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爷爷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匡火鼎。上两个礼拜回家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爷爷的情绪有点反常，平时他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尤其是见了孙子孙女，那股亲热劲就别提有多高涨了。现在他突然变得心神不宁精神抑郁起来，让兄妹俩顿生一种不好的预感，觉得爷爷肯定有什么烦心事瞒着他们。他们问过爷爷，但爷爷不说。后来还是奶奶吴桂贤悄悄向他们吐露了实情，爷爷原来是为土地大包干而闹心。匡世宗是个孝顺孩子，见爷爷不高兴他就心疼。他想帮帮爷爷，让爷爷尽快渡过这一关。可他还是个学生，哪懂得什么土地大包干。既然打定主意要帮，自己就得先吃透上头精神，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帮。也就是在本周，他翻遍了学校阅览室里的有关报纸刊物，走访了县里的有关部门，向农村政策方面的专家进行了虚心请教。领导是这样向他解释的：当前，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对生产经营模式，各地农民都在大胆地试，大胆地创。小段包工也好，联产责任制也好，土地大包干也好，各种生产经营模式目前都还处在一种试验阶段，什么时候试验成功了，试验出一个被大家共同认可的、与现有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可供普遍推行的生产经营模式，上头才有可能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适时发出一个决定，要求各地统一执行。但现在还不到时候。政策专家们还对他说，当前，各级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带头解放思想，虚心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不要横挑鼻子竖挑眼，更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
匡世宗年轻有文化，经县里的人这么一解释，心里像亮起一盏灯一样马上就豁然开朗了。开始提出搞大包干的时候，爷爷本来没有多少顾虑。后来由于卢旺堆的反对，爷爷才变得顾虑重重小心谨慎起来。爷爷毕竟是过来人，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挨过那么多的批斗，有点顾虑也可以理解。六十年代初，匡火鼎就在村里搞过“小包工”。“文革”时期这事竟成了他的一条主要“罪状”。卢旺堆当时是大队长，是匡火鼎一手培养起来的年轻干部。运动一来，卢旺堆的脸就变了，变得比舞台上表演的变脸戏法都快。他自封为红卫兵司令、村革委会主任，对培养他的匡火鼎进行了没完没了的批斗。偏偏在这个时候，匡火鼎在北京做大官的老首长——抗战时期驻匡家峪八路军独立师原政委肖军——也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了。卢旺堆抓住他跟肖军之间的关系大做文章，批判他是肖军安插在匡家峪的黑爪牙，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当时的大街上、大队部、家门口，到处都贴着声讨肖军、批判匡火鼎的大字报。大字报里还夹杂着一些漫画，漫画画得十分丑陋，却又缺乏功力。有一张漫画至今他还记忆犹新：画面上画着一辆飞速行驶的马车，车帮上写着“复辟资本主义”一行字。赶车的人是肖军，站在车上，手里挥着鞭子，抽打着辕中奔跑的马，嘴里吆喝着：“认准资本主义大道，快跑！”漫画中的马，画的是匹人头马，如同法国酒“XO”的商标，马身上写着“匡火鼎”三个字，头上边还写着匡火鼎的旁白：“老马识途，不会迷失方向。”那个时候，匡火鼎晚上挨斗，白天照样坚持工作。他整天乐呵呵的，逢人便说：“抗战的时候，小鬼子都没有要了我的命，我就不信他卢旺堆，一鸡巴能把天戳破。”就这样，卢旺堆折腾了一年多，最后不仅没有把匡火鼎打倒，自己反倒被逐出了支部班子，副支书、大队长都不让干了。有人说，匡火鼎北京熟人多，光独立师的老首长就有一大帮，他卢旺堆哪里是匡火鼎的对手？纯粹是姥娘看外甥——瞎忙活；坷垃地撵旋风——空费劲；瞎子点灯——白费蜡。卢旺堆下台之后，不可一世的他马上就变成了一副奴才相。他多次求见匡火鼎，又是赔礼道歉，又是表决心悔改，痛哭流涕的样子着实让人动容。匡火鼎看他认错态度蛮诚恳，心一软，就让他官复原职了。复职以后，卢旺堆野心不死，心里仍然觊觎着党支部书记的位置。心想既然“文革”时没有把匡火鼎打倒，那就来一次和平演变，反正他年纪大了，秋后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哄他开心，取得信任，到时让他自动将权力交给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除了小心谨慎地配合匡火鼎的工作，还主动托媒人将自己的独生女儿卢花，许配给了匡火鼎的二孙子匡世勇，指望以此来拉近与匡火鼎的关系。
