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达木盆地的枸杞近年来成为名牌货，畅销国内外。据资料记载，此地盛产枸杞已经是年代久远的事了。可是，人们把它当成宝贝才是近十年的事。多少年来，这里的枸杞只好自生自灭，春来发芽，夏来结果，冬天落满一地，腐烂成腐殖质。来年再发芽、结果、腐烂……循环往复，年复一年。是谁最先结束了它自生自灭的无奈状态，将它变成柴达木的名牌产品，走进人们的生活领域，成为健身强体的营养品？这个人也是英雄，平平淡淡的英雄。
我的目光又落到了遗址上的那些艳红闪亮的枸杞。我希望这残院的遗址永久地保留着，甚至有一天我们的后来人在它的上面盖一座圆拱形的建筑物，将它保护起来。再过数十年乃到数百年，人们不知道最初的格尔木是什么样儿，就到这座博物馆来参观。
当然，还有那些枸杞，最好也让它永久地留下来……
我从金峰路到了将军楼前。
静立在格尔木一隅僻静的楼院里，我望着这座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算不上楼的简易楼，心潮起伏，感慨颇多。
这座瘦小的二层上楼是1957年前后修建起来的，今天看起来连内地农村许多人家的住房都比它阔。但是它在50年代来出现于格尔木街头时却是此地最豪华的建筑。据传说，那是为彭大将军修建的。当年彭大将军就任国防部长，走遍了祖国大地上的许多地方，1958年10月他也到了青藏高原上这个小城格尔木。他的老部属、后来被人们称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少将，对彭大将军有特殊的感情，听说老首长要来格尔木，便特地给他修了这座小楼迎接他。但是，彭大将军来后并没有住在这座楼里，而是在一个招待所住下。慕生忠将军对彭老总的这种特殊感情源于他当年支持他修筑青藏公路。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我看到过这样一幅历史录像镜头：
拉萨八廓街。几个解放军官兵带着箩筐、麻袋向市场走去。
一伙荷枪的藏军尾随其后。狭窄的八廓街两旁是高高矮矮、破破烂烂的藏式小楼，每座小楼都是一个小商店，店前的地上还有不少摆摊的小商贩，摆满了青稞、牛羊肉、盐巴、皮货等各种食品及山货。解放军官兵止步在一个摊贩前，通过翻译讲了些什么，摊主怯生生地望了望后面荷枪的藏军，摇头不语：儿个官兵又走到一个卖羊肉的摊贩前，摊主一只手晃动着一块银元，另一只手比划了个“八”字，官兵们惊愣地交换了一个眼色走开了；在第三个摊贩前，几个官兵还不开口，藏兵就走上来对摊主瞪眼睛，官兵们两手空空地走去了。这时藏军走过来，对刚才解放军官兵问过的几个摊主，用藏语恶狠狠地说：“把东西统统送到军营去！”
以上镜头记录了1953年春发生在拉萨街头的事情。当时帝国主义势力挑唆西藏反动上层人物，胁迫藏族商人拒绝向解放军出售粮食、盐巴和燃料。我西藏驻军和党政机关三万多人的主副食供应不上，面临着断粮的危险。敌人断言：让共产党喝西北风，看他们在西藏能呆几天！
拉萨西藏工委办公室里。
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满脸都是沉重的表情，他对坐在对面的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慕生忠说：“眼下，拉萨的存粮将尽，我军驻藏人员每天靠四两粮食维持生活，艰难呀！”
张代表突然将话顿住，那是留给慕生忠一个思考、回味的空间。稍许，他才接着讲下去：“现在拉萨的困难太大了，一斤面粉要用一斤银子去买，我们吃的一斤面粉就是一斤银子的价，部队是靠吃银子过日子啊！中央对进藏部队有明确的批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斤面粉一斤银子，四两面粉就是四两银子！我们几万部队是靠吃银子过日子！”
张代表在反复讲了“吃银子”的话之后，又给慕生忠列了一份其它物资的价目表：一个银元等于八斤牛粪；一斤成盐等于八个银元。
慕生忠已经感觉到了要有重担落在自己肩上，他挺直了腰板，继续听张代表讲着：
“部队每天每人四两面食的现状也难以维持下去了。许多连队的战士是早上一碗汤，晚上汤一碗，年轻轻的小伙子，这样下去还不把身体搞垮了？听说不少战士已经饿得浮肿，泻肚，得了传染病……”
慕生忠心中的火已经被点燃起来，他终于按捺不住了，站起来向张代表请战：
“首长，你就直说吧，要我干什么，我会向前冲的！”
