄。天宝初，达奚、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声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十一年，杨国忠初知选事，进士孙季卿会谒国忠，言礼部帖经之弊：“举人有实材者，帖经既落，不得试文；若先试杂文，然后帖经，则无遗才矣。”国忠然之。无何，有敕进士先试帖，然仍前后开一行，是岁收人有倍常岁。又旧例：试杂文者，一时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方略，一道为征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究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为之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名曰《进士登科记》，亦所以示前良，发起后进也。宝应二年，杨绾为礼部侍郎，奏：举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请依乡举里选。于是诏天下举秀才孝廉，而考试章条，渐加繁密，至于升进德行，未之能也。其后应此科者益少，遂罢之，复为明经、进士。
唐制：常举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扬拔擢，名目甚众。则天广收才彦，起家或拜中书舍人、员外郎，次拾遗、补阙。明皇尤加精选，下无滞才。然制举出身，名望虽美，犹居进士之下。仕宦自进士而历清贯，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绾余官也。朋僚迁拜，或以此更相讥弄。举人应及第者，关检无籍者，不得与第。陈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放榜，章甫上书：“昨见榜云：‘户部报无籍者。’昔傅说无姓，商后置于盐梅之地；屠羊隐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闻征籍也。范雎改姓易名为张禄先生，秦用之霸；张良为韩报仇，变姓名而游下邳，汉高用之为相。则知籍者，所以计赋耳，本防群小，不约贤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弃之；苟无良德，虽籍何为？”所司不能夺，特谘执政收之。常举外，复有通五经、明一史，以献文章并著述之辈，或府中书考试，亦同制举。
春官氏每岁选升进士三十人，以备将相之任。是日，自状元已下，同诣座主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进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孙”。又有同宗座主宜为侄，而反为叔。言叙既毕，拜礼得申。予辄议曰：“春官氏选士得其人，止供职业耳，而俊造之士，以经术待聘，获采拔于有司，则朝廷与春官氏皆何恩于举子？今使谢之，则与选士之旨，岂不异乎？至有海东之子，岭峤之人，皆与华族叙中表，从使拜首而已。论诸事体，又何有哉？”
神龙元年已来，累为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极元年、开元元年。裴耀卿再，开元五年、六年。李纳四，开元七年、八年、九年、十年。严挺之三，开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复再，开元十九年、二十年。孙逖再，开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已前，并考功员外郎。姚奕再，开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始命春官小宗伯主之。崔翘三，开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达奚四，天宝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岩三，天宝六年、七载、八载。李麟再，天宝十载、十一载。阳涣再，天宝十二载、十五载。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彦再，乾元三年、上元二年。萧昕再，宝应二年、贞元三年。薛邕四，大历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张渭三，大历六年、七年、八年。蒋涣再，大历九年、十年。常兖三，大历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潘炎再，大历十三年、十四年。鲍防三，兴元二年、贞元元年、二年。刘太真再，贞元四年、五年。顾少连再，贞元十年、十四年。吕渭三，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权德舆三，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举，永贞元年。崔再，元和元年、二年。韦贯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元和十年、十一年。王起四，长庆二年、三年、会昌三年、四年。杨嗣复再，宝历元年、二年。崔郾再，太和元年、二年。郑浣再，太和三年、四年。贾饣束再，太和五年、六年。高锴再，开成元年、二年。柳景再，开成五年、会昌元年。陈商再，会昌五年、六年。郑颢再，大中十年、十三年。
董生言：日常右转，星常左转。大凡不满三万，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约八十年差一度。自汉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含元殿，凿龙首冈以为址，彤墀钅口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阙，龙尾道出于阙前，倚栏下视，南山如在掌中。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御杖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文武缨佩，蕃夷酋长皆序立。仰观玉座，若在霄汉。
太湖中有禹庙。山僧云：“禹导吴江以泄具区，会诸侯于此。”
西明寺、慈恩寺多古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狮子趺心花”，为时所重。圣善、敬爱两寺，亦有古画。圣善寺木塔院，多郑广文画并书，敬爱寺山亭院有画雉尾若丹砂子，上有进士房增题名处。后有人题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颜意欲狂。见说正调穿泪箭，莫教射破寺家墙。”西北角有病龙院，并吴生画。
卢言旧宅在东都归德坊南街。厅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韦冕郎中画马六匹。
