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医室的门开着，他在那里坐着，我咋就不能找他看病？再说，在政治课上老师不是也讲对犯错误的人不能一棒子打死！人家闫医生改造了，上班了，咋就不能看病？”周伊波固执地反驳道。
“你政治上怎么这么糊涂？你是团员，别人可以，你就是不可以。他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哪里只是犯错误！右派分子要搞资本主义，让国家回到人吃人的旧社会。你不能一入了团就翘尾巴，不听劝告！你现在个人主义严重发展，已经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如果不赶快刹车，在政治上就会堕落下去，有一天你就会和他一样！”史纪钦声调夹杂着严重鼻音，声音不高，但他的严厉表情和挽救失足者的警示语气，让周伊波惊呆了。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党性原则”，没有人用这样的政治术语对他做这样尖锐的批评。他没有再反驳，心情沉重地离开了操场。
这一年的年末，柳枝当真应了老祖母说的，在医院里给伊波生了一个抱腿的。她产假休满后，每天上班时先送小儿子伊涛到东三路商业职工托儿站，然后去上班，上班中间再去喂奶。托儿站在肉食商店的东北方向，在胜利中学的东南方向，距离肉食商店和胜利中学两个地方都只有几百米。一天三铸和柳枝征求大儿子意见，让伊波上学时先去送弟弟到托儿站然后再去上学，以减少母亲行路的劳累。伊波心里不太乐意。主要原因倒不是高中的功课忙，每天得提早起床，而是每天早上抱着这么小的一个弟弟走路，觉得很难为情。尽管这样，他还是点头答应了。伊波想到，自己就是从这么小开始，一天天长大的，父母经历了多少劳苦、费了多少心血才让自己有了今天。更何况母亲是给自己生了一个“抱腿的”，也响应了毛主席关于学习苏联人民“多生孩子、争当‘母亲英雄’”的号召，家里多了一个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管他们谁笑话？从此以后，伊波每天比以前早起床半小时，而且走出小区后总是选择同学较少过往的线路走，他宁愿独来独往。
一天清晨，伊波送弟弟返回路过劳武巷，正好碰见团支部宣传委员温经纬跟一位拉架子车的老人从一个院子出来。温经纬一见伊波，就停下来带着奇怪和尴尬招呼道：“周伊波，上学怎么走这儿？”
周伊波很不自然地答道：“我到南边托儿站送小弟弟。”
“收破烂！谁有破烂卖？”老人佝偻着腰，先走到前边，边走边吆喝着，停在了一个大院门口。
温经纬路过老人身边时，对他抱怨道：“今天你出门太早了，让你多睡一会儿硬是不听！”
“你快走吧！”老人简单地答完，又开始对着门里吆喝。
周伊波随口问道：“这是你爸？”
温经纬点点头，没有做声。
就此周伊波和温经纬有了一段交流的时间和途径，相互知道了彼此的家庭情况和对班上及社会问题的想法。温经纬喜欢美术和绘画，负责班上的壁报和年级的黑板报。他经常从父亲收到的旧报纸和废书信里剪贴美文和旧邮票，并把从报章上摘抄来的名言警句、谚语、歇后语插进壁报和黑板报的空档处，如“不能同时坐两只船，不能同时说两样话”啦，“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瓦渣云，晒死人”啦。受温经纬的影响，伊波对集邮产生了兴趣，回家里找寻塞在抽屉里、扔到床底下破木箱里的老家来信。他从信皮上，连纸剪下邮票，放到水里浸泡后，去掉邮票背面的信封纸，再夹在书里阴干。偶尔，还和温经纬一起把自己多余的邮票拿到集邮公司门前与人对换，母亲给的零花钱，全用在了买纪念邮票上。不久他就有了个小集邮册。
