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生儿和一部披着灰尘的历史
他把过去的他，把沉重的过去，都掷给了我。
我想，他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抑或他现在就是小时候？他这么笑的时候，把他生命的录像带倒回去几十岁。或许，他的人生是用倒插笔写就的？他14岁开始被人称杨老师、老杨，从来没人称过他小杨。大概因为惯于装大人，加之惯于夹起尾巴做人？步入中年后开始倒插进孩提状态。
我本想与他谈3天就走，没想到和他对坐了整整10天。他的人生之门一扇一扇地向我打开了。回忆是苦痛的。往事被我一点一点地翻捡出来。我们好像把一生的话都谈了。他送我驰向南京火车站时，我们一路无话。直到上了南京回北京的火车，我大约精神一松弛，上海口音趁机滑脱出来。他突然用道地上海话来纠正我。我说原来你会讲上海话？他说他只能讲上海话900句。自然这是套用《英语900句》。他继而一串串地学说广东普通话，比相声演员还相声演员。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熟了。刚刚熟。第一次见他调皮，就要拜拜了。他本来具有一个多么热情、活跃、不安分、不满足、具有破坏力更具有创造力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发光，要燃烧，要重彩点出斑驳璀璨变幻的人生，要话泼泼地挥洒他的生命的汗水，如泼墨山水一样泼出他的源源的生命之汁。
他说他讲的池，不是别人想象中的他。我说他讲的他，也不一定就是他。有好几个视角就有好几个他。他笑。人家一笑眼睛变小。他一笑，单眼皮变成双眼皮，眼睛变圆变大，变童真变小孩。他平时看起来可不止43岁。真正笑起来却像十三四岁。他是谁？他是否清楚他是谁？他的品格，他的价值！他怎么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一个人到这世上来一趟真不容易。下一次来，还不知什么时候呢。所以一定要有痕迹。于是我又感到他那苦痛的孤独，他那孤独的苦痛。
他不笑的时候，是沉郁的。不过他在车厢里，笑得透心透肺地快活。可能在过去的10天里，他把过去的他，他把沉重的过去，都掷给了我。现在他鼓起两颊随心所欲地学说广东话上海话，他笑得喷红，像个新生儿。他生来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偏要他谙，于是他懵懂了，黯淡了，失神了，失真了，像一部披着灰尘的历史……
希望能证明他当然不是粘土
我对他的认识也是一种倒插笔。快分手时看到了他的小儿态，刚相识时见到他的却是老人状。1989年秋我在长途电话中和他约好，我10月19日离京，请他第二天上午在南京火车站左侧等我。然而我在南京站左侧茕茕孑立着，却不见他。我的大旅行袋把整个身子靠在我腿上，它倒惬意。小旅行包挂在我的肩头，耍赖似的往下坠。我呢，累得像一根站立起来的面条。
终于从车站右侧走来一个人。是他？是他。怎么从右侧走来的？他说他在电话中说的就是右侧。我说我记得是左侧。谁弄错了？
他不像他，不像我模模糊糊地感觉着的那个他。脸有点儿浮肿，眼睛肯定很小。并不浓密的头发夹杂着不算稀疏的白发。穿着绝不醒目的可可粉色西服。脸色也如可可粉，整个儿呈粘土状。
他43岁。从这个年龄层往上，粘土含量往往偏高。我希望很快就会发生什么事情，证明他当然不是粘土。他看上去实在没什么特别之处。一切都很规范。不高不矮的个子，不胖不瘦的身条，看上去体重140斤左右。问他，他说净重180斤。这怎么可能？莫非他是实心的？
他说和我通长途后他死死记住19日这个日子，所以他向泰州统战部要了一辆19日的车，准备从泰州开到南京把我接回。他单位里正好有一个人去南京看病，他就约那人坐这车同去。18日夜里，他突然“悟”出一个道理：19日离京是20日到南京。但既已订了19日的车，做人不能出尔反尔，更不能叫有病的同志改期看病。于是这辆他要来的车19日清晨专程送那同志去了。他自己买张长途汽车票，下午坐上长途汽车，颠上6个小时到达南京。（我想他还不如坐上他要来的车3个多小时就可到南京，然后休息休息呢。）19日当晚他在南京预订了一辆出租车，第二天好接我去泰州。事后知道司机要价300元。我说这么贵？他说这个司机看着蛮老实蛮舒服的。
由此我说，关于在南京站左侧还是右侧的问题，不是说错就是他记错了。
