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隆隆的雷声中诞生的时代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他以雷霆之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一阵暴风雨突然来临，由远而近地响起了隆隆的雷声。当时，坐在会场里的诗人何其芳也听到了雷声。他已长久不曾写诗了，这雷声召唤起他的诗情，他用庄严的声音歌唱这个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没有找到革命的时候，何其芳作过《预言》。后来，何其芳说：那个集子其实应该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的东西。那些在黑暗的日子里唱着飘在空中的云也似的夜歌的时代结束了。如今，全中国的诗人都在那隆隆的雷声中唱着一曲又一曲实实在在的白天的歌。
雷声，它是庆贺诗的新生的礼炮。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过去分别战斗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诗歌队伍会师了。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师，不论来自何方的队伍，在新的时代里，都面临着新的问题：要发扬革命的战斗的诗歌传统，要适应和表现人民胜利的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当时，全国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建国初期为了粉碎帝国主义挑衅而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也迅即结束；我们着手从战争的废墟之上，建设起新的国家。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独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薪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从反动派重压下获得解放的诗人，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到和平环境中的诗人，马上就拥抱了一个全新的生活。
中国新诗的热情创造者郭沫若，这时已经担负着繁重的国务活动和国际交往的工作，但他还是以饱满的热情献给苦难中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以新的颂歌：《新华颂》。新生活刚刚开始，《新华颂》对这刚刚开始的生活的认识和表现还不深人。可贵的是诗人对于新生祖国的满腔热爱。他的激情的笔不惜为建国初期具体的甚至是琐细的工作任务劳作：他写歌词《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他写灯影剧《火烧纸老虎》，他还写供普通工农诵读的通俗诗《学文化》、《防治棉蚜歌》等。这些诗是热情的，起到了宣传的效果，但并没有深刻地表现新的时代。郭沫若作为先行者，他当时的探索是有代表性的。《骆驼》的出现，宣告了探索的突破。它说明诗歌的战斗性并不因简单地配合中心任务而获得，也不能从生活的外在形貌的模拟中得到说明，而要从行写对象的内在精神上去开掘时代的本质。初看《骆轮》，并不与哪一项中心任务有什么相干，它不具体宣传婚姻法，也不直接号召办互助组，但它的典型形象对于现实生活有巨大的概括力。
诗人这时心目中的赂驻，不仅是沙漠之舟，而且是有生命的山。在黑暗中，它昂头天外，导引着旅行者走向黎明的地平线；暴风雨来时，旅行者紧紧依靠着它渡过了灾难。这形象中活跃着郭沫若蕴积数十年的心声，真正的激情之所在，它引发人们的联想，想起自己所景仰与崇敬的。这位富有创造精神的诗人，在新生活开始的时候，便以天样的大胆把赂蛇比作星际火箭、有生命的导弹，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他那女神式的一贯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应当说，不是《防治棉蚜歌》，而是《骆驼》，更切近实际地表现了出现在诗人面前的新生活。
