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并不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把理学二分为实学与玄学的人。在他眼中，戴震早已不仅将程朱理学的“玄学”部分剔除出理学，还发扬了孔孟儒学的“真精神”——实用理性与科学方法。他认为，戴震在批判传统理学时，已经构建了一个“新理学”思想体系。这种“新理学”的最大特征是从“实证的实迹下手”，与胡适推崇的实用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故而他称赞戴震是“反玄学”的启蒙者。
新理学与传统理学有何根本差异呢？胡适认为主要有两点：新理学讲究经世致用，而传统理学只是在空谈道理心性；新理学主“动”，具有鲜明的事功精神，而传统理学主“静”，更追求内心修养。在胡适看来，这不仅是宋明理学中“实学”与“玄学”的差异，也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差异。
从根本上说，胡适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构是为了实现实用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改造。他运用“二分法”把传统哲学划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体系，一种是佛道家形成的“玄学”，另一种是发端于儒家的“实学”。通过批判前者和发扬后者，胡适将儒学中的实用主义成分（实学）与杜威的西方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有趣的是，比起康德、罗素、黑格尔等西方著名哲学家，主张实用主义的杜威更容易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像胡适这样长期接受儒学教育，同时又对儒学中的“实学”抱有深厚情结的文人。故而，崇拜王充、朱熹、戴震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很快拜杜威为师，终身学习并推广其实用主义哲学。
但就实而论，胡适鼓吹的“实学”实证精神，与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依然存在鲜明的差异。
首先，两者的治学目标不完全一致，杜威哲学有认识论价值，而胡适与之不同。
杜威奉行经验自然主义，力求克服主客二元论。杜威曾公开表示：“不承认在动作与材料、主观与客观之间有何区别，但认为在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体中包括着它们两个方面。”这种认识论决定了其实用主义在实质上属于一种“知行合一”论。胡适的实用主义纯粹是种方法论，并没有太多的认识论价值。
其次，杜威的实用主义同时包含了方法论与世界观，而胡适仅仅吸收了其“实用价值论”与方法论。
胡适不喜欢谈“主义”，故而并不重视世界观的构建。他只是把杜威的“实用”理论上升为唯一的方法论与最高价值论，舍弃了杜威哲学的其他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胡适深受中国儒学的影响，有一种强烈的“实用理性”情结。
最后，杜威哲学源于西方哲学，而胡适的实用主义实际上来自中国的儒学传统。
杜威曾经是理性主义者，后来则变成了经验主义者。其自然经验主义理论受到了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说，杜威哲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但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不同，其实质上来源于明清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潮。他接受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只是被他打上了儒家“实学”标签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胡适对西方哲学的吸收，实际上是出于对孔孟“真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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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借鉴了哪些儒学方法论？
胡适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实验主义”精神。所谓实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其实同样来自英文单词“pragmatism”，只不过胡适在翻译的时候变换使用不同的术语。说治学目的时，胡适往往采用“实用主义”的说法；而在具体治学时，他则采用“实验主义”的说法。实验主义的核心精神正是胡适所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尽管实验主义是西方思想，但胡适治学实际上用了许多儒家学者的方法论。甚至可以说，他在接受西方学说之前，就已经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定下了颇具实验主义色彩的思想基调。
可以把“大胆地假设”视为一种叫作“怀疑论”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特征是对任何事物与社会现象提出大胆的质疑。
胡适自称是吸收了英国达尔文进化论代表人物赫胥黎的“怀疑论”。毫无疑问，赫胥黎的“怀疑论”对其“大胆地假设”的治学方法影响深远，但胡适的“怀疑论”更多根源于儒家的“怀疑论”传统。
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就算一种“怀疑论”观点。在胡适看来，儒家的“怀疑论”历史悠久。“怀疑论”最初发端于孔夫子，成型于东汉的王充，经历宋朝欧阳修、朱熹的发展，到清朝已经演变为显学。胡适在正式接触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达尔文进化论之前，实际上已在头脑中树立了这种儒家式“怀疑论”。
在上述先贤中，撰写《论衡》的东汉思想家王充受到了近现代学者的广泛好评，但其学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地位极高。《论衡》把矛头直指当时流行的儒学正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王充主张“疾虚求实”的经验论。他在《论衡·知识篇》中表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在胡适等学者看来是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怀疑论”。
此外，胡适推崇的北宋大儒张载、欧阳修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宣扬“学则须疑”的治学主张。欧阳修曾对儒家五经之一的《周易》提出质疑，而朱熹也曾怀疑同为五经的《尚书》。现代史学界认为，宋朝儒者对汉唐古典儒学普遍抱有质疑态度，进而重新全面解读经典，开启了“疑古主义”的先河。
胡适是当代中国疑古学派的先行者。他对王充、朱熹等人的怀疑精神大为赞赏，曾经称赞王充是“第一个反抗汉朝国教”的伟大人物，称赞朱熹是真正继承了孔圣人的“苏格拉底传统”。他指出，中国儒家具有伟大的科学精神，他在研究传统经典时采用的新方法，也来自于所谓的儒家优良传统——“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地怀疑与小心地求证传统”。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胡适留学美国时，很可能借助儒家“怀疑论”来解读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
胡适曾经把杜威在著作《我们怎样思维》中提出的五个思维步骤简化为三步——“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事实”，而最终又浓缩成被誉为“十字真经”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思想都被胡适用这十个字来简要概括了，尤其是“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
杜威将实证的过程称之为“实验——探索”。胡适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是一种艺术和技术，其精髓就是“拿证据来”的方法论。胡适在翻译“考据学”这个学术术语时选取的英文单词，可以直译为“有证据地调查”。“大胆地假设”是一种怀疑，有证据才能解决怀疑。所谓考据和考证的办法，就是“有证据地调查”，就是怀疑论所依据的方法论，也即是“小心求证”的过程。
在胡适看来，唯有清朝的“朴学”才具备同样的科学精神。因为朴学讲究考据与考证的方法。清朝朴学也叫作“汉学”，十分重视考据。胡适早期治学的作品都运用了朴学的考证法。
学习了杜威的实证法，胡适将其与朴学的考证法融会贯通，并揉入了西方逻辑性知识。但他并不认为实证法是西方人的专利。
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外国学者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天然缺少逻辑归纳思维，只有直观思维。胡适对此驳斥道：“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推理是人时时刻刻逃不开的事。为了推理，人必须充分使用他的理解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综合与假设能力、归纳与演绎能力。这样，人才有了常识，有了累积起来的经验知识，有了智慧，有了文明和文化。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文化‘只容纳由直觉得来的概念’，也没有一个文化天然‘被阻止发展西方式的科学’。”
胡适在那次会议中发表了演说，从孔子一路讲到清朝朴学。他指出，中国的儒学中存在逻辑与真正的科学方法，那就是“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的悠久传统。基于这点来说，胡适十分推崇归纳法。他认为，清朝儒家学者研究经书时就使用了归纳法，也就是通过比较同类的事实来推导出共同的涵义。
清朝是中国古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胡适把清朝的考据学称之为“新经学”，并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将归纳法、历史的眼光、进化观念视为学术研究中的三颗“起死之神丹”。清代学者之所以能在考据上获得丰硕的成果，正是因为大量运用了其中的归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