今年年初，党支部在研究由匡火鼎亲自提出的推行土地大包干的工作时，卢旺堆一反常态，奴才相说变就变，变成了一副凶神恶煞的黑脸。他一面讲“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一面指责匡火鼎只顾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批评他是死不悔改的老右倾。当时群众中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大包干儿，各顾各儿，过得孬好靠自个儿；今儿分地，明儿牵牛，拆了牛棚分砖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卢旺堆时常以这段顺口溜，作为群众反对大包干的佐证来批评匡火鼎。“匡叔，你都六十多岁的人了，做事怎么总是心血来潮？以往的教训还少吗？领导目前只是口头上泛泛地号召，让下面大胆闯、大胆试，并没有一定要求落实。大包干以前就被当作资本主义受到过批判，现在又要搞，今天说它对，明天又说它错，搞错了谁负责啊？你是不是觉得，过去挨批斗挨得还不过瘾，还想再挨一次？经卢旺堆这么一吓唬，被历次运动整怕了的匡火鼎，一颗火热的心马上就凉了下来。一面是上头压，一面是下面顶，被夹在中间的匡火鼎，感觉像坐在鏊子上被煎烤一样难受。就在这当口儿，北京那边打来了电话，来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老政委肖军。前不久他刚被平反昭雪，现已官复原职。“祝贺你啊老政委，我们终于等来这一天了。”匡火鼎激动得忍不住老泪纵横。他如实汇报了村里的工作。肖军不满意，开口就批评：“我的匡大队长，你啥时变成小脚妇女了？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风风火火打小鬼子的匡火鼎哪去了？人老思想不能老啊！革命老区要带头搞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活路，只有改革才能让老区人民尽快富起来，不然我们就没法向老区人民交代。”被批了一头虚汗的匡火鼎，只一个劲地说：“一定一定……请老政委放心……老区不能落后……”
放好自行车，世宗和世玉走进人群中间，一声不响地听着人们纷乱而激烈的争论。村民匡靠社、瘸三晃，还有一个叫仙桃的年轻女人，如同三英战吕布一样围着一个叫卢小九的小伙，辩论得正难解难分。世宗世玉站在一旁，没有听几分钟就被卢小九发现了。他中止与三个人的辩论，礼貌地问道：“世宗哥，啥时回来的？”“刚回来。”匡世宗说，“老同学，你们这是吵什么呀？跟斗鸡似的。”卢小九是匡世宗初中时的同学，从小就十分要好。说：“世宗哥，也就是刚才，疯七爷老毛病又犯了，冲着旋风神呀鬼呀地数叨了一阵子。数叨中他说了一句话，说墓地显灵了，大包干是福不是祸，好日子就要来了。也就是这么一句话，竟然把大队长卢旺堆给惹恼了，劈头盖脸就把七爷吵了一顿，而后又把村民们教训了一顿。这不，经卢大队长这么一把火，就把这场争论的大火给点起来了。我只为七爷说了几句公道话，匡靠社、瘸三晃、仙桃三个人就不依了，好像我欠他们家八辈子祖债一样，围住我就没完没了地争论起来了。世宗哥，你是城里的学生，见多识广，你来评评这个理，是他们的错，还是我的错。”
匡世宗呵呵一笑，向三个人跟前凑了两步，说：“靠社叔、三晃叔，仙桃婶子，墓地会不会显灵，我不说你们心里也清楚。我只是想说，七爷他那么大年纪了，又身负残疾，你们用不着跟他较真儿。墓地里的英烈，是他生死患难的战友。七爷对战友们的感情，不是我们这些常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人都残成了这个样子，还念念不忘为乡亲们祈福，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去理解去尊重他吗？”
三个人辩解道：“说实话，我们计较的并不是疯七爷，而是土地大包干。大队长刚才说了，土地大包干就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就是复辟旧社会。你说，在大是大非面前，难道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贫下中农子弟能听之任之坐视不管吗？”
话听着倒是怪冠冕堂皇的。“土地大包干怎么能与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二者本就不是一码事。”匡世宗带着刚刚从县里学来的政策知识，底气十足地说，“实行土地大包干，只是土地经营方式上的一种变革，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这么做的好处在于：明晰了生产责任；体现了多劳多得；还经营自主权于农民；鼓励一部分人勤劳致富。这难道不好吗？”
匡世宗有理有据的解说，使得周围的人渐渐都停止了争论，纷纷围拢过来。
