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姚际恒
诸经中诗之为教独大，而释诗者较诸经为独难。
曷言乎诗之为教独大也易、诗、书皆夫子前所有。夫子一言易曰：「五十学易，可无大过。」一引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是而已。于诗异是。诏子曰：「学诗乎」又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诏门人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其平日自论，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又曰「兴于诗」，又论关雎之义，又论乐而言关雎，言雅、颂，其与门人问答及见于孟子之引其说诗者，且数十而未已焉，谓非夫子于易、诗、书三者独重于诗不可也，间尝窃窥之，易与书之外不复有易与书，即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复有春秋；后世之史固与书异体，扬雄太玄、王通元经，直妄作耳。是彼三经者，一传不再。惟诗也旁流而为骚，为赋；直接之者汉、魏、六朝，为四言、五言、七言，唐为律，以致复旁流为ㄠ么之词、曲，虽同支异派，无非本诸大海，其中于人心，流为风俗，与天地而无穷，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子之独重于诗，岂无故哉！
曷言乎释诗为独难也欲通诗教，无论辞义宜详，而正旨篇题尤为切要。如世传所谓诗序者，不得乎此，则与瞽者之伥伥何异。意夫子当时日以诗教门人，弟子定晓然明白，第不知载在简编而失之，抑本无简编而口授也其见于经传，如所谓诗序者，略举言之：鸱鹗之为周公贻王，见于书；载驰之为许穆夫人，硕人之为美庄姜，清人之为恶高克，黄鸟之为殉秦穆，见于左传；时迈、思文之为周公作，见于国语；若此者真诗之序也。惜其它不尽然，意此必孟子时已亡。说者咸谓孟子之释北山必有所本；予谓非也，此亦寻绎诗意而得之。不然，胡为有「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之训乎自东汉卫宏始出诗序，首惟一语，本之师传，大抵以简略示古，以浑沦见该，虽不无一二宛合，而固滞、胶结、宽泛、填凑，诸弊丛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极踳驳，皆不待识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说之、程泰之、郑渔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为辨说，力诋序之妄，由是自为集传，得以肆然行其说；而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而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焉。武断自用，尤足惑世。因叹前之遵序者，集传出而尽反之，以遵集传；后之驳集传者，又尽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极。穷经之士将安适从哉予尝论之，诗解行世者有序，有传，有笺，有疏，有集传，特为致多，初学茫然，罔知专一。予以为传、笺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与集传而已、毛传古矣，惟事训诂，与尔雅略同，无关经旨，虽有得失，可备观而弗论。郑笺卤莽灭裂，世多不从，又无论已。惟序则昧者尊之，以为子夏作也，集传则今世宗之，泰为绳尺也。予谓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固之失仅以类夫高叟，妄之失且为咸丘蒙以北山四言为天子臣父之证矣。间观周颂潜之序曰：「季冬荐鱼，春献鲔」，本于不韦月令，明为汉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晓然分别观之，无事凛遵矣。集传纰缪不少，其大者尤在误读夫子「郑声淫」一语，妄以郑诗为淫，且及于卫，且及于他国。是使三百篇为训淫之书，吾夫子为导淫之人，此举世之所切齿而叹恨者。予谓若止目为淫诗，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将并诗而废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诗，容或存于闾巷游荡之口，汉儒取以补亡耳。」于是以为失次，多所移易；复黜召南野有死及郑、卫风集传所目为淫奔者，其说俨载于宋史儒林传。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从而和之。嗟乎，以遵集传之故而至于废经，集传本以释经而使人至于废经，其始念亦不及此，为祸之烈何致若是！安知后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忧也。夫季札观乐，与今诗次序同，而左传列国大夫所赋诗，多集传目为淫奔者，乃以为失次，及汉搀入，同于目不识丁，他何言哉！
我尝缅思，如经传所言可为诗序者，而不能悉得，渺无畔岸，蠡之测海，其与几何！又见明人说诗之失在于凿，于是欲出臆论则仍邻凿空，欲喜新谭则终涉附会，敛手缩笔，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意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其不可详者，宁为未定之辞，务守阙疑之训，俾原诗之真面目悉存，犹愈于漫加粉蠹，遗误后世而已。若夫经之正旨篇题固未能有以逆知也。论成，因详述其所以释诗为独难之故，且以志吾媿。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际恒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