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太祖御华盖殿，谓六部臣曰：“天下事体，皆有至当之理，但人识见不同，决断之顷，各执一偏，故难尽善。惟揆之于理，则无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会官详谈，所论佥可，然后施行。欲事皆善，必当如此。卿等其各尽乃心，毋阿比以为同，毋矫讦以为异，允执厥中，以副朕所托。”
十月甲寅，太祖谓群臣曰：“为君为巨，烛理贵明，处事贵断。前唐太宗与群臣论教化，封德彝以为三代之后，人渐浇诡，欲化而不能。独魏征劝太宗行之，卒致贞观之治，可谓烛理明。宪宗欲伐吴元济，举朝以为不可，独裴度劝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谓能果断。自古国家兴衰，皆系于此。若为臣者优游度日，无所建明，上无刚明果断之主，则政日弊，国日衰，如汉元帝是已。《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若等事朕左右，当立功立业，以希古人。”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太祖谕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己厚而待人薄。己之所为有不善，虽大亦隐忍不露；他人所为或有过失，虽小必不能容忍。亦有过在已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责己厚而责人薄。责己厚，故能成德；责人薄，故得寡怨。昧者责己薄而责人厚。责己薄，故德不修；责人厚，故人多怨。”
洪武三十年七月丙寅，太祖谕群臣曰：“凡人所为，不能无边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谬，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辩别。”又曰：“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尔。”
武备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行中书省里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太祖坐白虎殿，与孔克仁论天下形势，因曰：“自元运既隳，连年争战，加以饥馑疾疫，十室九虚。天厌于上，人困于下。中原豪杰智均力齐，互相仇敌，必将有变，欲并而一之，势猝未能。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克仁对曰：“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吴元年二月乙卯，太祖闻傅友德败元兵于陵子村，谓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盖扩廓帖木儿游兵，彼故以此饵我，使吾将骄兵情，掩吾不备。古人之戒，正在于此，不可不知。善战者知彼知己，察于未形，故不出庙堂，折冲千里。可语安丰、六安、临濠、徐、邳守将严为之备，常如敌至，则无患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太祖谓将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亡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诸将校往山西、北平等处备边。太祖御奉天殿，谕达等曰：“创业之初，君臣同其艰难。及事平之后，岂不欲少与休息？然居安虑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在西北防边。既行，朕复思边守既定，远备劳兵，乃召卿等还。今闻胡人窥基，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总率将士往镇边陲。然夷狄豺狼，出没无常，但保障清野，使来无所得。俟其惰归，则率锐击之，必掩群而获。卿等老将，临机制胜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遥度。至边宜先图上方略，使朕览之。”
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等帅师往延安防边。太祖谕和等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与胡虏接境，虏人散聚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情，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太祖与翰林侍讲学士李翀等论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将。”太祖曰：“任将之道固重，然必任之专，信之笃，而后可以成功。昔齐用司马穰苴，魏用乐羊，可谓任之专，信之笃，故能有功。若唐肃宗用鱼朝恩、宪宗用吐突承璀为监军，使诸将掣肘，以致败事者，是任将不专，信之不笃故也。”翀曰：“惟陛下圣明，深知此失。”太祖曰：“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有识能察几于未形，有谋能制胜于未动，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坚破锐。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驭夷狄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书省臣言广西诸洞虽平，宜迁其人内地，可无边患。太祖曰：“溪洞猺獠杂处，其人不知理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数年之后，皆为良民，何必迁也。”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太祖御奉天门，谕省、府、台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洪武五年三月，是月，高丽国王王颛遣密直同知洪师范、郑梦周等奉表贺平夏，贡方物，且请遣子弟入太学。其词曰：“秉彝好德，无古今愚智之殊；用夏变夷，在礼乐诗书之习。故我东夷之人，自昔以来，皆遣子弟入太学。不惟知君臣父子之伦，亦且仰声名文物之盛．伏望皇仁察臣向化之诚，使互乡之童得齿虞庠之胄，不胜庆幸。”太祖顾谓中书省臣曰：“高丽欲遣子弟人学，此亦美事。但其涉海远来，离其父母，未免彼此怀思。尔中书宜令其国王与群下熟议之，为父兄者果愿遣子弟人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无所勉强，即遣使护送至京，或居一年半年，听其归省也。”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江西布政司参议胡昱言：“纳哈出名虽元臣，其实跋扈。然其麾下哈喇章、蛮子、阿纳失里诸将各相猜忌，又势孤援绝，若发兵击之，可一举而擒也。”太祖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衅而乘之，非仁也。纳哈出之为人，朕素知之，不过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众耳。然人心外合内离，亦岂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觉悟，念昔释归之恩，幡然而来，不犹愈于用兵乎？不然，为恶不悛，将自取覆。尔言虽善，然未可遽动。”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广西都司言：频年猺寇窃发，皆因居近溪洞之民与之相通，诱引为患。请先捕戮此辈，弃绝其党。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诱猺獠为寇，此诚有之。然其间岂无良善？若一概捕戮，恐及无辜。大抵驭蛮夷之道，惟当安近以来远，不可因恶以累善。非实有左验，不宜捕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己卯，广西浔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连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险峻，猺贼出没不常，实为民患。臣愚以为桂平、平南二县旧附猺民，皆便习弓弩，惯历险阻。若选其少壮千余人，免其差徭，给以军器衣袋，俾各团村寨置烽火，与巡检司民兵相为声援，协同捕逐，可以歼之。太祖曰：“蛮夷梗化，彼习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徕之，何用杀戮？若无事，但当谨其防御，使不为患耳。苟其为意不已，民有不堪，则发兵讨之，何必团寨？”
怀远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广行省平章杨璟等还自广西。入见，太祖问广西两江、黄岑二处边务，璟言：“蛮夷之人，性习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太祖曰：“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此所谓以不治治之，何事于兵也！”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书省臣言：“西北诸虏归附者，不宜处边。盖夷狄之情无常，方其势穷力屈，则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太祖曰：“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若不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孽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户部奏：播州宜慰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始，每岁纳粮二百七十三石，著为令。兼其所有自实田赋，并请征之。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图，供贡赋。但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君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赋，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