匡靠社今年三十多岁，尖嘴削腮，骨瘦如柴，支奓着头发，趿拉着鞋片，涂满油垢的衣裳亮得跟镜子似的，散发着扑鼻的汗臭味。他有个烈士父亲，就是疯七爷刚才说在旋风里显灵的那个匡漫水。多年来，匡靠社仗着根红苗正出身好，整天吊儿郎当不干活，群众称他大懒汉，队长叫他“鬼见愁”，至今连个媳妇都没混上。一说大包干专门就是为治像他这样的懒汉，他便一头扑到卢旺堆的麾下，帮着人家跟匡火鼎闹。听了匡世宗刚才的话，他像被人捏住了睾丸一样就跳起来了，指着匡世宗的鼻子吼道：“你一个毛孩子，乳臭未干，胎毛未退，竟敢在长辈们面前不知天高地厚地信口开河，你懂不懂啥叫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人人有饭吃，不能饿死人。照你这么说，地都分到户了，那些不能干活的瘸子、疯子、傻子、瞎子、哑巴、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没人没手的户，让他们怎么办？都喝西北风啊？都把他们饿死啊？”卢小九听得不耐烦了，当面揶揄道：“匡靠社，你说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应该再加上一句，社会主义同样不能养懒汉，你说是吧？”匡靠社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羞得像猴腚一样，在众人嘻嘻哈哈的取笑声中，他厚着脸皮说：“我懒我有资格，我祖上三代佃农，我爹为国捐躯，抚养烈士子女是集体的义务，难道不应该吗？你倒想偷懒，你有这个资格吗？”“靠社叔，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匡世宗批评道，“像你这样的出身，村里多的是，有几个像你这么懒的？”
匡靠社不服气，梗着脖子还要犟嘴，却被憋着一肚子火气的瘸三晃将话头抢了过去。他四十岁不到，瘸腿，黑皱脸，杂白头，杂草一样的发根下，布着一层像虱子一样的饲草粉末，一身补丁摞补丁的旧衣裳，穿在他歪歪扭扭仿佛一棵枯老树干的身上。他的家里，除了一个病恹恹的老婆，还有五个不大懂事的孩子，人多劳力少，生活的确很困难。队里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当饲养员，大小牲口喂着七八头，每天挣十分工，加上按人头分的粮食，吃饭还可以凑合。听说大包干以后要分牲口拆牛棚，饲养员不能干了，这下可把他惹急了。他颠着瘸腿，趔着膀子，向匡世宗嚷嚷道：“小子，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跟你爷爷完全是一个腔调！你说，像我这样的家庭，残的残，病的病，老的老，小的小，以后靠什么生活？打算把俺全家的嘴都封住啊？请转告你的爷爷，他就是说一千道一万，也解决不了俺家的吃饭问题，谁也别想搞大包干，谁如果坚持要搞，我就把俺全家搬到他家去住，让他给养着，大不了拼上这条命！”
匡世宗看他很冲动，微笑着安慰道：“瘸叔，先别激动，实行大包干并不是说困难户都不管了，困难户又不只你一家，大队一定会给予统筹考虑的，你就放心好了。”瘸三晃一口气还没有缓过来，那个叫仙桃的女人像鸡叫一样尖声尖气地就嚷起来了。看样子她就三十来岁，长得白白净净的，穿得花花绿绿的，说话娇里娇气，走路像个风摆柳，一看就是个轻浮不安分的主。她有个双腿残废的丈夫，叫卢双石，别说干活儿，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卢旺堆看在本家兄弟的分上，就安排这位弟媳妇在生产队当上了仓库保管员。保管员是个美差，不受风吹日晒，工分跟整劳力挣得一样多，仙桃自然要感恩这位自家哥。可惜好景不长，实行大包干的风声很快就传到了她的耳眼，有人还添油加醋地对她说，实行大包干以后生产队就解体了，仓库保管员就当不成了。惶惶不安的仙桃赶忙找见卢旺堆，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卢旺堆说上头根本没有这个精神，这都是匡火鼎一个人的主意，想当保管员就叫上一伙儿人去跟匡火鼎闹，他不答应，你们就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闹得越大越好。仙桃果然听话，纠集一帮人天天到大队、到家里哭叫，弄得匡火鼎整日不得安宁。刚才匡世宗的一番话，不仅没有将仙桃安抚住，激烈的情绪反而更厉害了。她边哭边可怜巴巴地哀求道：“世宗侄子，小婶我求你了，看在俺家半死不活的男人的分上，请你回家跟俺火鼎叔美言几句，让他收回他的主意吧，不要再搞大包干了。”说着就坐在地上，天啊地啊地号啕。
前边的三个人刚说罢，接着又有几个人争着抢着诉说起各自的家庭困难，说来说去都是同样一个要求——取消土地大包干。回来之前，匡世宗在向县有关部门咨询政策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群众会提出这么多的具体问题。除了像匡靠社这样的懒汉有点胡搅蛮缠，瘸三晃等人反映的情况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少数人合情合理的担忧，匡世宗尽管一时讲不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但他仍然愿意当着大家的面讲几句宽心话，让大家理解，让大家放心。他说：“即便实行大包干，集体也不会抛下大家不管，请大家相信，党支部一定会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他的话设身处地，充满感情，人群中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站在人群外围的卢旺堆，先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在看匡世宗的笑话，没想到到了最后，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从这次开始，匡世宗就成了卢旺堆心目中的一颗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