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姚莹就逮时，上浙抚刘韵珂书云：『莹与达镇军以擒斩夷俘，为夷目谲愬，大帅相继纠弹，更有摭拾浮言，为彼之助者；致干震怒，逮问入都。既负圣明特贲之恩，又孤上台知荐之德，惶悚难言。即当赴省，候文就道，不得面辞。承明谕：「原奏未尝不是，惟斩俘太急。再逾两月则抚议成，而事可免』。又谓：『镇、道此行非辱甚矣！大君子持论之允也，顾尚有未白于左右者。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镇、道冒功，上干天听。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为己美，未有称举众善而以为冒功者也。鸡笼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程亦五日，皆在台之北境；两次擒夷，均非镇、道身在行间，惟据文武士民禀报之词耳。自古军中验功，皆凭俘馘、旗帜、铠仗，有则行赏，故人人用命。是以周师耀武，史有漂杵之文；项羽自刎，汉有五侯之赏。所谓「兵贵虚声，宽则得众」也。鸡笼之破洋舟虽以冲礁、大安之破洋舟虽云搁浅，然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乘危取乱，未失机宜。洋舟前后五犯台洋，草屿贼船勾结于外、逆匪巨盗乘机散乱于内，卒得保守岩疆，危而复安，未烦内地一兵、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第无以鼓舞而驱策之，焉能致此！况当时各路禀报，皆称接仗计诱；所献夷囚、炮械、衣甲、图书既验属实，复有绿营旗帜、军衣、刀仗与浙江巡抚营官印文、火药、道里数册，确系骚扰内地之兵船。其时敌焰方张，蹂躏数省，荼毒我民人、戕害我大将，朝廷屡有专征之命、阃外曾无告捷之师；宵旰忧勤，忠良切齿。郡中得破舟擒夷之报，咸额首称庆，谓海若效灵，助我文武士民歼此丑类，亟当飞章入告，上慰九重焦愤之怀，且以张我三军挫敌锐气；在事文武方赏劳之不暇，岂为镇、道不在行间、功不出己，遂贬损其辞哉！镇、道原奏，皆据众报汇叙，未言镇、道自为；即文武禀报，亦未没士民所获，士民亦未有控文武攘其功者。怡宪渡台逮问镇、道，成算早定。一时郡兵不服，其势汹汹；镇军惧变，亲自拊循慰谕乃散。翌日，众兵犹人持香一炷，赴钦使行署泣愬；而全台士民远近奔赴，具呈为镇、道申理者甚众，皆未邀台案议叙之人也。虽宪批不准，然皆已受其辞，有案可稽；则镇、道非有冒功之心明矣！鸡笼洋舟到口三日后乃开炮，我兵亦开炮相持；大安洋舟实为渔人所误搁浅，兵民因以乘之。当时陈辞，初非臆造。讵料就抚后，追憾台湾擒斩其人，遍张伪示，以为「中华之辱，莫甚于此」；计逐镇道，以快其私。大帅相继纠参，而台湾冒功之狱成矣。在诸公创巨痛深，以为甫得休息，深惧再启兵戎；谋国之意，夫岂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怡宪抵台；次日，传旨逮问，以所访闻，令镇、道具辞。莹与镇军熟计：英人强梁反复，今一切权宜区处，肤愬之辞，非口舌所能折辩。镇、道不去，而英或至，必不能听其所为；英或别有要求，又烦圣厪，大局诚不可不顾。且愬出英人，若以为诬，英必不肯服；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诸文武即不以为功，岂可更使获咎，失忠义之心；惟有镇、道引咎而已。盖英未抚以前，道在扬威励士；既抚以后，道在息事安民。镇、道受恩深重，事有乖违，无所逃罪，理则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镇、道见英伪示，即照录具奏，自请撤回查办。其折在口守风，闻怡宪已奉旨渡台，乃追回钞呈怡宪舟次，缮折犹存。今以罪去，诚乃本怀；将来入都，亦必如前请罪，以完此案。夫世俗纷纷，皆由富贵功名之念重、君臣道义之念轻耳。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古有杀身成仁、毁家纾难者，彼何人哉！怡宪不谅志士立身，以为及此尚形强矫，颇相诘责，不能辩也！至台湾镇、道奏事，乃国制也。隔海文书往复，不能刻期；军中朝夕百变，若事事请命，则贻误多矣。惟念大君子有知己之感，区区微忱，幸亮察之』。又与方植之书云：『年前接读手书及论洋务文，深为叹息！所论何尝不中，无如任事人少、畏葸者多，必舍身家性命于度外，真能得兵民心，审事局之全、察时势之变，复有强毅果敢之力，乃可言之。此非卤莽轻躁所能济事也。虽有善策，无干济之人，奈之何哉！今世所称贤能矫矫者，非书生、则狱吏，何可以治太平之民耳。