董国峻在学校里，课间时间仍然总是坐在座位上看小说，课后他的身影常在排球场上晃动。但是，放学铃一响，他即刻告别球场回家。他在家里一直是最让母亲满意，也最接受母亲管束的孩子。与伊波的家庭不同，在国峻家里是母亲说了算，而且母亲支持他广交朋友。本来周伊波和董国峻来往最多，但自上高中后，俩人在学校里单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少了，在上学放学路上，碰上的时候也不多。到了星期天，伊波即使有点时间，由于兴趣的转移，也没有再去找国峻交换书籍和讨论读书心得。但婵婵仍然是国峻家的常客，或是一起唱歌，或是去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姐姐华峻因高考临近，周末很少再拉琴，而且还嫌院子里的歌声琴声太吵，不时从屋里出来吆喝，“你们把声音放小点！”华峻也曾对国峻念叨，“好长时间没有见伊波来玩了，可能是怕玩得多了影响学习吧！”婵婵不在跟前时，国峻的母亲则直截说，“伊波这孩子稳当，婵婵这丫头太疯，太贪玩，不要让她把你带累了！”国峻对母亲的话表示异议，分辩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各人的活法，我和婵婵的考试成绩经常都排在伊波前面。”
夏日的夜晚，铁路南区南巷两排院落家家户户的窗子里几乎都传出来豫剧“朝阳沟”的唱腔和老少爷们跟随着的吼声，“亲家母你坐下，咱俩随便拉一拉……”
这天，伊波比往常下晚自习稍早。回到家里，父亲还没有下班，伊燕已经把门口扫干净，洒了水，铺上苇席，姐弟三个坐着玩耍。母亲在躺椅上摇着蒲扇听戏，见有邻居走过，还不停地打招呼。
伊波坐在苇席边，先是沉默着，不时望望夜空中的月亮，见过往的人渐渐少了，姐弟仨都睡着了，他就和母亲聊起了学校的事：班主任邹老师想让他代替孟英华当班长，孟英华一是学习太差，二是仍然喜欢在同学里面说是非，威信不高。团支部里有几个人向班主任推荐他接替。
柳枝听罢，不在意地说了一句：“让你当你就当呗，给老师帮点忙，收收本子发发作业！”紧接着就转移了话题，“咱这巷子里，还只有你宋伯伯家有大学生。现在你和婵婵、弯弯都上高中，将来就看你们仨中间能不能再出大学生。婵婵比你和弯弯都乖，记性又好，恐怕比你俩希望都大。”父亲不在家时，母亲和儿子的话很多。她对婵婵有某种想法，常在儿子跟前独夸婵婵，也是想激发儿子跟紧婵婵，可儿子每次都是板着脸不答话。她又怕自己说的话对儿子有压力，于是就宽慰道，“解放以来，咱这巷子里比你大的孩子，还真没有见哪个考上大学的。你如果考上了，能学个医生‘救人利己’，你爸爸还不高兴死了。要是考不上，去当个会计也不错。等咱家日子过好了，再让你俩妹妹和弟弟去给咱考个大学。”
母亲的话的确让伊波不舒服，他觉得母亲既对自己缺乏信心，也不像父亲那样把自己的学业太当回事，可心里还想高攀人家宋婵婵。他打断母亲的絮叨，生硬地说：“妈，我心里有数。”
伊波回到屋里套间躺在小床上，从书包里取出了温经纬借给他的那本掉了封皮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包里还有《牛虻》、《教育的诗篇》和《青春之歌》。这是温经纬从他爸爸收购的旧书堆里拣出来的，看过觉得不错，才又拿给伊波。其实，伊波以前也听国峻谈起过这些书，只是自己一直没有主动去借。这一次，他已经下决心，想好好看点书，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自己知道的事的确太少了。他给母亲商量过，这个暑假不再出去打零工了。周伊波刚读完这本书的第三章，还没有读到关于保尔战斗激情和革命意志的描写，就被保尔和冬妮娅初识的浪漫情节所吸引。他仿佛听到了冬妮娅在保尔钓鱼时，对他说的调皮话，看到了冬妮娅飘逸的长发、眯成了一条缝的美丽眼睛。还看到保尔拉着冬妮娅的手跳过岩石，冬妮娅由于疯狂奔跑心脏剧烈跳动，而不由自主地靠在了保尔身上。读着读着伊波的心也剧烈地跳动起来，仿佛是他拉着冬妮娅的手，让她轻轻地靠在了自己身上。在与书中人物的初恋中，周伊波神魂颠倒地进入了梦乡。
周伊波的高一期末考试成绩是代数85分，几何刚过80，尽管语文、俄语、物理、化学、政治都在90分以上，可还是没有进到班上前十名。虽然离高考还有两年，但他觉得如果实力没有明显增强，将来靠这样的水平去竞争，肯定会落榜。不过，他又觉得，到那时即使考不上大学，宁愿回嵩汝镇和祖母住在一起当农民，也不要像母亲说的去当会计，整天和数字打交道，有啥意思？他还想起了前不久团总支邀请团省委的人来校，为高中部学生宣讲知识青年董家耕、侯隽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扎根，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苦干实干的模范事迹和上海知青到新疆建设兵团开拖拉机改造戈壁滩、垦荒种地建新城的伟大功业。这次宣讲会后，在高三教室的后墙中央贴上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切服从党安排”的大幅标语；毕业班同学纷纷在黑板报上表决心。受这种气氛的感染和影响，周伊波已经提前做好了或升大学、或当农民的思想准备。
