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北大荒巳经40多年了，可是他永远留在了那片黑土地里。如今他的坟和碑也被山林和荒草深深地掩盖了，留给我们的只有迟到的怀念。
我和他在一个地方下乡，都是1966届老高三的。他小学和中学是在上海读的，高中毕业于哈尔滨9中。他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密林深处，参加了创建这个哈尔滨青年农场的最艰苦的劳动。因为他是“开国元勋”，我们这些后来人对他都很尊重。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上挂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言语不多，见人总是先笑，很儒雅的样子。但眼神很忧郁。他衣裳很破旧，上面总是沾满泥土，显得很劳碌。和他一起来的同学都说他很能干，不怕吃苦。我和他不在一个连队，只是擦肩而过的时候相视一笑而已，好像一句话也没说过。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9年春天，那时珍宝岛战斗已经打响，地处黑龙江边的我们兵团连队已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临江的老百姓正在后撤，一列列的军车正向边境集结。我们这些带着保卫边疆的誓言而来的知青个个义愤填膺激情燃烧，已做好了为祖国献身的准备。那时大家已没有心思种地，就准备打仗了。这时上级来了命令，要把“8种人”撤到30里外的后方，防止在未来的战争中这些人“反水”。何为“8种人”？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些人在那个时候都被当成了小学生闫启庸“敌人”。可我们这个清一色知青的部队，哪有这些人？最后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领导，把这“8种人”家庭出身的知青，一律撤走了。
这对这些热血青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说实在的，这些青年，当年积极报名下乡，就是要回避城市里的“文革”运动，摆脱家庭的影响。他们拼死拼活地劳动就是想争取一个和其他青年一样的政治前途。然而在他们要为祖国献身的时候，他们被当成了失信的“另类”。他们的脸上好像被刻了字。他们的心在流血！我们也为之难过。当时，我很紧张，生怕被撤走，后来领导说，你父亲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和“走资派”还有区别。真的很悬，我吓出一身冷汗！
他也在被遣送的二十几个人中，据说是因为他早已去世的父亲是伪官吏，他的姐姐、姐夫是技术专家、“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正在被审查。和他一样命运的还有我的几个同学，都是因为所谓的家庭“政治历史问题”被撤走了，如省劳动局长的女儿、当省政协委员的资本家的儿子。我们是一起主动报名下乡的，其实他们都是祖国最忠诚的儿女，我知道他们的血和我们一样鲜红！1969年的6月20日，那一天下着雨，烟雨苍茫，大山也隐没在雾霭中了。被遣送的知青在营部集合，他们背着行李，提着脸盆，低着头站在雨水中，泪水和雨水一起在他们脸上流淌。我们许多人都赶到营部为他们送行，大家像生离死别一样痛哭不止。他没有哭，夹着一个小行李卷上了汽车，脸色苍白、双目无神地注视着远处黛色的山林。
他们早上从我们的哈青农场出发，站在敞篷大卡车里颠簸了一整天，先到了黑河，然后又背着黑龙江南行，晚上才到达马场（独立2营他们刚下车就一个个被保卫组找去训话，女知青害怕得要命，可他不卑不亢的，很镇静。第二天，他们被分到新的连队，又开始了更艰苦的劳动。
我们没被遣送的这些兵团战士，期待的为国捐躯的时刻没有来临。边境又趋于平静，又恢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劳动。一年以后，我离开了哈青农场（独立1营〉，调到佳木斯兵团总部的报社工作。后来听从黑河来送稿的通讯员说，他死了，死于一次打井的事故，怎么死的不得而知。通讯员也没写关于他的稿子。当时我难过了一阵，感叹人生的不公，后来渐渐淡忘了，因为更多知青的先进人物记在我的脑海里，连他的名字也渐渐遗忘了。
岁月如梭，不经意间我返城也快20年了。我常心怀不安，因为当年我曾通过宣传知青典型，拼命鼓吹扎根边疆，可我自己1976年就返城了。在北大荒的8年经历成了我革命的资本，可还有许多知青也许是信了我的话而留在北大荒，他们还过着艰辛的日子。我的良心时常隐痛。这时在省作家协会当主席的我，下决心要为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写一部书。1994年夏天，我又来到了锦河农场，当时我下乡的哈青农场和后来他们被遣送的那个马场都划归了锦河。我在翻看场史的时候，在革命烈士的章节里发现了一个名字：
阎启庸。
啊，就是他！我的眼睛一亮，然后又被泪水模糊了。
当知青时的主人公那悲壮的一幕发生在1970年2月20日。阎启庸和3个青年执行打井任务，那是一种最古老的方式，要用人工刨，然后再用筐向上运土。当挖到6米深的时候碰到了岩层，需用炸药爆破。阎启庸领着17岁的鹤岗青年姜云雷背着包扎好的炸药包，通过缆绳下到井底。他们仔细埋好炸药和雷管，阎启庸又认真地检查一遍，然后被井口的战友摇了上来。正在井下的高云雷点燃导火索后，阎启庸又和另外两个知青迅速把他用辘轳摇上来。
当姜云雷解开绳子就要离开井沿的那一刻，他脚一滑又掉进黑森森的井里。这是千钧一发之际，导火线在丝丝冒烟，摔昏的姜云雷危在旦夕！阎启庸毫不迟疑地抓住辘轳上的井绳就往下滑。一下子就落到了井底。
这时井下烟雾弥漫，也许他首先想到是拔掉导火索，但是没有实现。他马上用绳子挂住了姜云雷的腰，拼命呼喊井上的人快摇辘轳，他双手托着小高往上举。边推边喊：“快！快！”
当小姜刚离开井口那一刻，井下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沙石和炸碎的阎启庸的躯体从井口喷出，染红了那一片雪地。巨响之后，一片宁静，接着是让天地动容的哭声。姜云雷和两个战友得救了，而阎启庸永远地融化在这片黑土地里。
那一年他只有25岁。
全连的战士都赶来了，他们都跪在那片染着阎启庸鲜血的雪地上痛哭。他们的哭声在冰冷的荒原上久久回荡。
这时天上的太阳暗淡无光。
噩耗传到哈尔滨，阎启庸的二姐阎启芳从哈尔滨赶到连队处理他的后事，全连的青年都围着她哭。他们说，启庸是我们最好的哥哥。他们对二姐说，冬季上山伐木，他总是把工具扛在自己肩上，来回70里路，他的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晚上我们睡觉了，他还为我们磨锯。春天盖房子，他下到没膝深带冰碴的泥水里搅拌。关节炎犯了，疼得睡不着觉，他用烤热的砖热敷，第二天照样跳到泥水中干活。他曾用自己省下来的钱买奶粉送给生病的战友。有时吃饭时班里分的菜少了，他只拿一份干粮悄悄退到一边去吃。出事的那一天中午，他也没吃菜，拿着两个馒头提前来到工地。
但是，他们没有说到，阎启庸一直受到歧视，他总干最苦最累的活，但从来没有受过应有的肯定和表扬。他看到一个知青吃不饱饭，主动把自己的粮票送给他。连里有的干部在全连大会上公开批评他，还警告其他知青不要被他拉拢腐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