晓畅兵机，才堪将帅，目中未见其选也！况局势已成，挽回更难为力耶！莹五载台湾，枕戈筹饷、练勇设防，心殚力竭，甫能保守危疆，未至偾败。然举世获罪，独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镇、道受赏，督、抚无功，又有「以小加大」之嫌。况以英人之强黠，不能得志于台湾，更为肤愬之辞恫喝诸帅，逐镇、道以逞所欲；江南、闽中弹章相继，大府衔命渡台逮问，成见早定，不容剖陈。当此之时，英为原告，大臣靡然从风，断非口舌能争之事。镇、道身为大员，断无哓哓申辩之理；自当委曲以全大局。至于台之兵民，向所恃者，镇、道在也；镇、道得罪，谁敢上控大府、外结怨于凶酋乎？委员迫取结状，多方恐吓，不得不遵；于是镇、道冒功之案成矣！然台之人，固不谓然也；始见镇、道逮问，精兵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达镇军惧激变，亲自拊循、婉曲开譬，众兵乃痛哭投戈而罢。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亦足见直道自在人间也。覆奏已上，天子圣明，令解内审讯；寻绎谕辞，严厉中似犹有矜全之意，或可邀末减也！委员护解启程，当在五月中旬；大局已坏，镇、道又何足言！但愿委身法吏，从此永靖兵革以安吾民，则大幸耳。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是非之辩，何益于事！古有毁家纾难、杀身成仁者，独彼非丈夫哉！区区私衷，惟鉴察焉。倘追林、邓二公相聚西域，亦不寂寞；或可乘暇读书，补身心未了之事，岂不美哉』！
——以上见原书卷十二。
辛亥、咸丰元年
诏雪达洪阿、姚莹冤
初，上在潜邸，即深知达洪阿、姚莹之冤。至是，诏告天下，有曰：『当时政府力排异己，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于是台湾之狱大白，姚莹等寻起用。
——以上见原书卷十三。
庚申、咸丰十年
冬十月，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
时各国交涉纷烦，军机处难以兼理，因议建总理衙门。奉上谕：『恭亲王等奏「办理通商善后章程」一折，均系实在情形，即照原议办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诉、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应设司员，即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内满、汉挑取八员，即作为定额；毋庸再兼军机处行走，轮班办事。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著作为办理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会同各该将军、督、抚、府尹办理；并颁给「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关防。其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及内江三口、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各口通商事务，着江苏巡抚薛焕办理。新立口岸，惟牛庄一口归山海关监督经管；其余登州各口，着该督、抚会同崇厚、薛焕派员管理。所有各国照会，随时奏报，并将原照一并呈览；一面咨礼部转咨总理衙门，并着各该将军、督、抚互相知照。其吉林、黑龙江中外边界事件，并着该将军等据实奏报，不准稍有隐饰』。
——以上见原书卷十五。
乙丑、同治四年
以两江总督兼理南洋大臣。
南洋自五口通商，外洋麇集，换条约诸事，交涉纷繁。咸丰八年，曾颁钦差大臣关防，或归两广总督、或归两江江苏督抚兼管；是年始定归两江总督专责，于是有「南洋大臣」之称。每年额拨南洋经费，洋税项下，江海关二成，粤海、山海、浙海、闽海沪尾、打狗二口（二口在台湾）各关四成；华税项下，分解一半，照四成例算；并派各省厘金项下，江苏、浙江各二十万，湖北、广东、福建、江西各十五万协济南洋，筹办海防及添制船炮、军械之需。
丙寅、同治五年
冬十一月，以沈葆桢总理福建船政。
时讲求海防，力图自强。闽浙总督左宗棠因请创立船政，派重臣总理。上命沈葆桢总司其事，专折奏事；先刻木质关防印用，一切事宜及需用经费，均与英桂、吴棠、徐宗干等商办。时葆桢方丁忧在籍，以材非其任，力辞；不许。
丁卯、同治六年