他坐在出租车司机旁，转过半个头部不置可否地说一句：“一段悬案。”无非是无心破此案。也淡然一笑，或者只是作笑状，心里并没有笑。我感觉，他好像被一个无形的、沉重的罩子罩着。与他说话，他“呵呵呵”、“是是是”、“对对对”。他喝茶，杯里放上五分之四的茶叶，再冲上五分之一的开水，然后用根筷子拨动茶叶，使茶和水互渗。非这么浓的茶他才觉着够苦味。他说世上好饮的都是带苦味的，譬如啤酒、咖啡。我想，还有他那杯人生的苦酒。后来他讲及他青少年时期的压迫感，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不像真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在说假话。
他的面孔如鉴真大师塑像的楠木
我住在泰州期间曾和两位浙江朋友邀他与我们一起下扬州。从泰州到扬州，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自然他得当导游。他端着相机说，你们要在哪里照相，我听你们的吩附。然后无话。只是遥见公厕时，便如牧童遥指杏花村似的指着那个不可或缺的所在：“要不要方便？”我说这好像是你这个导游唯一会说的一句话。他说这是他的责任，嘿嘿嘿。这种笑，又是从喉头发出的，不是心里发出的。他快活不起来。既不会游玩，又不会悠闲。只是在扬州大明寺的鉴真纪念堂，如弟子叩见大师般提神，说鉴真和尚原主持大明寺，后由大明寺东渡，前后11载，虽双目失明而“何惜生命”，第6次东渡时终于抵达日本，传授戒法，弘法兴化，鉴真圆寂近1500年。
我忽然看到他面孔肃穆如鉴真大师塑像的楠木，他声音低沉空濛好似从1500年前传来的。
孤独，或许正是一种未被认识的需要。
生命，于艰难处见浩大。然而人们往往容易只看到别人的成功。个中人的个中滋味只有、也应该由个中人自己去体味。他在青年时代把多少精力抛掷在学习做人，让这个世界容纳他。如今整个泰州都认为他成功了。譬如他个人画展上的一幅画《江南春雨》，他不过例点颜色，倒点水冲冲，没画几笔么，可就是能叫你闻到、摸到、感觉到那朦胧胧、甜丝丝的江南春雨。美国一位教授随他开多少价也要买下。他不卖，不想卖，不愿卖，不卖就是不卖。他可以不卖，但又不可以不送画。20万人口的小城泰州，人们戏称：“一条街道两座楼，一个警察管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他不可能记住所有见过一次的人，但是人们记得他。“名气一大，就不认识人了。”于是路上有人喊他一声杨玉琪，他就作热情状，作朋友状。但是对方到底姓甚名谁？自己什么时候见过此人？“你现在是名人了。”人家说。这就是说，他杨玉琪今后更加要处处小心。“你现在的画难要了吧？”不不，当然不能难要。杨玉琪在一次次的“呵呵呵”、“是是是”之后，一年要画400来张应酬画。这两三年他的上千张画作了无私奉献。我回京后和北京科技界一个朋友说及我剐去了趟泰州。他说他想起来了，他有泰州那个画家的画，那画家叫什么来着？是别人跟那画家要来的画送他的，他也不懂画，也不知那画塞哪儿了。我另一个好友曾经从离泰州一百多里的宝应县驱车到泰州来看我。杨玉琪送他一本《杨玉琪画集》，同时送了一本给这位朋友的司机。这画集是杨玉琪自己花钱买的，60元一本。两本面集的价格正好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你就这么送画集？他说如果不送司机，万一人家误以为不把他一视同仁呢？杨玉琪从小最敏感的就是受歧视，如今最看不得、最受不了的是别人受委屈。
或许，这正是一种被苦难升华了的境界？
我说你这样下去，分这么多心画应酬画，你就毁了！可又想，不这样应酬，是不是也会毁了？他实在一点不认为他算什么成功。可他要这么对人说，谁信？他看着时间从他眼前匆匆走过，踏着嘀嗒嘀嗒的响亮的脚步声。他43岁了！以前他老想把下半辈子借来先用着，少活20年没关系，如今到了上半辈子和下半辈子的交界线了，他又想抛却旧的自我，去获得一个新的自我。他正在经受出生前的大痛苦。当人们认为他轰轰烈烈，认为他到哪儿都是中心的时候，根难想象他内心竟是何等地孤独。或许孤独正是一种还未被他认识的需要，然后才能深思、求索、大彻、大悟。
我终于读懂了他。他颤动着手，流着泪。之后他说池好后悔在我面前流了泪。他当“坏人”被吊被打都没有流泪，只在他的老师去世时流泪过一次。过几天他又对我说，他这辈子，其实还流过一次泪。他和丽君没有爱的自由只有爱的必然的时候，有一次爱的倾诉，爱的倾盆大雨。所以他一直没把这当作流泪。