张代表只好长话短说了：“给拉萨运粮。眼下给拉萨送给养的惟一的补给线，是从四川雅安雇用牦牛驮运，往返3000里，一年才能走一个来回。昂贵的运费加上路途的损耗，吃到战士嘴里就是‘金子’了。我们已经请示过中央了，委托西北局组建西藏运输总队，由你负责这项工作，从青藏方向给拉萨运粮。”
慕生忠与西藏有缘分，这是他第二次为西藏的事业奋斗了。
1951年春天，慕生忠结束了前半牛戎马倥偬的生活，脱下军装，出任修建天兰（天水至兰州）铁路副总指挥，正准备为新中国的建没奉献智慧和力气时，西北局一纸调令，要他和范明率兵进藏。组织上明确告诉他，他们既是和平解放西藏，又是支援西藏的和平建设。慕生患的大军跋涉到黄河源头，翻越了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踏进羌塘大草原，解放了藏北重镇黑河（今那曲）。
慕生忠与西藏有缘，与青藏线有缘。不过，这次运粮他不打算走第一次进藏的路线，那条路上的沼泽地太多，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他要另选一条线。他知道国家和西藏工委一直有一个想法，从西北方面修一条进藏的公路。1951年，他进军西藏时，西北军区副政委甘泗淇同志更明确指出：“要作将来在青藏高原上修筑一条公路的准备。”这次运粮说不定能踏测出一条路线来。
慕生忠在兰州紧张地忙乎着运输总队的事，他先后三次派人从内蒙、宁夏、甘肃、绥远等省购买了2.8万峰骆驼（据资料记载当时全国骆驼的总拥有量约20万峰）。经西北局批准，西藏运输总队成立，确切地说是骆驼运输总队。总队长王宝珊，政委慕生忠，副总队长张子霖，副政委任启明。总部设在青海香日德。那时从西宁坐汽车能颠簸到香日德。那是国民党时期马步芳派人修的一条汽车便道，年久失修，已经被沙石淹没。
近4000名民工，拉着骆驼，踏上了漫漫征途。每峰骆驼驮着八袋面粉或别的粮食，约400斤重，一律用蛋黄色油布包裹，捆绑得紧紧砸砸，以防雨雪打湿。可以想象得出，那长长的驼队是何等的壮观，有气势！茫茫荒原上，是一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整齐的长蛇阵；盘山道上，是一条弯曲有致、迂回前行的活动着的链子；饮水时，所有的骆驼将头扎进河里，“嗞嗞嗞”的喝水声响彻好几里路；在一大片草原上小憩，骆驼卧地，绿草染上了浓浓的驼色。
骆驼走路的速度很慢，但是它善于走夜路，且不会迷路——当然牵头驼的人要带好路，这样后面拉骆驼的人骑在驼峰上，裹着皮袄，缩着脑袋睡觉，也不会出什么问题。驼队经常遇到冰川、沙漠，有时在冰川上一走就是几天，骆驼吃不上草，天气又冷，便大批大批的死亡。因此，后来进藏的人便有了这样一句顺口溜：“进藏不用愁，驼骨当路标。”后来修筑的青藏公路的不少路段，都和骆驼道相吻合。有人说，这近三万峰骆驼踏出了青藏公路的雏形。
慕生忠的这个骆驼运输总队，是分批分期往西藏运粮食的，最前面的驼队走了一趟后便建立了许多站，留几个人住在站上，以便解决后面运粮队的吃住等问题。格尔木站的建立经过非常有意思。
第一批驼工把粮食送到西藏返回香日德后，慕生忠和他们聊天，问大家有些什么见闻和感受。他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路况，让后面的运粮人少走弯路。一个牵骆驼的民工告诉他：有个叫“格里峁”的地方，地势很平，从那往南走进昆仑山，有一条山沟，一直可以穿过山。
慕生忠记住了这个“格里峁”，他和运输总队的几个头头脑脑们查地图，找“格里峁”。这张地图是马步芳时期留下来的军用地图，慕生忠们几乎把眼珠子瞪出来了，就是没有“格里峁”。这一点也不奇怪，地图上不可能把每一个小地方都标出来的。就在这时候，保不准就是那个“格里峁”哩！慕生忠把“噶尔穆”、“格里峁”这两个地方在嘴里咀嚼了又咀嚼，终于品出了些味儿，说：“没错，音同字不同，很可能是同一个地方。这样吧，咱们在香日德附近找些闯荡世界的当地人了解一下，掌握更多更详细的情况。”
他们找了些牧民调查，证实“格里峁”就是“噶尔穆”。牧民们进一步提供了“噶尔穆”的一些情况，那三个字是蒙古语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河流密集的地方，沿河稀稀落落地住着一些蒙古族牧民。好几年前，突然又来了一帮哈萨克族牧民，他们落地未生根就又游牧走了，据说是上了昆仑山。
这次调查使运输总队的头头们眼前豁亮，信心大增，往西藏运粮有了新的门路和动力了。慕生忠对同伴们说：“既然‘噶尔穆’这地方有水，又住着牧民，从那里上山又不算太困难，我们为啥不在那里建立一个大站，就让它做我们的又一个大本营。”对慕生忠的这个意见，其他几个领导都投了赞成票。
