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曾说过，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把此话套在婚姻上，我想也最贴切不过了。
建国初期，我刚大学毕业，学的是中文。毕业后被分在S市的报社当记者。那时S市的报社能有象我这样的大学生，已是很了不得的事，逢人说起，无不刮目而视。那个时候中国大地遍地是文盲，有一个大学生，谁不视为掌上明。珠？
那时的我，具备当时历届运动所反对与批判的一切缺点，骄傲，自大，资产阶级情调等等。领导和好心的同行，都曾劝我要放下架子，改造思想，做个有觉悟有理想的新一代的记者。他们认为我若能这样要求自己，以后一定大有出息，自然生活也一定幸福美满。可他们却怎么也想不到，我虽是一位踌躇满志、风流倜傥的青年大学生，婚姻却会是那般的不幸，也许他们压根儿没把我认为的不幸当成不幸，反认为是最大的幸福也难说，事实上没有什么人认为我的婚姻有什么不幸，倒是觉得我太不安分守己，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在作怪，这山望着那山高，吃了嘴里的又要碗里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或怎么认为，我想各人的爱情均不会相似的，不可套以一种规范化的定论。
爱情与婚姻是一部天书，是永远无法读懂它的，如果象读幼儿读物一样一目了然，我想那也就不成为其爱情与婚姻了。因为谁也不会甘愿去经受不幸。
我想说的就是我的婚姻故事。
我和云云的结合实在太简单了，谁也不相信我会和云云结合，而且居然会没有知识分子那种“罗曼史”。
农村合作化初期，我从报社抽去参加下乡工作队，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土改结束不久，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分得的土地和耕牛农具简直如醉如痴，对农村实行合作化有着一些不理解。尽管毛泽东已发表文章斥责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为“小脚女人”，农民依然不把它当一回事，许多人都把毛泽东的批评当耳边风，依然陶醉在“亩把土地－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的甜梦中。
我虽然是办社干部，但对中央的农业合作化的决定却有着一些抵触的情绪。就以广东为例吧，1952年彻底推毁了地主的封建经济，秋收后才进行没收分配；第二年土改复查，1953年冬就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搞互助组，1955年就进入土地、耕牛、农具入股参加合作社。分得的土地“主人”，土地到手没多少时光，农村就进入合作化了。
当时，参加办社的国家干部对此有些思想不通，但他们却一个比一个积极，一个比一个坚决，要农民参加合作社。我们在群众大会上也讲道理、慷慨陈词地批评农业单干的害处，走集体化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可是谁肯认真听？谁会真的相信？会后，骂街的，质问的，宰猪杀牛的，跳河上吊的，无奇不有，农村到处一片混乱。
我们向领导汇报，工作组长、县委书记边听边记，最后指示我们：“革命革到农民头上了，他们有抵触属于正常现象。现在革命的主要对象变了，不是地主，不是富农，而是那些拥有较多土地、拥有较多耕牛农具和强劳力的富裕中农，要防止富裕中农破坏。”
千真万确！富裕中农闹得最凶，地主在经济上早成了穷光蛋，政治上被群众专政，他们闹腾什么？但是，跳河上吊的却也不见得都是富裕中农。
就是在这节骨眼上，我眼前却出现了奇迹：
那天早上，我刚经历彻夜的失眠痛苦，在“三同”户家里胡乱吃了两碗蕃薯粥，便拔腿小跑赶去办社办公室，等着陶醉在分得土地的农民报名入社。
我们进驻的李村，是全县办社的重点。我们下乡前，进行了半个月的集训。地委、县委反复强调，全县各区，都要以李村点上的办社经验为指导。越是重点，越是强调“出经验”，这对办社工作队员的精神压力便越大越重。要知道，办社不比土改，没有没收财产的分配。土改打土豪斗地主，没收地主的土地浮财，人见人拥护，土改队的威信高得很；办社却截然相反，要农民带土地耕牛农具入社，在农民看来，这无疑是土改的胜利果实得而复失。他们会拥护办农业社的工作队吗？
下村后，我们已经开过三次群众大会，但入社的人还是零零星星。
在驻村工作组，我任副组长兼资料员。这队伍里，我扮演的是秘书这一类角色。
工作组长对我完全信赖，因为对地、县委的“对口汇报”，全靠我罗织材料。他是南下干部，担任过好几个县的土改团团长，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所差的是只有扫盲的化水平。他本人的文化素质决定了对我的依靠和信任。他表面看来很乐观豁达，对李庄办社充满信心，其实他内心对此也很困惑，忧患意识不比我轻，有几个晚上，我都听见他在梦里和县委书记吵架，醒来时一身冷汗涔涔。
在村子里，我们开了两次群众大会，却依然没有反响，农民依然按兵不动。我和老组长都开始慌乱了。
岂知，那天早晨，我们在办公室里刚坐下，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和一个村姑娘，牵着一头壮实的大水牛走来了。那头水牛头上扎着用红布结成的大花朵，牛角上挂着一份红纸写好的入社申请书。
她们慢腾腾地走进办公室，从她们迈进办公室那一刻起，她们是第一个报名入社的人。
绝处逢生，奇迹出现了。
“同志，我们把家里的大水牛都牵来了。我们报名入社。”那牵着水牛的村姑的声音如银铃，似画眉黄莺，太动听了。
