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天历二年二月，枢密院臣言：“去岁尝奉旨，依先制调军守把围宿，此时各翼军人，皆随处出征，亦有溃散者，故不及依次调遣，止于右翼侍卫及右都威卫内，发军一千一百二十六名以备围宿。今岁车驾行幸，臣等议于河南、山东两都府内，起遣未差军士一千三名，以备扈从。”制可。五月，枢密臣又言：“比奉令旨，放散军人。臣等议，常制以三月一日放散，六月一日赴限，今放散既迟，可令于八月一日赴限。”从之。
仪仗军
世祖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上尊号、受册，告祭天地宗庙，调左、右、中三卫军五十人为跸街清路军。
武宗至大二年十二月，上尊号，百官行朝贺礼，枢密院调军一千人备仪仗。三年十月，上皇太后尊号，行册宝礼，用内外仪仗军数，及防护五色甲马军二百人。四年二月，合祭天地、太庙、社稷，用跸街清道及守内外壝门军一百八十人，命以围宿军为之，事毕还役。七月，以奉迎武宗玉册祔庙，用清路跸街军一百五十人，管军千户、百户各一员。九月，以祭享太庙，用跸街清路军一百五十人，千户、百户各一员。
仁宗皇庆元年三月，天寿节行礼，用内外仪仗军一千人。
英宗至治元年十一月，命有司选控鹤卫士，及色目、汉军以备卤簿仪仗。十二月，定卤簿队仗，用军士二千三百三十人，万户、千户、百户四十五员。仍议用军士一千九百五十人，万户、千户、百户五十九员，以备仪仗。
致和元年六月，以享太庙，用跸街清路军一百名，看糁盆军一百名，管军官千户、百户各一员。九月，行大礼，用擎执仪仗蒙古、汉军一千名。
文宗天历元年十一月，亲祭太庙，内外用仪仗并五色甲马军一千六百五十名，仍命指挥青山及洪副使摄折冲都尉提调。二年，正旦行礼，用仪仗军一千人。享太庙，用跸街清路军一百名，看守糁盆军一百名，管军千户、百户各一员。天寿节行礼，用仪仗军一千名。皇后册宝擎执仪仗，用军一千二百名，军官四员。
扈从军
世祖至元十七年三月，发忙古、抄儿赤所领河西军士，及阿鲁黑麾下二百人，入备扈从。
武宗至大二年，太后将幸五台，徽政院官请调军扈从。省臣议：“昔大太后尝幸五台，于住夏探马赤及汉军内，各起扈从军三百人，今遵故事。”从之。十一月，枢密院臣言：“去岁六卫汉军内，以诸处兴建工役，故用六千军士于上都。臣等议，来岁车驾行幸，复令骑卒六千人，备车马器仗，与步卒二千人扈从。”制可。
看守军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以军守都城外仓。初，大都城内仓敖有军守之，城外丰闰、丰实、广贮、通济四仓无守者。至是收粮颇多，丞相桑哥以为言，乃依都城内仓例，每仓发军五人守之。十二月，中书省臣言：“枢密院公廨后，有仓贮粮，乞调军五人看守。”从之。
成宗大德四年二月，调军五百人，于新浚河内看闸。
武宗至大四年六月，帝御大安阁，枢密院官奏：“尝奉旨，令各门置军守备。臣等议，探马赤军士去其所戍地远，卒莫能至，拟发阿速、唐兀等军，参汉军用之，各门置五十人。”制可。
仁宗延祐元年闰三月，隆禧院官言：“初，世祖影殿，有军士守之。今武宗御容于大崇恩福元寺安置，宜依例调军守卫。”从之。三年二月，岭北省乞军守卫仓库，命于丑汉所属万户三千探马赤军内，摘军三百人与之。
英宗至治元年，增守太庙墙垣军。初，以卫士军人共守围宿，故止用蒙古军四百人，至是以卫士守内墙垣，其外壖止用军士，乃增至八百人，复命佥院哈散、院判阿剌铁木儿领之。四月，敕搠思吉斡节儿八哈失寺内，常令军士五人守卫。
巡逻军