她为什么要把美藏起来？
我一到泰州直奔他家。他家组合柜上空空荡荡。我说你怎么什么东西也没有？他说一个人太喜欢东西的时候就有点不务正业了。妻正做晚饭。我说你俩怎么长得这么像？其实细究五官一点不像，但是自有一种共同的神韵。杨玉琪说妻今年27岁，比他小16岁。这位小妻子大概着意使自己“老化”，盘着头，也穿着粘土般的西服裙，身上没一点亮色。我快离泰州前，劝她把头发放下。她披下了柔软光泽的长发，衬出一张滋润洁白鲜亮的睑，冰清玉洁。玉琢的脸上是两汪清泉般的眼睛。天她为什么一直把美藏起来？
不自杀的人都得作些关于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表态
一潭死水上飘落了一片枯叶
1966年。19岁的杨玉琪不知怎样才能使娘哪怕有一会儿忘却自身的重压。这天他回家对娘说，街头有人戴着一二尺高的纸帽，手里拎只簸箕当锣打。打一下喊一句打倒自己的口号。娘听了只不吭声。不知过了多久，娘淡淡说了句话，好像一潭死水上飘落了一片枯叶。她说：我今天也在街头站了一整天，藏着高帽，挂着牌。
好像有一个锣锤“当”的一下打在杨玉琪心上。娘身边放着一顶高高的纸糊的帽，帽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俞钊棣”。
娘教学的城东小学已经有一位宫老师自杀了。不自杀的人都得作些关于自绝干人民罪该万死的表态。娘在会上，脸扭向窗外说，他死得痛快，好。杨玉琪对大妹说，要是娘夜里吃了药死了，不得了了，我们就没有娘了。从此两人轮流看着娘。当然，得假装睡。娘翻个身，杨玉琪探出头看看娘是干什么呢。娘一起床，杨玉琪噔地惊起：娘，你怎么起来了？娘说，小便，你也看住啦？
杨玉琪假装睡着，就不容易真醒，鼻不好是真睡。他每晚上床前喝足了水不小便，逼着自己老得起床。上半夜还好熬。他从晚饭后开始给全家讲故事，一口气讲上6小时，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次能讲完。后来弟妹们长大了都找这本书来看。后来杨玉琪自己也面对着两个女性，面对着一个长长的﹑长长的怎么办。
越说越像个国民党
杨玉琪的父亲杨云飞，原是当时蒙藏委员会的一名简任级专员。解放初期董必武办公室找老杨谈话，新中国需要各方面人才，老杨若出来工作可原职原薪。老杨对共产党还不甚了解，刚刚不为国民党工作，便想先缓冲一下。如果他能预测他暂不工作的话1955年肃反时他会被抓走，或许他就不致那么悠悠地慢几拍了。1955年抓走后判刑10年，后来转移到大西北，不知所以地不放，直至20年后，1975年国家特赦，又备受关照。有关方面一边安顿老杨参观访问三个月，一边做俞钊棣的工作。说当初你们离婚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现在你们复婚也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当初逮捕老杨是党的政策，现在释放老杨也是党的政策。说毛主席的话人民一说一听，二说二听，你把老杨接回家吧，哪个也不敢说老杨是国民党反革命。政府还给老杨落实了两间住房。俞钊棣当初离婚为了孩子。她找有关方面说她不能给反革命带孩子。老杨和她一别20年相见时，双方都瞪着对方寻觅自己的结发夫妻。因为他们记忆中的对方都是20年前的模样。那时候俞钊棣高挑轻灵的个子，乌亮传神的大眼睛。老杨无论如何不能把20年前和20年后的两个俞钊棣合成一个人。然而他自己还有一点20年前的模样吗？偶有小孩在屋外喊；“嗳，来看这个家有个老国民党！”“国民党是什么样子的？”老杨穿着件呢子长大衣，俞钊棣看着他是像个老国民党。越说越像！真是！
我离泰州前去看了老杨。一个极普通的干瘦的老头儿。我说你在大西北那么多年，不容易吧。他说还好。管理他们的那些干部、军人不少是南方人，他和他们经常交谈，他们也不容易。
大年三十他端来一盆屈辱
老杨被抓走时，俞钊棣才29岁。有3个孩子，肚子里的第四个小生命又捶击通往人生之门了。本来已经挤着8条腿的一张床上，从此挤上了10条腿，一间沼地小屋，只一扇得用竹子撑起的木格窗，只一月21元的工资，常年吃不上干饭喝稀粥，这就是这家5口人的全部生存条件。大儿子玉琪非常得意地告诉娘，说他会算帐了：我家一天吃三顿粥。我们连着吃了7天，就是吃了21顿粥。对吧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