六月，沈葆桢入船政局任事。
沈葆桢既力辞船政不许，左宗棠奉命西征，复再三敦劝；葆桢犹屡辞，终莫获请。至是服阕，不得已，起任事，犹举「七难」入告。称『臣之材望，迥非左宗棠比，而所处之地又各不同。洋人性善疑，非其素所信服之人，动生疑忌。日意格、德克碑久隶左宗棠麾下，其公忠果毅亲见之而习知之，固宜为之尽力；臣于二将无一面之识。其难一也。轮船经费与别项军需不同，稍不应手，便碍大局。其难二也。绅，受治于官者也；为所治者忽然与之并列，其势必争。其难三也。官之于民，有分以相临；故威则知惩、恩则知劝。绅与士民等耳，恩威俱窒。其难四也。欲速则不成，惜费则不成。其难五也。外国可法之事无多，而制器之工实臻神妙，其人非有聪明绝异之质；但此精益求精、密益加密，不以见难自阻、不以小得自足，此意正自可师。内地工匠专以偷工减料为能，用意即已迥别；故不患洋人教导之不力，而患内地工匠向学之不殷。非峻法以驱之、重赏以诱之，不足以破除痼习。其难六也。日意格、德克碑功成之日，既获厚利、又得重名，名利所归，妒之者众；求分其利、求毁其名，皆在意料之中。稍涉湤移，则前功尽弃。左宗棠威望足以镇之，非臣所能及。其难七也。具此七难，何敢轻率从事！惟念时事多艰，皇太后、皇上且旰食宵衣，焦劳中夜；若为臣子者狃于避谤远罪之私智，何以上答君父而自立于天地之间！是以再四踌躇，欲辞不敢；计惟有毁誉听之人、祸福听之天，竭尽愚诚，冀报高厚鸿慈于万一。臣所深恃者，谕旨谆切，知自强之道断自宸衷；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必不为浮说所摇。但愿共事者，体朝廷之心以为心，勿以事属创行而生畏难之见、勿以议非己出而存隔膜之思，则大功之成，拭目可俟矣』！
——以上见原书卷十六。
辛未、同治十年
〔秋七月〕，与日本国立约。
日本，在明代藉市贡煽诱沿海奸民，寇钞海疆不已。至我朝，始伏处东隅，不敢动。康熙以后虽通市，而禁绝贡舟，然亦惟我之估帆往，而彼之商船不来。及闻西洋诸国咸得在中华互市，去年遣使来上海，请通商立约；并致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略云：『日本国从三位外务卿清原宣嘉、从四位外务大辅藤原宗则，致书于大清国总理外国事务大宪台下：兹者，我国往昔以降，与贵国往来交谊特深。方今与西洋诸国定约贸易者，或谓我国未曾与贵国结盟。窃思我国虽僻处海隅，尚非远隔重洋；贵国声教，仰慕久矣。大西洋各国且荷一视同仁，不分畛域，谅不肯令我国受西洋诸国胁制。拟早年遣使来修盟好，祗以国家多故未果，然此事终不可久旷也。今本省业经奏准，权派从四位外务权大丞藤原前光、正七位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从七位文书权正郑永宁等命往贵国，定其通信、通商正约，或驻扎京师、或往来各港等因。该使臣等投至贵宪台下，则祈随时接待，听其陈述本国所望事件，并求贵宪着实周旋，从善襄成。本省特附此书致上，谨言』。书未纪「明治三年（岁次庚午）七月」。总理衙门据奏议驳，不许。至是，复遣使来天津，恳请通商立约。
时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兼理北洋大臣，阅其照会恭顺，又鉴于西洋诸国不遵理谕径赴京师，若行严拒，势必效尤前往；遂允代奏。上以声教西被而不东渐，非所以宏「怀柔远人」之量；廷议允行，命鸿章照会日本使臣酌拟章程。鸿章遂与其全权大臣从二位大藏卿藤原宗臣（伊达氏）订修好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于二十九日画押。奉批准将约互换，刊行各处，使彼此官民咸知遵守。所设领事官，在福州者兼管厦门、台湾、淡水，在上海者兼管镇江、汉口、九江、宁波，在香港者兼管广州、汕头、琼州通商各事。
甲戌、同治十三年
夏四月，日本犯台湾番社。
命船政大臣沈葆桢渡台湾设防。
日本攻生番纲索、加芝来等社。
命福建布政使潘霨赴台湾会商设防。
五月，沈葆桢、潘霨至台湾。
潘霨、夏献纶赴倭营。
日本与牡丹社番议和。
沈葆桢请派水师提督彭楚汉率师来台湾。
六月，埤南番目陈安生、买远来归化。
日本移兵于风港三家厝。
以提督唐定奎统军赴台湾助防
沈葆桢抚降生番。
秋七月，哨弁李长兴却倭兵于茄鹿塘。
筹造铁甲船。
沈葆桢请奖税务司好博逊。
提督唐定奎统军驻凤山。
秋八月，日本遣人来军致书。
提督罗大春、同知袁闻柝剿抚台湾叛番。
秋九月，日本兵大疫，多遁归。
筑安平炮台。
增台湾各路番地防营。
冬十月，日本遵约撤兵。
遣使驻外洋各国。
夏四月，日本犯台湾番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