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礼官上所定礼仪，太祖谓尚书牛谅曰：“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交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著礼仪，今虽已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庶几惬朕心也。”
九月丙午，礼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礼仪。太祖谓中书省臣曰：“朝廷之礼，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贱加贵，不以卑逾尊。百官在列，班序有伦，奏对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参奏事，有未闲礼仪者，是礼法不严于殿陛，何以肃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诸武臣于礼仪有不闲习者，合侍仪司官，日于午门外演习之。且命御史二人监视，有不如仪者，纠举之。百官入朝失仪者，亦纠举如律。”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孝慈录》成。先是，贵妃薨，敕礼官定丧服之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周礼》、《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眠。”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丧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敕翰林学士宋濂曰：“养生送死，圣王之大政，讳忘忌疾，衰世之陋习。三代丧礼节文尤详，而散失于衰周，厄于暴泰。汉唐以降，莫能议此。夫人情有无穷之变，而礼为适变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于是，濂等考得古人论服母丧者凡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太祖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今观愿服三年丧，比服期年者加倍，则三年之丧，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为定制。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礼成，敕中书省臣曰：“立纲陈纪，治世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相承而法则焉。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以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故孔子曰：‘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欢。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悦，若有肸答于朕心。尔中书下翰林令儒臣纪其祀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而锡黔黎之福，朕与卿等尚夙夜无怠，以答神明之休祐焉。”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太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即以太公之鹰扬而授丹书，仲山甫之赋政而式古训，召虎之经营而陈文德，岂比于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闲俎豆，拘于一艺之偏之陋哉？今欲循旧用武举，立庙学，甚无谓也。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诏以历代名臣从祀帝王庙。先是，礼官奏以风后、力牧、皋陶、夔、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张良、萧何、曹参、周勃、邓禹、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赵普、曹彬、韩世忠、岳飞、张浚、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阿术、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从祀于帝王庙。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终始一心，载在史传，万世不灭。国家祀典，必合公论，不可徒观其迹而不究其实也。若宋赵普，负太祖，为不忠，不可从祀。元巨四杰，木华黎为首，不可以其孙从祀，而去其祖，可祀木华黎，而罢安童。既祀伯颜，其阿术亦不必祀。如汉陈平、冯异、宋潘美皆节义，兼善始终，可以庙祀。”于是定以风后、力牧、夔龙、伯益、伯夷、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仪、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凡三十有七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礼部右侍郎张智申肃朝仪，太祖谓之曰：“礼仪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时，群后德让，百僚师师。卿其申谕百官，景行古人，无败礼失度，以取咎责。”
兴礼乐
吴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选道童俊秀者充乐舞生，至是始集。太祖御戟门，召学士朱升、范权领乐舞生入见，设雅乐阅试之。太祖亲击石磐，命升辨识五音，升不能审，以宫音为徵音。太祖曰：“升每言能审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宫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对曰：“八音之中，石声最难和，惟后夔能和磐声，故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太祖曰：“石声固难和，然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即八音谐和矣。”因命乐生登歌一曲。太祖复叹曰：“古者作乐以和民声，格神人，而与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之学，欲乐和，顾不难耶？”鼎复对曰：“乐音不在外求，实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则天地之气亦和。天地之气和，则乐亦无不和矣。”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书詹同、礼部尚书陶凯制宴享九奏乐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日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龙，六曰泰阶平，七曰君德成，八曰圣道成，九日乐清宁。先是，太祖厌前代乐章率用腴词，以为容悦，甚者鄙陋不称，乃命凯等更制其词。既成，太祖命协音律者歌之。谓侍臣曰：“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送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祗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导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亵之乐，悉屏去之。”
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礼部申明乡饮酒礼。太祖谓礼官曰：“乡饮之礼，所以序尊卑、别贵贱。先王举以教民，使之隆爱敬，识廉耻，知礼让也。朕即位以来，虽以举行，而乡闾里社之间恐未遍习。今时和年丰，民间无事，宜申举旧章。其府、州、县则令长官主之，乡闾里社则贤而长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笃者次之，以齿为序。其有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如此则家识廉耻，人知礼让，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之道，不待教而兴。所谓宴安而不乱，和乐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政谓此也。”
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太祖御奉天门，谕群臣曰：“治天下之道，礼乐二者而已。若通于礼而不通于乐，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达于乐而不达于礼，非所以振纪纲而立大中。必礼乐并行，然后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礼乐，不可无刑政。朕观刑政二者，不过辅礼乐为治耳。苟为治徒务刑政而遗礼乐，在上者虽有威严之政，必无和平之风；在下者虽存苟免之心，终无格非之诚。大抵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卿等于政事之间，宜知此意，毋徒以礼乐为虚文也。”
甲午，太祖谕礼部臣曰：“近命制大成乐器，将以颁天下学校，俾诸生习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乐，所以防民欲，后世之乐，所以纵民欲。其故何也？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淫以夸；古之律吕协天地自然之气，后世之律吕出人为智巧之私。天时与地气不审，人声与乐声不比，故虽以古之诗章，用古之器数，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伦矣。手击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与乐判然为二，而欲以动天地鬼神，岂不难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难。卿等宜究心于此，俾乐成而颁之，诸生得以肄习，庶几可以复古人之意。”
崇教化
六月辛巳，令民间立义冢，太祖谕礼部臣曰：“古者圣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葬之。”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太祖谓礼部臣曰：“近命辽东立学校，或言边境不必建学。夫圣人之教，犹天也。天有风雨、霜露，无所不施，圣人之教，亦无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鲜，施八条之约，故男遵礼义，女尚贞信。管宁居辽东，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而民化其德。曾谓边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与鲁相去甚远，使越人而居鲁久，则必鲁矣。鲁人而居越久，则必越矣。非人性有鲁越之异，风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边境，鲜闻礼教，亦恐渐移其性。今使之诵诗书，习礼让，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资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播州、贵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太祖敕国子监官曰：“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明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遗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慕义，特允其请耳。尔等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初授知县，陛辞，太祖问之曰：“试官莅民之道，何先？”对曰：“教化为先。”曰：“教化何施？”对曰：“奖劝之。”太祖曰：“治民固以教化为本，而身又为教化之本。长一邑则系一邑之望，民率己以为则，己身不正，民将何法？虽多为奖劝，彼不见信，故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尔其试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