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已经下了几天，窗外的天空总是阴霾着。
从窗口望出去，天空的颜色没有海的颜色亮。也就是说，天显得重，而海显得轻，这种情况时常在雨天里出现。雨天里，海面上很少有船，停泊在岸边的机动舢板也被窗玻璃扭动的雨水改变了形状。
这两天我一直紧闭着窗户，可房间里还是充满了潮气和霉味儿。每到这样的天气我都想买一个烘干机什么的，可天晴之后，我又把买烘干机的事忘记了。
李司在上午九点左右给我打来了电话，那时，我正酣睡着，电话一定是响了很久我才不酎烦地去接的。我用被子蒙上头，后来，就听到了李司柔细的声音。
李司说可能下午去你那儿。
“是吗？”我平静地说。
“你好像不太欢迎我。”
我说没有啊。我的确没有——不欢迎她，我只是没表现出她所需要的那种热情罢了。有的时候，人们是需要表现出热情，不管这个热情是不是源自真实的心理，或者完全出于一种礼貌和习惯。我没有表现出热情，并不等于说我不欢迎她。
“用我去机场接你吗？”我这样说，以补充我的“不热情。”
“不用，我并不能确定我什么时候到你那儿。”
“可是，……”我想了想说，“你大概找不到我家。”
“到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你应该是在家的吧？”我撩开被子，看了看窗外的天空。我说，我应该是在家的。
李司的电话就挂断了。我看了看电话，当然，电话上什么也看不出，那里没有李司的模样，也没有李司的神态，观察电话，会给你造成这样的印象，一滚刚刚还响的电话突然静止了，电话本身就是冷冰冰的。
我想这不是李司的风格，以往，李司做什么都是比较周到的，办起事来一向井井有条。她给我打电话时应该说得更详细一些，比如为什么到我家来？如何来？需要我做什么准备？她是属于一次性探望还是要住一段时间？进一步说，一段时间是多久？三五天还是十几天，或者更久。等等。这些李司都没说，使用这种简约的方式应该是我而不是她。
不管怎么说，李司的电话还是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她比以往显得神秘，不知道她的到来会给我古板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一杯酸奶？一杯红酒？还是一杯苏打水？事实上，李司神秘的电话验证了我的猜测，她到我家是来“逃亡”的，作为一个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而我的家成了她窝藏的地点。——当然，这是后话。
我起床时已经到了中午，李司还没打来电话。我知道李司想找到我肯定还会打这个电话的，因为除丫这个电话，我就没了其他的联系方式，我没有传呼机，也没有手机。我倒不是有意拒绝现代通讯工具，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用处。我还记得津子围说过的话，他说如果你不想用这些东西去联系别人，那么，这些东西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因为，如果人家真的想找你，无论怎样都可以找到你的。如果不想找你，你佩戴那些东西也没用。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事实上，手机和传呼机什么的，与我的生活现状真的没什么关系。
李司知道这一点，她只能给我打电话。当然，还有一个途径，李司也可以直接到我家里来。去年冬天，她来过我家，不过，我怀疑她能不能找到我家，尽管她处世精明，做事周到，可我觉得，大多数女人都是没有方向感的。
我的城市里总是有雨，我的记忆里也总是有雨。现在，我就坐在起了毛边的沙发上，端着温热的咖啡杯，透过玻璃窗望着凝滞的海面。这时的天空很厚重，也很浑浊，房间里的光线就更加暗。平日里，在阳光强烈的时候，我的房间里也算不上明亮透彻。窗外阳光灿烂，而屋子内由于多层格局的柱子，将光线分割成对比强烈的色彩，有的地方特别亮，而有的地方又特别暗。我的沙发就在暗的地方，那里靠近高大的柜式壁炉、落地灯和北侧窗户垂下来的帷幔。我想，坐在那里的我也一定是对比强烈的，一面脸明亮，一面脸幽暗。阴天就不同了，我脸部的色彩也会暖昧起来。
在很多日子里，我就在这个房间里长久地坐着。我儿乎不看电视，很少看书，更多的时间只是坐着，缅怀往事——事实上，我的年龄和经历都不足以让我缅怀往事，同时我也这样想过，缅怀往事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而更多的老年人并没有在缅怀往事。有的时候，定义是老人之外的人下的，当我们看到一个老人发呆地坐在那儿，于是说他在缅怀往事，实际上，他也许什么都没想。
我不同，除了幻想之外，我不缅怀往事我就没别的事干了。
李司上次来并没住在我家，她住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头—天她并没给我打电话，她和证券业的同行谈了一笔业务，又运作了三个亿的资金。她是这祥对我说的。当时我笑着说，“运作”这个词在你的嘴里说出来，没有专业术语的感觉，倒好像是儿童摆的一种智力游戏，从这边运到那边。她认真地看着我，问：为什么有这样的印象？我本来不认真的一句话引起了她认真的态度，我可不想这样，于是，我匆忙结束了话题。我说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为什么？李司仍用严肃的眼神瞅我。