对于郭沫若来说，天样的大胆可以使他到达揭示生活的目的，他不擅长通过现实的描绘来表现新生活。在建国初期，几乎对所有的诗人而言，诗是从幻想的空中一下子降落到地面、眼前来的。在旧社会，春天只是在诗意的幻想中存在，希望也可能变得虚妄。如今，一切都变成和正在变成现实。在这样背景之下，建国初期的诗歌基本形象，与其说是充分想象的，不如说是充分写实的。郭沫若的最初尝试及其《骆驼》的突破，就说明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都记得冯至的一个民间的故事：《帷幔》。在帷幔的背后，汹涌着令人战栗的旧中国的血泪。如今，帷幔拉开了，我们在新社会通过母子对话听到了又一个民间故事：《韩波砍柴》。韩波给地主砍柴一生，冻死山中，韩波死后仍要砍柴，因为一丝不挂，羞于见人，只能在每年正月十九后半夜月色中出现。这故事是同样让人战栗的。当帷幔掩着的时候，它是旧社会一个血泪的故事；当帷幢拉开的时候，那里仍然有血泪，但奴隶终于敢于白天出来伸冤了。血泪的故事终于有了欢乐的尾声，假如还没有成为主调的话，冯至就是这样用韩波砍柴来表现他与帷幔的联系，也表现他与帷幔的告别。
许多诗作，都表现了这种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移，这是生活内容的转移，思想情感的转移，也是诗的主题的转移。在全国解放初期，许多诗都表现了旧时代的人物在新社会里变成新人的过程。阮章竞的《漳河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感召下出现的作品，又是在全国解放后写成、出版的作品。三个女性的不幸遭遇令人凄然，而她们的新生又令人欣然。三个受蹂躏的女性中，荷荷、苳苳已经成为新人，紫金英在整个社会的扶持之下，也将成为新人。二老怪是跨在新旧社会门槛上的人物，但毕竟也在生活的教育下跨过了这个门槛，而有了一个喜剧式的结果。《漳河水》比《韩波砍柴》更为充分地表现了这个方生未死的旧生活与这个方兴未艾的新生活交替的过程，一代新人怎样扬弃旧社会的尘灰，而走上翻身解放的道路的进程。它成了联结新旧社会的诗的纽带。现在，阮章竞送他的新人走上了解放之路，他才能够唱着这样喜悦的歌：太阳从蓝海里升起来，祖国的早晨来临了。（《祖国的早晨》）
诗人们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新生活。但除了从解放区来的以外，他们的多数，刚刚从旧社会的黑屋子中走来。他们的眼里还有昨天的影子，尽管他们面向着今天的光明。臧克家在他的一本自选集的后记中说：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整个说来，暴露黑暗的多，正面歌颂的少，同情人民疾苦的多，鼓励人民斗争的少。这可以理解，因为新生活刚开始。臧克家解放后的第一首诗《有的人》，不仅已经完全不同于《老马》、《罪恶的黑手》，而且也完全不同于与之毗邻的《生命的零度》，而有了崭新的时代风貌。《生命的零度》属于旧社会，而《有的人》则属于新社会，尽管它们的写作时间是靠得很近的。生活就是这样神奇地决定着诗。但就是这首属于新社会的崭新的诗，依然是一首歌颂和诅咒交织而成的诗篇。这首《纪念鲁迅有感》，无疑是对两种人的对比。当诗人讲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时，他的眼里仍然飘着刚刚过去的旧世纪的黑云；当他讲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时，他已经望见了新社会的虹彩。臧克家这时已经结束了痛苦在我心上打个赂印，刻刻警醒我这是在生活的烙印时代。应该说，不是痛苦，而是轮到欢乐在他心中来打个烙印了。但即使在这时，当他讲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时，他仍然想到了他曾经刻刻警醒着的痛苦生活；而当他对比讲另一种崇高的人时，他已经不仅看到一个鲁迅，而且概括了正在新时代晨曦中成长的新人。当然，这首诗由于它的尖锐的典型化对比和深刻的哲理，已经被证明是一首有长久生命力的诗篇。它是作者在新中国写下的第一首诗，也是一首登上了高峰的诗。不仅对于臧克家，而且对所有诗人来说，颂歌的时代来临了。