这年八月，高考录取工作刚一结束，区上几所设考场的学校里已经发榜。胜利中学教导处在教学大楼的公告栏内公布了从区教育局抄回来的“高考录取名单”。在1961届两个毕业班一百多人里，被高校录取的学生只有七个人。尽管仍然不够理想，但校长和多数老师都很知足，他们说：“已经很不错了，比去年、前年都好！”暑假还没有结束，学校里已经是熙熙攘攘。多数毕业班的学生到录取名单后，考上者准备领取“录取通知书”，也想再了解其他同学的情况。没有考上的人明知不可能会有奇迹出现，却还是要带着些许侥幸心理在公告栏内再浏览一遍，然后带着遗憾和痛苦匆匆离去。公告栏前的一些低年级同学是来凑热闹的。他们是想看看在录取的人里有没有自己认识的，也想咨询和获取那些考取者的学习经验、报考经验。周伊波和董国峻也在凑热闹的人中间。
在团委书记办公室，白丽红在安慰着她平时最喜爱的门生孙雅：“今年国家经济紧缩，全国高校招生人数都减少。我们不是说过‘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吗？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都急需有文化有觉悟的劳动者。我们团干部要带头响应党的号召！”
“我才不哪！我哪能这么小就去参加劳动？刘森林都考到了古城医学院，我的梦想也是当医生。你以前不是对我讲过，‘国家需要千千万万革命的教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吗？’我们共青团员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要为革命去学习这些职业，就是要让吕易居、艾二妹、闫泰岭这样的右派走投无路，将来绝不能让他们的孝子贤孙占领这些重要岗位。所以，我明年非考上大学不可，为白书记和团组织争这一口气！”这个一心“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学生干部，向恩师充分表达了自己非考上大学不可的决心和志气，并且她又一次请求：
“父母同意我再复读一年，开学后，请白书记帮我安排到下个年级上课。”
“你不想就业也可以。我想，你高三的课都学完了，再上课就没有意思了，不如自己在家复习，有问题到学校来请教老师。”白丽红对自己精心雕塑的、曾经特别欣赏的高足落了榜感到失望，也对这个灵牙利齿、舌头翻转自如的学生老是缠着自己，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如果能跟班上课，就能随时接受老师指导；而且每一年的课程都会有变化，考试的侧重点也不同。”孙雅还在申诉留校复读的理由。
“好吧，我抽空到教导处问问，你先回去吧！”白丽红对孙雅下了逐客令。
孙雅两眼红肿着从白丽红书记办公室出来，与等在楼口的刘森林一起掉头越过新修的操场，向城墙豁外的护城林走去，孙雅边走边哭诉着。
闫泰岭按照学校对他的特殊要求，暑假里照样天天到校医室值班，一点不敢怠慢。没有病人时，他时常从座椅上站起来，神情茫然地向外张望。这时他正巧看见一男一女俩学生先是站在楼口，接着又从不远处转身向北，女生一副悲痛伤心的样子。他带着恻隐，自言自语道：“真还有人比我更伤心。”此时，下放劳动和进行疫区疾病调查的景象又浮现在他眼前。他仿佛又看见了那里的柳拐子病人、甲状腺肿病人。这些老乡，带着重病还在地里迎着风沙、顶着日晒干活。他也想起了那些轮番抢救克山病人、几天几夜不能睡安稳觉的医疗队师生。他们都不是右派分子，而吃的苦都不比自己少。他觉得自己应当和人家比，不能再和夏宏雷那种人去争理。不能老去想伤心的往事，得放下包袱往前过日子。一大家人，老的、少的都盼着自己重新开始。几个和他下放在一起、同病相怜的右派朋友，都叮咛过他，“不要犟嘴，不要不服气。不然，吃亏的是自己。”他认为自己把朋友的话都记住了，好歹组织上让自己回家团聚了，生活正在重新开始。实际上，生活也让他变得越来越迂腐，越来越迟钝，他对于已经形成、正在缓慢移动的政治飓风一点没有觉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