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汉儒所传之《古文尚书》（谓《史》、《汉》所称，马、郑所传之《孔壁古文》；非隋刘焯所传之《伪古文孔氏传》），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尧之让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绩以安天下耳，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其常保而无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其赓载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绩以终尧之功耳，亦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常保而无失也。下至汤武之誓，亦但以救民拨乱为言，绝无一毫沾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时，周公、召公迭进相诫，始多儆以保守先业之难：此为守成之主，贤人以降言耳，固不足为唐、虞大圣人道也。然周公之《立政》、《无逸》犹仅微露其意，惟《召诰》乃谆谆焉。吾故读《尚书》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圣贤之浅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徙也。”又曰：“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然则天禄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论语》所载尧命舜之词，乃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授舜以天下，岂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穷；舜之不令四海困穷，又岂徒为永终天禄计哉！且舜，固尝“让于德，弗嗣”者也。舜之命禹也，禹让之於稷、契、皋陶；命伯夷也，伯让之於夔、龙；垂则让之殳、┥、伯与；益则让之朱、虎、熊、罴：是知古之圣人其於进退得失之际无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已，不惕之以失职之罚也。“三载考绩”虽有“黜陟”之文，然此特为庶官言之，非此数圣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让而不居，而尧乃以“天禄永终”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又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尔；若禅让时，则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不征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师，始称天以令众。然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乃曰“天用剿绝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未有不征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远，人道迩；天无迹而难凭，人有为而共见：岂有置人事不言而但以历数为据，使後世ウ干者得藉为口实乎！无怪乎曹丕之自谓知舜、禹而晋、宋以後篡杀之主之咸征符瑞也！且历数在躬，於何见之？於民之视听见之耶，则何不言人之所共见而但言人之所不见乎？孟子曰：“汤执中。”《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无定位者也，故必酌乎两端乃有中。然此皆论古人云尔：自事後观之，则为得中矣，若事前教之曰执中，则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失中之事，其人亦自以为中：中不难於执而难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谓中，虽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谓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绝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诏之乎！且《尧典》纪尧禅舜之事详矣，此文果系尧命舜之要言，果系帝王传授之心法，较之玑玉衡，封山川，孰为轻重，何以反略之而不载乎！曰，然则《论语》之文亦可疑乎？曰：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尚书》深信之，然至《吕刑》称伯夷之播刑则吾不敢信矣。吾於《雅》、《颂》深信之，然至《宫》述太王之翦商则吾不敢信矣。固因其为衰世之文，非慎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叙者数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传闻失实乃理势所常有。故此章纪汤、武事皆不谬於圣人，而记尧、舜事独可疑，远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论语》本两篇，篇仅一二章；《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於《论语》之末者，初不知其传自何人。学者当据《尚书》之文以考证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不得概信为实然也。故列之於存疑，以俟知言之君子决之。
“在玑玉衡，以齐七政。”（《书尧典》）
此舜成天之政，所以补尧授时之未备，故首及之。
“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後。”（同上）
此记布政於内之事。先事神而後治人者，奉天以出治，明不敢自专也。
“群牧”未有定数
按：“群牧”云者，数不定之词也。盖其初但因地之相近而董率之，未有分界，故亦未有定数。自舜肇十二州，始定为十二人，使各统一州耳。尧、舜之事皆夏时所追记，十二州既未肇，不可的知其为几人，故曰“群牧”，亦阙疑之意也。若果已有九州，岂得不云九牧邪！说并见後《肇十二州条》下。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後，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同上）
此记布政於外之事。亦先神而後人者，内外一也，无所不用其敬也。
《史记》五岳名不足据
《史记封禅书》云：“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也；西岳，华山也；北岳，恒山也；中岳，嵩山也。”後世传《尚书》者皆因之。余按：四岳惟岱宗见於《经》，无可疑者。华山山高大而道里亦近，或当不诬。若衡乃在荆州南境，独为远“使汝、洛间诸侯涉数千里而往会焉，殊不近於人情。且《禹贡》以霍山为大岳，《春秋传》亦称四岳为大岳，则大岳似当为四岳之一，北岳亦未必果恒山也。大抵三代以上年远文缺、不可考者较多，不如阙之为善。至增嵩为五岳，尤为无据。《尧典》但称四岳，而《春秋传》亦云“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大室，即今嵩高。──然则岳止有四而嵩之非岳也明矣。此盖秦、汉之间方士之所指目。故今皆无所采。《尔雅》亦载五岳之名，与《史记》大同小异：皆不足据也。