这个“格里峁”就是后来人们一直叫到今天的“格尔木”。
去格尔木建站的小分队在当年的夏天，带着香日德灿烂的阳光出发了。
毕竟有前面骆驼队踩踏出来的“路”，他们省去了不少麻烦，很顺利地跋涉到了昆仑山下。这里果然是一片一眼收不尽的大戈壁，从山中漫流下来一条又一条的河流，这些河淌到比较平缓的地段又分流成许多小河，真是一时难以数清。使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从香日德出发时他们掌握的“情节”是，这儿有蒙古族牧民，可是现在没有人畜的影子。管它呢，“格里峁”在哪儿不重要，没有牧民也没有关系，只要有水，有这块难得的开阔平坦的地势，我们就能在这儿建站。
他们找了个地势较高的土质干燥的地方，撑起了两顶帐篷，安营扎寨。
这两顶帐篷就是格尔木历史上的第一代建筑。也是按慕生忠的设想建立的格尔术站，骆驼站。
小分队很快用他们带来的电台与香日德方面取得了联系。总部除了对建站的成功表示祝贺外，还要求他们做好人员、骆驼的安全工作，并且要妥善保管所带的粮食和骆驼饲料，准备接待后面即将到来的骆驼队。
这样，那两顶帐篷只撑了几天，就又撑起了四顶帐篷，共六顶帐篷。小分队建站不是为了自身在这亘古荒原上求生存，而是进藏路上的一个驿站，长途跋涉者歇脚的家。
小分队的人员在帐篷里住了两天就感悟到了总部要他们注意安全的提醒是多么的重要和有预见性。白天，这荒原上倒也显得风平浪静，可是一到夜里就不安宁了。荒郊野岭是狼群出没的地方，自从六顶帐篷出现在这里后，狼们就馋得伸长了舌头，开初几天夜里，它们先是绕着帐篷，远远地“侦察”，并不敢靠近。后来，胆子就大了，夜幕一降临狼们就成群结伙地围着帐篷，蹲在地上，怪声怪气地哭嚎。一夜间，帐篷周围满是绿不绿、蓝不蓝的阴森森的狼眼。小分队的人员夜里小解都不敢出帐篷。
他们点起篝火，熊熊燃烧起来。狼怕火，通天而烧的火吓得狼逃窜而散。但是，篝火一熄，狼们又围了上来……
那时候，小分队不可能造院墙，没有材料，也没有精力。他们便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儿里外的地方遍地是红柳，它们的根与枝杆埋在沙土里，形成了遍地的沙包。他们便砍红柳，用骆驼运到住地。没有几天，六顶帐篷就被一圈高高的红柳围了个严严实实，四四方方，约一亩地，很像一座城堡。城堡上还用装着豆料的麻袋垒起一座碉堡，架起机枪，夜里大家轮流站岗，防御狼群袭击。
野狼们见这伙人采取如此“超拔”的办法对付它们，再也不敢在他们身上打主意了，夹起尾巴，逃之天天。
队员们给这座用红柳垒起来的帐篷城，起了个名字，叫“红柳城”。
“红柳城”就是今天格尔小最初的选点，也是最初的规模。
五十年代末，我在格尔木当兵时就考证过“红柳城”的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最初的那两顶帐篷撑在何处。当时，老格尔术人尚多，我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遗址”。它就在老格尔木转盘路口望柳庄附近，也就是今天青藏兵站部指挥所的斜对面。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小文：《两顶帐篷的旧址》，发表在1963年3月10日《青海日报》上。
1953年10月，格尔木站正式成立。这是最早的格尔木城，也是今天格尔木市的雏形。我们应该世世代代记着格尔木站的几位领导人吧：
政治委员、任启明；站长、刘奉学；副站长、吴葆昆；政治协理员、赵建忠；行政管理员、张震寰；财务会计、翁恩显；事务员、许鼎臣。
他们足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格尔木人！
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任启明。他是个老战士，当年已经49岁了。从解放战争胜利后5年多以来，他一直都在青藏高原上奔波着。1951年进藏时就有他，对沿途的地形有所了解。这时候他的职务是西藏军区驻兰州办事处的副处长。
格尔木站不仅担负着骆驼运输的后勤保障任务，后来还成为修筑青藏公路的大本营。慕生忠将军作为修路的总指挥，正是从这里开始了描绘并修筑举世闻名的横跨世界屋脊的青藏公路。格尔木和慕生忠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格尔木是慕生忠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