“你叫什么名字，姑娘，好姑娘，我们李庄带头走集体化的好姑娘。”工作组长老何搓着双手围着那村姑一迭连声地问道。在战场上端着机枪哒哒哒地把敌人一个个扫倒在阵地上，土地改革时在台上一次又一次宣判不法地主死刑的老党员，此刻在这位姑娘面前说话时激动得声音都发颤了。
天啊，这是哪重天上飘下来的活菩萨？要知道，这是李庄自愿走集体化道路的带头人；要知道，如果开完第三次群众大会李庄农民依然按兵不动，依旧没有人报名入社，我们工作组就要全部“换血”。工作组的组长老何就要因此而被摘去乌纱帽，或贬官为民，或到喜马拉雅山下的高原城拉萨去“支边”。到那时可莫怪上级领导心狠啊！叫你到重点地区搞农业合作化的先行点，你没本事发动群众，如此无能，右倾保守，乌纱帽还不该摘下来吗？
“好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这位老人家是不是你的母亲？”老何见那姑娘没回答，复又紧接着问。
“我叫云云。我的母亲没名字，人家叫她李陈氏。”登记姓名的时候，姑娘这样对我们说。
“那么，你为什么要参加合作社？”老组长问。对这种送上门的好事，他兴奋得有点不敢相信会是真的。
“为什么？你们开了三次群众大会，不都说得很清楚？没有合作化，就没有集体化；没有集体化，就没有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你们也说得好生动——到了那时，咱们农村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姑娘说时就象在背我们编印的宣传合作社优越性的教材，口齿流利极了。
可以看出来，姑娘对我们宣传集体化，宣传社会主义听得很认真。如果年轻的读者觉得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多么肤浅可笑，那么，在当时，在合作化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解释可谓相当通俗形象了。
“你为什么要参加合作社，单干有什么不好？”我又重复了何组长的问话。这时，我已为那姑娘所说的话镇住了。这一切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单干眼前看来好，但好光景不长。待将来，农村又会出现新地主、新雇农、贫农。现在已经有人把分来的地卖了；也有人买人家土改的胜利果实，买分来的土地。所以，单干只好在眼前，这就好比三月桃花。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姑娘滔滔不绝地说着，一点也不怯场。
作为新闻记者，到哪里去找这么生动典型的材料？不用组织，不用加工，我立即就写了一篇报道，寄回报社，很快就在报纸要闻版发表了。
中国解放后搞政治运动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叫“典型带动”。靠云云这一典型，不到一个星期，李庄自愿参加农业社的农户就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县委派人总结李庄依靠典型带动全村实现合作化的经验，在全县推广。简报发下来后，工作组长老何立即掏钱到供销社买了两瓶60度的长乐烧，一斤酥味花生，倒了满满一大口盅，又给我倒了小半碗，两人对饮起来。
一大口缸酒喝完了，他涨红着脸，呵着难闻的酒气问我：“小杨，今天咱们不谈政治，东扯西扯地摆龙门阵。我听说，你在城里还没对象，你看云云这妮子怎么样？”
五十年代的工作组长，个个都是政治挂帅的榜样人物，和下级谈婚姻，议论家庭和私生活，是我始料不及的事。尤其是他指名道姓问我对云云的看法，这更使我浑身颤慄，百倍警惕。“引蛇出洞”是政治上角逐的伟大战术，多少人为此跌进深渊，粉身碎骨，后悔莫及。何组长虽然平日里对我极好，但天知道是否表里一致？
云云这妮子实在太漂亮了，你看，她那对杏眼，那两道柳眉，那悬胆的鼻梁，那挂着七分笑意三分傲气的嘴巴，那使人魂飞魄散的不浅也不深的酒窝，那健美的身段，那红衣白碎花的斜襟农村姑娘装束，在城里，老看到不分哪个年龄层次的女人，无论春夏秋冬，人们一律灰色或蓝色的“列宁装”，那种千人一面的服装把小伙子们的眼神都摧残了！
全知全能的上帝，您用什么材料和颜色创造出了这样一个绝代佳人？我自从见到这位姑娘后，常常有痴痴呆呆、失魂落魄的感觉。现在老何提出这个问题，莫非他对我对那姑娘的看法全都知道，我的一切表现全逃不过他的眼睛？
“砰”！我手里的杯子从手里落下，在地上摔成一摊碎片，幼年读《三国演义》看到曹操煮酒论英雄一段，刘玄德听曹阿瞒指着他自己和相对而坐的皇叔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手里的汤匙便失落地下。当时刚好一声响雷把刘玄德的慌乱心情掩饰。时值年少无知，无法揣摩他日三足鼎立伟大英雄的人物心理，谁知今天我也因为一位美人而先落酒杯。
“怎么样，小伙子，别忸忸怩怩好不好？月逢十五满，花开为瑞年。”老何咧开了那可亲可敬的大嘴巴，朝我直笑。
我说：“交朋友这件事，得两厢情愿，不能闹单相思。你问没问过她？谁知人家愿意不愿意？”我说时已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不用老何再三盘问，便把内心所想的全说了出来。
老何听了一拍桌子，又一次乐得咧开了大嘴巴，象终于揪了狐狸的尾巴一样，下结论地说：“行，一切包枉我老夫身上。以后就看我的了。”。
我看老何已把此事为真了办，心里不禁害怕起来，我嗫嗫嚅嚅，想把我和安格林娜相好的事情告诉他。但始终没有勇气。
安格林娜追我大学里的相好，那是并不久远的事情。
老何还真说到做到，一点不含糊地把我与云云拉扯到一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