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真实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作品,它们的艺术生命力都是很顽强的。刘宾雁同志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就属于这样的作品。二十三年前,它刚一发表就引起整个文学界的注意,它以尖锐地提出问题,对生活独特的分析,善于揭示生活深处新的矛盾而震撼和启示了读者。今天,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以后,这篇脍炙人口的特写,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拂去历史的尘埃,便会发现,这篇特写锋芒未减,光彩灼人!它象一面历史的镜子,可以照见今天现实里某些人物熟悉的面影,今天的现实矛盾与过去的矛盾的相通相似之处。因而,不论对于认识当时或今天的现实生活,还是帮助作者们更深刻地反映新时期的生活,这篇作品都有启迪的力量和借鉴的价值。重新发表并评价它,非常值得。
《在桥梁工地上》出现在一九五六年的春天。当时的情形与今天的形势十分相似: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过去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可是,怎样认识当时的现实,现实里出现了哪些新的矛盾,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是什么,真正阻碍我们前进的力量来自何处?这一切,是迫使当时每个文学工作者深思的问题。有些人还看不清急剧变化了的社会生活中的新矛盾,为此彷徨苦恼;有些人虽然看到了,却没有勇气正视,采取回避和粉饰的态度,习惯于用现成的老套子,写些廉价的颂歌。有些人虽然涉及了,但写得不深。而刘宾雁同志不是这样,他敢于为天下先,怀着急切改变现状的责任感,根据长期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通过对黄河上游一个桥梁工地斗争生活的真实描绘,通过罗立正和曾刚这两个对立人物的矛盾纠葛,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揭示出新生力量与保守势力,先进的管理方式与陈腐的小生产的管理方式,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与思想僵化、长官意志的激烈冲突。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官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的灵魂,揭露了他们给建设事业带来的深重危害,歌颂了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积极进取的历史主动性,大声地提醒人们:千万别小看官僚主义,它顽固、善变,它正侵蚀着社会主义的健康肌体,我们必须与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特写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和平建设时期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宽阔画幅。站在桥梁工地上,从外表看去,一座座大桥竖起来了,最新式的钢拱桥象彩虹似的伸向天际,桥下的黄河水也象时代生活一样滚滚向前,工人阶级正在创造着奇迹。但是,作者没有被成绩和主流所眩惑,他走向工地的基层,走向生活的深处,发现了主流的对面还有逆流和回流,保守主义、官僚主义正在竭力拖住建设的速度和效率,正在制造惊人的浪费,他们在桥梁队绝非孤立无援,而且还颇有实力呢!青年工程师曾刚和桥梁队的工人群众,为提高效率,更新设备,改善管理,实行“双倍定额”,表现了可贵的主动精神。可是,这样的热情和努力,在思想僵化了的桥梁队长罗立正、技术室主任周维本们看来,却不过是“冒险”行为,“无纪律”的表现。在他们的束缚下,新鲜的思想无法变为实际,明智的意见被化成空谈。就是队部门上装样子的“意见箱”,也连“锁都锈住了”。对“造两座桥就整整赔掉一个桥”的浪费现象,罗立正们不痛心,不自责,反而振振有词:“不错,钱是花多了点,桥可造起来了呀!”他们就是如此的麻木不仁!他们常用的字眼是“正常”,那就是当留声机和传达室,例行公事地传达、布置、讨论,在多开会和开长会中消磨日月;至于下面有什么困难、问题,他们可以充耳不闻,心安理得。但是,假若有谁敢打破这“正常”的秩序,就被看作“添麻烦不好领导”,而要当作异端来施加压力了。不断刷新指标的曾刚,成了“危险分子”,有人还提出应该查一查他是否有“反党情绪”。一份表扬提高工效的稿件,吓慌了罗立正的手脚,他惊呼:“万一中央负责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就许连部的领导都要作难——那就得全国各地都这么搞哇”。全国都来搞超额,罗立正当作不祥之物。罗立正们所谓“多请示”呀,“指标低点好超额”呀,“不犯错误就是胜利”呀,都围绕着一个目的,那就是保住既得利益,保持内心的宁静而免遭纷扰。如果说,平时他们尽可以用数不清的借口掩饰自己的卑怯,那么当自然灾害突降时,官僚主义者的灵魂就无可遁形了。洪峰袭来,事变当前,情况紧急,罗立正不思当机立断、排除险情(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而是盘算如何脱身,如何保全自己,如意办法仍然是:请示工程局,只要局长或处长说了话,就万无一失了。就这样,良机坐失,桥梁冲毁,大批国家资财被葬送,工人们痛惜地哭了;而罗立正此时此刻是何等得意:“万幸,万幸,电话总算打通了——不管怎样,我请示过了”,周维本感叹道:“没死人,不简单哪!”这是多么鞭辟入里的揭露,多么辛辣的真实啊!特写就是这样通过一系列典型场景和细节描写,写出了保守主义、官僚主义的巨大危害和严重存在。象曾刚这样的人,多数人对他持怀疑态度,这个“多数”又怎样的发人深思呵!出现在这里的矛盾冲突,都不是作者臆想和任意夸大的产物。而是严格忠于现实,透过表面从生活的深处选择和摄取到作品中的。从这篇特写足以看出,只要真正深入到生活的底层,深刻地而不是皮相地再现生活,即使和平建设时期的题材,在感情的规模上,矛盾的尖锐程度上,绝不比其他题材逊色,它一样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在桥梁工地上》超出一般特写的地方在于,它不但生动地描绘了事件的过程,写出了桥梁工地许多真实的生活画面,发掘了平凡生活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而且在不违背特写真实性的前提下,集中突出地刻画了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罗立正的形象就是一个成功的创造。作品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性,造成这种性格特点的环境和原因,层层深入地挖掘着他的灵魂世界。罗立正不是投机分子,也不属野心家之类,他是一个心灵上落满了灰尘,在和平建设环境里解除了思想武装的从战士到懦夫的人。战争年月,罗立正不愧为无畏的战士。他就是“扛着几十斤重的行李披星戴月奔走在京汉路上的那个人”。在宿营的火堆旁,他美妙地幻想着等革命成功后,“到黄河、长江上把大桥一个个架起来”,火光映着他红红的脸,发亮的眼睛。可是,等到他领导一个桥梁队,走遍天南地北,亲手架起三十多座大桥,幻想逐个实现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激动,不幻想了,“发亮的眼睛”也变作“睡意朦胧”的眼睛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战争可以考验人,和平建设——这伟大而又极端麻烦的事业更能考验人。罗立正看到了这里数不清的矛盾比战争更复杂、更难处,他慢慢学会吸取消极的经验,逐渐形成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逻辑。党报社论他从来不大看,中央文件不附上局里的指示他也不大看,因为“一个人不按报纸社论办事,多咱也不会为这一点而受处分。按行政命令办事,即使违反了党的政策,责任也不会追到下边来”。于是,谁也没有他请示的次数多,在人们的印象里,罗队长是组织性最强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