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僭上，惟君臣之礼宜严，师弟则稍杀矣。圣门之中，有尊卑之别，不可稍逾。曾子责子夏曰：“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隐然有天泽之分焉。刘焉、刘璋父子，相继为益州牧，刘表讥其有西河之似，可谓罕譬而喻。庚子议和之役，李文忠居贤良寺别宅。建德周玉山制府，时以直隶布政使为随员，寓寺东院，有时乘肩舆而出，京朝官自侍郎以下所未有也。于晦若侍郎讥之曰：“如刘璋之在蜀。”此制府一时任意，侍郎亦一时戏言耳。实有其事者，惟文忠丁忧之时，张靖达护理直督，庶乎近之。其奏调丰润张幼樵学士帮办水师，有参四道八镇之说。斯时学士直声振中外，挟以自随，实为示威属下之意。诏责其冒昧，弗许。相传公子霭卿部郎，清流党人也，与之为友，先得其同意，而后奏入。学士语人曰：“事诚有之，而未之允，疏已遽上，诚为憾事。是日考差，余适有小功之服，未之前往。不知者以为避考待旨，尤为误会。”未几，靖达至京，遇学士，谓之曰：“吾尝读《四书》文矣，冒昧足以偾事，冒昧亦足以济事。”学士一笑置之。然靖达遂以是得罪南城舆论，直至移督两粤，开缺从军，众口雌黄，犹未已也。
朝鲜之役，以国王本生父大院君与闵妃争权，王外迫于所生，内逼于所爱，处置不善，致启内忧而兴外患，人人知之，不待言矣。大院君，朝鲜守旧党也，心向吾国，为息事宁人之本。朝鲜国家大计，固莫便于此。闵妃喜新法，少年急进之徒，诱以自强之说，而不自度德量力，实为乱阶。变作，朝廷遣将出师。吴武壮率兵以往，即先文庄部下之亲庆军，于捻平之后，留驻北省，拱卫京畿者也。武壮军人，不谙外交。时张靖达署直督，使丹徒马眉叔同行。入其国，知其情，欲去祸源，有投鼠忌器之势。当时之上策，纵乱卒戕害闵妃，诚一劳而永逸。其后日本定朝鲜之乱，即行此计。武壮见未及此，知弗能治闵妃之罪，更无词可使出境，必不得已，携大院君还。譬如二人互斗，其过在甲，因有他故，不能使甲离其地，而强乙以去，亦不失为中策。使吾国于大院君之来，优加礼貌，使之乐而忘返，未始非息争之一道。乃视若俘虏，待如囚犯，安置于保定府。属国忠诚之士，反在羁禁之中，人心不平，藩邦觖望，莫甚于此。醇王以皇帝本生父当国，视大院君为同类，本乎一人之私，不顾国家大患，又无故而纵之。反使大院君一党，服事我者既已灰心，闵妃一党，谋叛我者更生异志。不及十年，东学党再起，而世事不可问矣。
母弟辅政，周公犹有疑焉，况下者乎！一误再误，虽宋太宗，未免于僭，馀可知已。、恭、醇三王，犹有皇王气概，非宣统间亲贵之比也。咸丰朝咸不见用，天子之弟，不必有以自见，颇得养晦之道。文宗用人，惟贤是尚，不分满汉，皆肃顺匡辅之功。秋热河，以军符予曾文正，实开中兴之业。不幸帝乃殂落，三奸夷灭，恭邸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李文忠尤其倚赖，凡所措置，足奠邦基，直至宣统末年，宫禁并无失德，颇足彰明一朝盛治。德宗嗣位初年，醇邸欲以左易李，既知不可，任之益专。文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臣下弹章，如黄涑兰侍郎、朱蓉生侍御，皆立予谴责，不能动也，较之他日疆吏贿买当国者，殆有异焉。文忠安内攘外，声望极一时之盛，当贤王倚畀之日，正外邦倾服之时。然地位愈高，益自隐晦，威福之柄，殊不自居。张文襄督粤，使王雪澄观察观政于北洋，往见文忠。文忠知其习滇事，谘诹甚备，而无暇及于新政。观察归至沪，见谕旨擢用岑襄勤，一切设施，悉如所言，乃知文忠之才大心细，而当局之言听计从也。曾惠敏归自欧洲，文忠以文正之嗣，亲近异乎寻常。惠敏年富气盛，略示欲得两江之意。文忠曰：“以子之才地勋劳，且承先德，何不可者！江南地大不易治，先试诸陕甘，何如？”惠敏怒曰：“虽死，固不愿往。”既而，醇邸屡以惠敏位置为问，文忠曰：“徐之以老其才。”惠敏困于译署，郁郁而卒，病中颇怼文忠负义，时人方知文忠遥执朝政云。又有一事，足以与此互相印证者。张霭青观察，南城谓之“清流靴子”，讥其比之于腿，犹隔一层也。又谓为“捐班清流”，而乃翁靖达为“诰封清流”，以善与诸名士交，而有是称。观察才识，文忠固所夙知。先文庄以姻娅故，益加青睐，需次入蜀，立予盐差，旋补建昌道缺。致书文忠，荐为按察使。文忠复书曰：“朝廷黜陟，从不与闻。”再请，则曰：“道员升臬，鲤鱼跃龙门，谈何容易！”其讳言权势而慎重名器如此。