仁宗皇庆元年三月，丞相铁木迭儿奏：“每岁既幸上京，于各宿卫中留卫士三百七十人，以备巡逻，今岁多盗贼，宜增百人，以严守御。”制可。仍命枢密与中书分领之。延祐七年五月，诏留守司及虎贲司官，亲率众于夜巡逻。
镇遏军
仁宗延祐元年闰三月，枢密院官奏：“中书省言，江浙春运粮八十三万六千二百六十石，取日开洋，前来直沽，请预差军人镇遏。”诏依年例，调军一千名，命右卫副都指挥使伯颜往镇遏之。三年四月，海运至直沽，枢密院官奏：“今岁军数不敷，乞调军士五百人巡镇。”从之。七年四月，调海运镇遏军一千人，如旧制。
镇戍
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镇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观之，则太祖、太宗相继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际，屯兵盖无定向，其制殆不可考也。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皆世祖宏规远略，与二三大臣之所共议，达兵机之要，审地理之宜，而足以贻谋于后世者也。故其后江南三行省，尝以迁调戍兵为言，当时莫敢有变其法者，诚以祖宗成宪，不易于变更也。然卒之承平既久，将骄卒惰，军政不修，而天下之势遂至于不可为，夫岂其制之不善哉，盖法久必弊，古今之势然也。今故著其调兵屯守之制，而列之为镇戍焉。
世祖中统元年五月，诏汉军万户，各于本管新旧军内摘发军人，备衣甲器仗，差官领赴燕京近地屯驻：万户史天泽一万四百三十五人，张马哥二百四十人，解成一千七百六十人，叱剌四百六十六人，斜良拔都八百九十六人，扶沟马军奴一百二十九人，内黄铁木儿一百四十四人，赵奴怀四十一人，鄢陵胜都古六十五人。十一月，命右三部尚书怯烈门、平章政事赵璧领蒙古、汉军，于燕京近地屯驻；平章塔察儿领武卫军一万人，屯驻北山；汉军、质子军及签到民间诸投下军，于西京、宣德屯驻。复命怯烈门为大都督，管领诸军勾当，分达达军为两路，一赴宣德、德兴，一赴兴州。其诸万户汉军，则令赴潮河屯守。后复以兴州达达军合入德兴、宣德，命汉军各万户悉赴怀来、缙山川中屯驻。
三年十月，诏田德实所管固安质子军九百十六户，及平滦州刘不里剌所管质子军四百户，还元管地面屯驻。
至元七年，以金州军八百隶东川统军司，还成都，忽朗吉军戍东川。十一年正月，以忙古带等新旧军一万一千人戍建都。调襄阳府生券军六百人、熟券军四百人，由京兆府镇戍鸭池，命金州招讨使钦察部领之。十二月，调西川王安抚、杨总帅军与火尼赤相合，与丑汉、黄兀剌同镇守合答之城。
十二年二月，诏以东川新得城寨，逼近夔府，恐南兵来侵，发巩昌路补签军三千人戍之。三月，海州丁安抚等来降，选五州丁壮四千人，守海州、东海。十三年十月，命别速、忽别列八都儿二人为都元帅，领蒙古军二千人、河西军一千人，守斡端城。
十五年三月，分扬州行省兵于隆兴府。初，置行省，分兵诸路调遣，江西省军为最少，至是以南广地阔，阻山溪之险，命铁木儿不花领兵一万人赴之，合元帅塔出军，以备战守。四月，诏以伯颜、阿术所调河南新签军三千人，还守庐州。六月，命荆湖北道宣慰使塔海调遣夔府诸军士。七月，诏以塔海征夔军之还戍者，及扬州、江西舟师，悉付水军万户张荣实将之，守御江中。八月，命江南诸路戍卒，散归各所属万户屯戍。初，渡江所得城池，发各万户部曲士卒以戍之，久而亡命死伤者众，续至者多不着行伍，至是纵还各营，以备屯戍。