兖州邹县峄山，南面半腹，东西长数十步。其处生桐，相传以为《禹贡》“峄阳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异于常桐者，诸山皆发地土多，惟此山大石攒倚，石间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虚，故桐木响绝，以是珍而入贡也。按《汉书 地理志》：下邳县西，有葛峄山，古之峄阳下邳者是矣。
关西西风则雨，东风则晴，皆以为常候。夫九州之地，洛阳为土中，风雨之所交也。今关西西风则雨，关东东风则雨，是风气各自其方而来，交于土中，阴阳和则雨成。
相里汤阴县北有里城，周回可三百余步，其中平实，高于城外地丈余，北开一门，相传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诘纣文》云：“崇侯何功，乃用为辅？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负土既盈，兴立炮烙，贼害忠贞。”观此意，见文王所囚之地，纣使负土实此城也。未详子建所据。今按：此东顿邱、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周一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实。郭缘生《述征记》云：“彭城东有宅城，云是崇侯冢，自淮迄于河上。城而实中谓之‘宅’，邱垅可阻谓之‘固’。”然则城小而实，皆古人因依立冢以为保固，子建所云“负土既盈”，或承流俗之传耳。
晋文王欲修九龙堰，阮步兵举锄掘地，得古承水铜龙六枚，堰遂成。水历曷东注，谓之千金渠。晋世又广功焉。石人东肋下文云：“泰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荡坏三曷，今改为曷。更于西开泄，名曰伐（原注：一作代）龙渠。增高千金之旧一丈四尺，若五龙。岁久复坏，可转于西更开三曷。二渠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毕。”伐龙渠，即九龙渠也。元魏修复故曷，朝廷太和中造石渠于水上。按桥西门之南颊文，称晋元康二年十一月二日毕。汉司空王梁为河南，将引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下流。后张纯堰洛而通漕，是渠今引洛水，盖纯之创也。
凡造物由水，水由土。故江东宜绫纱，宜纸，镜水之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然后文采焕发。郑人以荥水酿酒，近邑与远郊美数倍。齐人以阿井煎胶，其井比旁井重数倍。
蜀土旧无兔鸽。隋开皇中，荀秀镇益州，命左右卖兔、鸽而往。今蜀中鸽尚稀而兔已众。戴祚《西征记》云：“开封县东二佛寺，余至此始见鸽，大小如鸠，戏时两两相对。”祚，江东人，晋末从刘裕西征姚泓，至开封县始识鸽。江东旧亦无鸽。梁武时，侯景围台城，军士熏鼠捕鸽而食。数月之后，殿屋鼠鸽皆尽。然则江东有鸽，亦当自北贲往耳。
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以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也。淮南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陕之三门，闽越之恶溪，南康赣石，皆绝险之处，自有本土人为工。大抵峡路峻急，故曰“朝离白帝，暮宿江陵”。四月、五月尤险，故曰：“滟大如马，瞿唐不可下；滟大如牛，瞿唐不可留；滟大如袱，瞿唐不可触。”扬子、钱塘二江，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信风”。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麦信。暴风之候，有抛车云，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语曰：“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大，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水居颇多，与一屋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声乐，役奴婢，以据舵楼之下。
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安邑。师子国船最大，梯上下数吏，皆积百货。至则本道辐辏，都邑为喧阗。有番长为主人，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船脚，禁珍异，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船发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船没则鸽归。
龙门人皆言善于悬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扫必于河滨，终于水死也。
海上居人，时见飞楼如结构之状，甚壮丽者；太原以北晨行，则烟霭之中睹城阙状，如女墙雉堞者：皆《天官书》所谓蜃也。
建安郡建安县有大勤墟，中有石，无小大悉如砚形。旧说此墟人有好学，而于义理不能疾晓，常自咎顽愚，每盛夏烈暑，乃肉袒以自负。后因雷雨，空中有人谓曰：“念尔恳诚，吾令尔墟内石，大小俱成砚，苟用者，义理速解，以旌尔志。”雨止视之，果然。今俗谓之“孔砚”。
轻纱，夏中用者名为“冷子”，取其似蕉叶之轻健而名之。
林邑献火珠，云得于罗刹国。
风炉子以周绕通风也，一说形象烽火，名“烽炉子”。
茶拓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手，取碟子承之。既啜，杯倾，乃以蜡环碟中央，其杯遂定。即命工以漆环代蜡。宁善之，为制名，遂行于世。其后传者，更环其底，以为百状焉（原注：贞元初，青郓犹绘为碟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样。后人多云拓子，非也。蜀相即升平崔家）。
元和中，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数千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所遗。其后稍用注子，形若，而盖、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犯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名曰“偏提”，时亦以为便，且言柄有碍而屡倾侧。
被袋非古制，不知何时起也，比者远游行则用。太和九年，以十家之累，士人被窜谪，人皆不自保，常虞仓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备四时服用。旧以纽革为腰囊，置于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袋易之。大中以来，吴人亦结丝为之，或有饷遗，豪徒玩而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