李文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生平持盈保泰，从不敢擅作威福，虽参预密勿，惟恐人知。素与先文庄交善。今观所遗书牍，一再表明其志，可见时人误为宋之贾似道、明之严嵩。然宋人劾似道，明人劾嵩者，俱有奇祸。今人劾文忠者，充其极，至御史回原衙门而已；犹可藉此得美名，博取人间富若贵，亦何惮而不为哉！推原其故，文忠虽无不满于人意之处，然李氏族大人众，良莠不齐，与民争利，倚势凌人，恐不能免。其致怨也，或以此之故与！先文庄丁忧起复，入京过天津，寓文忠行辕，与赵子方观察居一院。子方密告“傅相疏荐”，旋见而言谢。文忠笑曰：“子方泄我几事矣。内意将简东抚，以法、越生衅，浙省海疆事急，陈携丞求调，因移携丞于东，而以浙江借重使君云。”其后醇邸阅海，携丞中丞不请诸王仪制，为备行馆于烟台，用黄缎绣龙铺垫。醇邸行时，唯恐太后见疑，特请李莲英自随，名为优礼亲藩，以内廷宫监赍送往来，出于体恤之诚，隐寓监察之意。闻地方供给越出礼外，托词不复登岸。张勤果从办海军，勋劳甚著，随节出巡，遇事辅相，颇为邸所激赏。未几，黄河决口，携丞中丞去官，勤果即继其任。《清史稿》采取断烂朝报，似未贯串。
《清史》而立《货殖传》，则莫胡光墉若。光墉，字雪岩，杭之仁和人。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
王壮愍自苏藩至浙抚，皆倚之办饷，接济大营毋匮。左文襄至浙，初闻谤言，欲加以罪。一见大加赏识，军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则借外债，尤非光墉弗克举。迭经保案，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俨然显宦。特旨赏布政司衔，赏黄马褂，尤为异数矣。
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国库支黜有时，常通有无，颇恃以为缓急之计。
先文庄抚浙之初，藩库欠光墉资二十万，尚不知其为何如人也。光墉见，称述中堂不置，而莫明其为谁。问之，乃湘阴也，笑而遣之。未久，光墉以破产闻。先是，关外军需，咸经光墉之肆。频年外洋丝市不振，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上海道邵小村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
光墉有银号一、典二十有九、田地万亩，其他财货称是。上海、杭州各营大宅，其杭宅尤为富丽，皆规禁御，仿西法，屡毁屡造，中蓄姬妾辈十馀人。先一日，光墉由沪而杭，尽呼之集一堂。自私室出，立即下键，各予以五百金遣去，不得归取物，有怀挟者任之。光墉选艳，惟爱幼孀，以为淫佚恣意之便，本无一人崇尚名节，故一哄而散，毋稍留恋。
次日，光墉将其业产簿据献于文庄，不稍隐匿。在落魄之中，气概光明，曾未少贬抑。文庄为设局清理，令候补州县二十九人接收各典，皆踌躇莫知所对语。文庄谓此二十九人者曰：“诸君学古入官，独不思他日积赀致富，设典肆以谋生乎？收典犹开典也，不外验赀查帐而已。”
文协揆存款三十五万，疏请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孙子授侍郎乃文庄庚申同年也，有万金在其银肆内。张幼樵学士来书云：“子授得失尚觉坦然，而家人皇遽，虑无以为生计，乞为援手。”亦诺焉。其外，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之可以丈尺计。则一时中扰乱情形，可想见已。
前一岁，有僧以赀五百元存于杭城典肆，肆伙以为方外，书名不便，拒而不纳。僧以木鱼敲于门外三日三夜，光墉偶过其处，问故，许之。及是，僧至取款不与，则敲木鱼不止，肆伙笑谓之曰：“和尚，汝昔以三日三夜之力而敲入，今欲以三日三夜之力敲出，不可得也。”不得已，而以妇人衣裤折价相抵。僧持，泣曰：“僧携此他往，诚不知死所矣。”挥泪而去。其流毒类如是。
是时，贾商贩竖挟胡氏物出售者，其类不可胜数，罔不显其奢丽，其屋上雕镂、室中几案、园内树石，每易一主辄迁移以去，至于清亡而未已。
