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桃花》虽然披上了一件中国近代革命的外衣，但我的确无意去复现一段历史事实。我以为文学和宗教一样，是人类企图超越现实的两大激情。在日益庸俗化和实利化的现实境遇的压迫下，像我这样相对脆弱的人不免就会日有所忧，夜有所梦，去寻求寄托和慰藉。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我由此想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一个个梦幻，并想赋予它一定的社会学意义。你可以将这种梦幻命名为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源仙境、康有为的大同、宗教的彼岸、现实的乌托邦等等。但我所关心的是，这些梦幻和我们习以为常的经验世界究竟构成了怎样的隐喻关系，另外，倘若它发生在近代风云激荡、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它又会是怎样的情形。我进而想到动荡年代里挟在革命浪潮中的卑微的个人，尤其是个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识——不论它显得如何脆弱，如何转瞬即逝，但在我个人的记忆和想象中，却显得不容辩驳。
我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的长江之畔，差不多十五六岁就离开了故乡。奇怪的是，我离它越远，它在我的记忆中的形象不是逐渐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尽管我时常也会重返故乡，但是我的内心其实十分清楚，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那个记忆和想象中的梦幻之地，我实际上是永远回不去了。在遗忘成为惯性的现实世界中，生活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惯性中的个人一心要去重温旧梦，似乎有点过于奢侈，事实上也并不容易。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乡村里还生活着最后一批文化遗老，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虽然不合时宜，倒也颇有古人之风；那时的天空虽然阴晴不定，倒也还纯净明亮。那些传统的带天井和回廊的房子在阳光下的阴影，也还会悄然侵入我的梦中。
在北京的西北郊，每当夜阑人静，风沙骤起，天地昏黄，不敢用力呼吸之时，童年的那些人和事就像默片一样在我眼前浮现，那个时代残存的气息依然在我的四周挥之不去。每到这时，我就会莫名而悲，不知今夕何夕。所以，坦率地说，写作这部小说，也可以看成是一次返回久已不存的故乡的想象性旅途。我以为，小说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反抗遗忘。本雅明在分析卡夫卡小说的时候就曾说过，卡夫卡的所有小说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那就是遗忘；而在普鲁斯特的笔下，这一主人公则变成了纷至沓来的记忆本身；同样，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动机之一不过是偶然念及几个亲睹亲闻之女子，不愿她们与草木同朽，与记忆一并泯灭。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2007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