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既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所，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去。”从之。九月，诏发东京、北京军四百人，往戍应昌府，其应昌旧戍士卒，悉令散归。十一月，定军民异属之制，及蒙古军屯戍之地。先是，以李鋋叛，分军民为二，而异其属，后因平江南，军官始兼民职，遂因之。凡以千户守一郡，则率其麾下从之，百户亦然，不便。至是，令军民各异属，如初制。士卒以万户为率，择可屯之地屯之，诸蒙古军士，散处南北及还各奥鲁者，亦皆收聚。令四万户所领之众屯河北，阿术二万户屯河南，以备调遣，余丁定其版籍，编入行伍，俾各有所属，遇征伐则遣之。
十六年二月，命万户孛术鲁敬，领其麾下旧有士卒守湖州。先是，以唐、邓、均三州士卒二百八十八人属敬麾下，后迁戍江陵府，至是还之。四月，定上都戍卒用本路元籍军士。国制，郡邑镇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故每岁以他郡兵戍上都，军士罢于转输。至是，以上都民充军者四千人，每岁令备镇戍，罢他郡戍兵。六月，碉门、鱼通及黎、雅诸处民户，不奉国法，议以兵戍其地。发新附军五百人、蒙古军一百人、汉军四百人，往镇戍之。七月，以西川蒙古军七千人、新附军三千人，付皇子安西王。命阇里铁木儿以戍杭州军六百九十人赴京师，调两淮招讨小厮蒙古军，及自北方回探马赤军代之。八月，调江南新附军五千驻太原，五千驻大名，五千驻卫州。又发探马赤军一万人，及夔府招讨张万之新附军，俾四川西道宣慰使也罕的斤将之，戍斡端。
十七年正月，诏以他令不罕守建都，布吉守长河西之地，无令迁易。三月，同知浙东道宣慰司事张铎言：“江南镇戍军官不便，请以时更易置之。”国制，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长军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蠹有司政事，为害滋甚。铎上言，以为皆不迁易之弊，请更其制，限以岁月迁调之。庶使初附之民，得以安业也。五月，命枢密院调兵六百人，守居庸关南、北口。七月，敕更代广州镇戍士卒。初以丞相伯颜等麾下合必赤军二千五百人，从元帅张弘范征广王，因留戍焉。岁久皆贫困，多死亡者。至是，命更代之。复以扬州行省四万户蒙古军，更戍潭州。十月，发炮卒千人入甘州，备战守。十二月，八番罗甸宣慰司请增戍卒。先是，以三千人戍八番，后征亦奚不薛，分摘其半。至是师还，宣慰司复请益兵，以备战守，从之。
十八年正月，命万户张珪率麾下往就潭州，还其祖父所领亳州士卒，并统之。二月，以合必赤军三千戍扬州。十月，高丽王并行省皆言，金州、合浦、固城、全罗州等处，沿海上下，与日本正当冲要，宜设立镇边万户府屯镇，从之。十一月，诏以征东留后军，分镇庆元、上海、澉浦三处上船海口。
十九年二月，命唐兀于沿江州郡，视便宜置军镇戍，及谕鄂州、扬州、隆兴、泉州等四省，议用兵戍列城。徙浙东宣慰司于温州，分军戍守江南，自归州以及江阴至三海口，凡二十八所。四月，调扬州合必赤军三千人镇泉州。又潭州行省以临川镇地接占城及未附黎洞，请立总管府，一同镇戍，从之。七月，以隆兴、西京军士代上都戍卒，还西川。先是，上都屯戍士卒，其奥鲁皆在西川，而戍西川者，多隆兴、西京军士，每岁转饷，不胜劳费，至是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