诗人们投向了崭新的生活，由衷地，满怀喜悦地唱着一曲又一曲新生活的颂歌。他们走过合作化的田野，他们走过沸腾的建设工地，他们攀登着正在苏醒的山脉，他们惊喜地昭告：我所攀登的山脉，不再是寂寞无人迹的了（徐迟：《我所攀登的山脉》）；他们访问了港湾，他们又忘情地欢呼：从这个港湾到那个港湾，搬运工人在拥抱初生的无缝钢管（阮章竞：《祖国的早晨》）。我们曾经是百孔千疮的大地，如今正在开放着鲜花，这不能不吸引着热爱生活的诗人。张志民已经结束了《死不着》那样的旧的村风，他在新中国的太阳下不断唱出了新的《村风》。
李季是在共产党领导培养下和其他文学新人结伴而行的一位诗人，皇皇三部《杨高传》说明了这个经历。他告别了翻身解放的王贵和李香香，从黄土髙原走来，立即投人了全新的生活。可以说，李季是一个以全部热情扑向新生活的热潮的人，也是第一个发现石油中有诗的人。几乎是全国一解放，他就着迷似的爱上了石油矿和石油工人。从最早的《玉门诗抄》到最近的《石油大哥》，写玉门，写柴达木，写大庆，他的笔随着石油工人的脚印走，他的诗随着石油河源源不断流。他是一位对生活执着而勧性的诗人。李季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方向是正确的。也许他并不是才华外露的诗人，但勤恳和专致使他获得了值得庆贺的成就。李季称自己的诗是石油诗，石油工人则称他为石油诗人，李季也以此自豪。可以说，李季解放后的诗，是我们石油工业成长发展的较好记录。
《玉门诗抄》是这位石油诗人劳绩的最初检阅。在那里，新出现的石油城正在把辽阔的戈壁划入市区；在那里，黄羊游串的村边，将要出现新的火车站；在那里，《师徒夜话》充满了战斗的热情；在那里，《正是杏花二月天》以这位诗人前所未有的明丽、以活泼轻快的民歌风，再现了新生活令人陶醉的镜头。《玉门诗抄》告诉我们：随着新的生活、新的主题的到来，李季也开始了新的诗风。长诗《生活之歌》是李季以新的语言和格局来表现新的生活和人物方面的开拓性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王贵与李香香》同样是李季的叙事诗创作的里程碑。
全国解放以来，诗的一个重大成就是：诗和时代现实保持着紧密联系的传统，正在日益完善地形成着，建国后五、六年间，这种格局已相当稳定。这一诗与现实紧密联系的风气，除了文化革命十年间受到严重破坏以外，大体上延续到今天。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这一成就不是自天而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感召下，不论解放区或是国统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潮流。直至全国解放，逐渐得到巩固发展，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传统。
这个传统值得珍惜，但也要分析。诗接近人民，深刻切实地表现人民生活，把诗从空中拉到地面上来，这功绩不能轻抹。诗无疑应当表现现实，尤其是人民为争取美好前途而斗争的现实，它应与人民生活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但是，文学毕竟不能亦步亦趋地尾随着生活，它是积极而能动地反映生活的镜子。诗尤应如此。诗站在生活面前，它与其它文学品种相比还有一种特性：它不擅长如实地描绘生活，它总是与生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它不是说明（直接地）着什么，它总是暗示（间接地）着什么。在诗中，如实的描写总是吃力而不讨好，象征地加以启迪总能达到事半而功倍。建国以来，当诗人们望见了祖国新生的曙光，自然满心欢喜。经历长久苦难，他们拥抱着美好的现实，不肯轻易松手。为此，他们甚至忘记了瑰丽的幻想、奇异的比喻（这些，恰是诗的极为重要的素质）。诗在他们的心中笔下，变得十分的具体和实在，不再是以前那样云雾般飘幻和不可捉摸了，这（我们要反复地承认和强调）是了不起的前进。但当诗因太接近实际而升腾不起来，诗因而失去幻想的翅膀时，却又未必是了不起的前进了。新诗三十年中，这是应当加以总结的一个课题。
有些诗人对此抱有警惕，突出的是田间和艾青。他们想超脱一些，想把生活表现得更不像一些，因为不像，这当然招来了人们的某些批评。但对这批评，也要作切合实际的剖析。田间是多产的诗人，艾青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后来失去了写作的可能性，但他建国初期的作品，也能说明前述的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