我做了一个不太好看的手势，不想再说下去。比如我说还是不为什么，她会继续问，还是不为什么是为什么？我们会进入一个手心手背的怪圈里，没完没了，又没实际意义。
最后我说：你显然不是找我谈业务的，这样吧，你想玩什么？
李司想了想，她说，是啊，可是，玩什么呢？
我也想了想，说，要不这样，我带你去我家，同时我再找两个朋友。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我说当然是男朋友，我知道你对女朋友是没兴趣的。
李司笑了，她说我怎么会留给你这样一个印象。
就这样，我开车带李司去了我家。进到屋子之后，李司兴奋地说：没想到你的房子这么漂亮，要知道这样，我应该住在你这里。
我说那你就退房吧，二楼有专门的客房。
李司问我：你住哪里？
我说我有自己的房间。
李司继续笑，她说那太没意思了，我看我还是回酒店去吧。
那天晚上，我们搞了一个烛光晚宴，那是一顿丰盛的晚宴，赵阿姨为我们烧了八道菜。参加晚宴的有孙红兵，还有津子围。李司坐在三个男人中间，她的心情异常地好。想一想，就她一个女人，她当然地成了主角（赵阿姨没上餐桌，即便她上了餐桌她也是局外人），李司还多少有些忸泥作态，不像平时做职业经理人的她了。
为了烘托气氛，那天晚上，我还特意放了云舒前几天送给我的CD，大家听了都会觉得有品位，但为体现他们有品位，他们都不会说，这个曲子真有品位，那样，他们的品位就没了。
晚宴开始时，大家还都显得有礼貌，但多半是因为拘谨，可喝了半瓶红酒之后，晚宴正式的气氛就被打破了，在场的人除了我之外，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谈话热烈起来。
津子围问我还做俯卧撑吗？我知道他的意思，我瞅了瞅他，不答。
显然，李司和孙红兵也知道俯卧撑的典故，李司斜着眼睛瞅了瞅我，武断地说，他做也没用的，浪费精力。孙红兵则大笑，属于哈哈那种大笑。
其实我心里明白，津子围和孙红兵的心思没放在我身上，此刻，他们对李司比对我更有兴趣。这个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的谈话已经成为了铺垫，他们最终是要表现自己，想让自己引起李司的注意。这当然是我希望看到的，在选择参加晚宴的朋友时，我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可惜，我要找的最幽默、最能调节气氛的人没找到，就找了孙红兵和津子围。
孙红兵是市立第一医院的外科医生，看上太他瘦削英俊，不过，他谈话的水平并不是很髙，我所以找他来，主要是看好他对女人所具有的攻击性，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都会无所顾忌地表现出对女人的热爱，大胆而热烈。我相信，没有女人会反感对自己表示热烈的男人，当然，她反感的人除外。孙红兵是主任医师，按社会上的“可比口径”，应该是正教授级别的，况且，孙红兵是博士学位，而李司只是硕士学位，他与李司相处不会觉得有压力。另一是津子围，津子围是个作家，有的时候有点装“酷”，在我看来，他多少有点自恋倾向，他说在美女面前我可以不屑一顾，我说那能证明什么？他说并不想证明什么，就是这样。当然，我对他有这样的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多次跟我讲，一个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的小女孩爱上了他，他能做的只有一件拿，就是放弃，他说放弃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关系到哲学的一个命题。我觉得他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过于良好了。找津子围来，并不是全冲着李司，我似乎觉得，该见一见津子围，倒不是有非得要见他的理由，我只是觉得，有日子没见了。
事实证明，我找他们俩来是正确的，达到了亦庄亦谐的互动效果。从李司开心的笑容中，我的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其实，我费心思给李司找来了孙红兵和津子围，并不是对李司有所求，我想我不求李司什么，只要让李司开心就够了。如果一定要从某个角度找出必然的因果联系，那就是，李司曾经在接待我的时候也找了有趣的女伴，后来我和那个大腕有过一夜的经历，但那是令我反胃的、不堪冋首的往事。现在，我以漫不经心的方式安排了这个场面，是在向李司说明：看看，我介绍的朋友！
当然，这里得排除两种误会：其一，我没给李司介绍跟婚姻有关系的男朋友，她虽然没结婚，但我不会给她介绍男朋友，这样的事可以跟任何人有关，但与我无关。其二，我们不是那种纯粹的“游戏男女”，我也不是在给李司介绍临时情人。当然，如果他们相识之后，李司与孙红兵或者津子围发生了据说是感情的那种东西，成为情人或者结婚组织家庭，那就是另，回事了。我礼节性地介绍朋友，往往更具有庄重感和吸引力，因为这样的朋友会有多种可能性，使他们相互间的选择有了宽度……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孙红兵和津子围都是已婚男人，可话又说回来，李司不会在意这些的。
而最根本的是，李司不可能和这两个男人有什么真正的结果。这里说的结果是：做情人和结婚。了不起，李司和他们在一起玩一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