光墉未几即死，其母旋亡，距七十寿筵不足一岁。杭人谑之曰：“使母早三月逝，当备极荣哀之礼，此老妇人真以寿为戚矣。”
《海上花列传》中，黎篆鸿即光墉也，语焉未详。传中有女婿朱淑人，今亦无考。然光墉有后嗣，庆余堂之半仍为彼有，营业至今不衰云。
台匪黄金满，逸盗也。盗既逸出，天涯地角、海氵筮山陬无不可以容身，虽欲缉获，无克期必得之理。当时大乱初平，人心未静，不逞之徒辄假之为标帜，江浙两省每遇盗贼之案，均用影射，甚至苏州文庙以金满名易入神位，尤为骇人听闻。先文庄任浙抚，诏旨督捕甚严，复使彭刚直往浙专治其事，而渺不可得。会旧部文员中徐春荣，杭人也，与天台县廪生谢梦兰习，令梦兰入其穴招之来降，问以近日江浙两省事，均茫然不知所以。春荣引之入见，乃一委琐不堪之贼也。文庄谓曰：“为盗而枭首于吾辕下者，不知凡几尔。犯罪累累而许以不死，何其幸也。”金满作向前势，曰：“抚台命我前进几步。”即上前几步，又作向后势，曰：“抚台命我退后几步。”即退后几步。文庄曰：“如此，良佳。”及刚直入粤督师，携金满往，且为之娶。至粤，来书曰：“金满又纳妾，从此不思为贼矣。”同时清议颇不以招降为然，文庄于始早为之计，令台绅请于刚直，刚直许可，乃会闽督何小宋制府衔入奏，而言路弹章仍复不免。一日，文庄至幕客文芸阁孝廉室，见一简，为盛伯羲祭酒书。论及金满案，言一劾不许必再，再劾不已必三云。及时过境迁，皆知金满无贰，甲午之役，将用以拒敌，皆曰：“彭刚直招降之功也。”吾国士大夫毁誉，大率类此。
东晋焚石勒币，壮哉！自此以后，莫能几矣。然宋以岁币奉敌，犹能言和，延祚百馀年而后亡。推原其故，国家尚有断制之力，不为士夫所劫持。至明末，欲和而不敢和，可和而无以和，则庄烈之朝纲，不如真、仁、高、孝远甚。而南宋道学方盛之时，尚有正气，又非东林诸人比也。道光朝，海禁大开，夷务为第一要政，于是挟一罅之见者哆口张目，发为快论，以隆虚誉而谋私利，置国家安危、生民祸福于不问。甚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郭筠仙侍郎《使西纪程》云：“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于斯。”足为流俗箴砭，而远大计划未之及也。以弱遇强，必如周太王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犬马，事之以珠玉；越王句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乃足成霸王之业，滔滔者何足语此！
天下事皆有两端。一端以款为罪，则自命清流之列者也。当时诸名士，为首者称四大金刚，负敢谏之名，为朝廷所重。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平时谏草，辄于嵩云草堂，为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张某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腿”。其依草附木者，则以“清流靴子”呼之，意谓较之于腿，犹有间也。因而有赀者为“捐班清流”，有佳子弟者为“诰封清流”，由是互相标榜，以跻显贵。既有捷径，则人莫不趋，徒党之众，固其宜矣。于是一端以款为主，恃“洋务”二字为妙用而致速化。越南事起，言事者多败，惟{客心}斋依北洋，获以保全。己酉之岁，日本游士竹添静一者，移书通商衙门，欲见吴江殷谱经侍郎及南皮张香涛太史。主者以闻，上知其人，屡加不次之擢。南皮遂由编修得司业，跻阁学，授晋抚。先以外力致贵，得志后不忘其本，用人行政，惟以洋务为重。于李文忠，则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摹之工，非余子所能望其肩背。及{客心}斋败于辽西，清流之中，惟余南皮一人，如硕果仅存，锐意新政，实得文忠心传。再传而武进、项城，南海、新会同时并出，遂屋清社。
周武壮于军务平后，驻防小站，以西法练兵，每日往校场亲自督率。当时，北洋淮军平日不忘武备者，以盛军为冠。发、捻两役，旧将存者，亦惟武壮一人。甲申之岁，丁忧回籍，旋即病故淮军命运，于以终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