【附论】“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
“五载一巡守，群後四朝。”（《书尧典》）
此总上内外之政言之。
舜立朝觐巡狩之制之故
《尧典》於舜摄政之日，何以详记其朝觐巡狩也？曰：朝觐巡狩之制始於舜也。自尧以前，圣帝迭兴，其时亦必有朝觐巡狩之事，但尚未有定制；至舜而後垂为常典，故记之也。曰：天下政事多矣：舜之摄也，必有大变革，大号令，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所记他事殊少，独记朝觐巡狩乃过半焉，何也？曰：此圣人御天下之要道也。盖天子以一人而临四海，虽有如天之仁，而远方遐国，穷檐屋，势不能以周知，故所重惟在“明”：是以称尧之德先以“钦明”，述尧之事先以“克明峻德”，纪舜之命官先以“四门，明四目”也。然天下之大，何以明之？今夫人主数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左右之臣不能欺矣：然则人主数与天下牧民之吏接，则大臣不能欺可知也；人主数与天下之耆老庶民接，则牧民之吏亦不能欺可知也。是故朝觐巡狩者，天子之所以为明也。盖以天下之广，诸侯之众，其仁与暴，勤与惰，政事之修举废坠，天子皆无由知之。虽有百即墨大夫，而不胜毁言之日闻；虽有百阿大夫，而不胜誉言之日至。虽尧、舜之臣必无拥蔽者，然圣人之心常以不能周知天下为惧，故使之岁一朝以尽诸侯之情而考其职；又虑其暴而饰为仁，惰而饰为勤，废坠而饰为修举也，故又五岁一巡狩，以尽天下耆老庶民之情而证所述之职之虚实。由是言之，朝觐之典，非以媚天子，效嵩呼也，将以询其政事也──故孟子曰：“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巡狩之典，非以极观游，博景物也，将以验其政事也──故孟子曰：“天子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盖尧、舜虽躬圣人之德，而常恐天下之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子贡曰：‘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孔子曰：‘尧、舜其犹病诸！’”惟其病也，是以定为朝觐巡狩之永制也。後世相沿日久，以为典礼固然，能知圣人之深意者少矣。盖圣人之明有二，曰用人，曰察吏：二者交相为用，不可偏废。故《尧典》於舜摄政时纪察吏之事，必终之以“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所以明徒察之无益也；於舜即位後纪用人之事，必终之以“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所以明徒用之未周也。
“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同上）
此因上布政之文，遂及其进贤之大略。
舜之进贤
此即记十二牧，禹、皋陶之伦登用之事也。十二牧之任职，在舜未即位前，固已，即九官虽命於舜即位後，而其初登用亦多在尧时：《史记》所谓“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是也。顾此文殊略者，古者俗淳事朴，史册未兴，而《尧典》之作在舜崩以後，事隔七八十年，官之名称，时之先後，无由详考；而古之史皆传信不传疑，故但浑举其概：犹舜即位後称“十有二牧”，而《肇十二州》前但云“群牧”，其人数不可得详也。且命官，大事也，其功由此人成，其人以此职终，故详之；若登用之始则小事耳，爵或屡进，官或屡迁，所登用者亦当不仅此数十人，固不胜其详也。然此三言者虽略，而用人之道已备：不先以“奏言”，则无由辨其贤否而试之；不继以“试功”，则无由决其贤否而庸之。孟子所谓“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者，正谓此也。後世恩泽之举，资格之授，诗赋时文之取，固非“敷奏”之政，不足道矣；即一言契主，朱绂旋加，若汉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其後卒以罪殛，甚者如元载、王安石，为国大奸，贻害无穷：岂非“明试”之道疏乎！然则此三言者，何异班超平平之论，听之若老生之常谈，而行之实经验之良方，百用而百效者哉！前後两篇皆记尧、舜用人之事，此篇述舜布政之事；而此文之进贤与後《流共工章》之退不肖亦用人事也。此文之进贤开後篇命官咨牧之端，後文之退不肖结前篇举共用鲧之案，亦章法也。
【备览】“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ㄨ岂攵、ρ、大临、ζ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记八元、八恺之失实
《传》於此文後引《书》“五典克从，百揆时叙”之语以证之；《史记》因此，遂载其事於舜未摄政时。余按：《经》云：“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则舜未摄政时仅三年耳。《史记》谓舜举二十年而後摄政，故云然；若仅三载，则当在舜摄政时明矣。舜初自田间来，安能悉知元、恺之才，而“地平天成”之效亦非三年所可致；《传》但引《书》以证舜功，非谓其必在此时也。且《传》语颇夸，未必不失实，故列之备览而次之於此。此即“车服以庸”之一事也。又《传》称“尧不能用”，语亦非是。尧亦圣人，舜亦圣人，尧何遽不如舜！尧能举舜於田间，独不能举元、恺於世族乎！元、恺之未用，或其年尚未逮，才尚未著耳。史克但欲极称舜功，遂不暇为尧地，此乃文人通病。故今亦删之。说并见前《慎徽五典》及後《四罪》，《殂落条》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川。”（《书尧典》）
此舜平地之政，所以开“禹敷土”之先声。首成天，次治人，次平地，三才之道备矣。
【存参】“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汉书地理志》）
“肇十二州”以前无九州
蔡氏《书传》云：“古但为九州，禹治水作《贡》，亦因其旧。及舜即位（当是“摄政”耳，文误）以冀、青地广，始分冀东（当是“北”，文误）恒山之地为并州，其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又分青之东北辽东等处为营州。”余按：“川”之文既在“肇十二州”之後，则治水之事必不在“肇十二州”之前，此其误固不待言矣（详见後篇）。然即古之九州亦初无是事也。何者？“肇”之为言“始”也：前此未有而始设之之谓肇；若前此固有九州而但增之，非肇也。且析九以为十二，细事耳，非舜代尧致治之大政也：特书之，何居焉？然则古固未尝有州，自舜巡狩以後始分为十二州以属之十二牧，故史臣特记之曰“肇十有二州”，以志州所自始。“州”之为文，本取两川相抱而象形者，故《说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徐铉曰：“今别作洲，非是。”是时洪水滔天，其域在中若州渚然，是以名之为州。故舜摄政之初但曰“日觐四岳群牧”，不曰“九牧”，牧未有定数也；及舜即位则曰“咨十有二牧”，不曰“咨於群牧”，牧已有常额也。其後禹别九州，亦曰“九牧”，不曰“群牧”，州之肇於舜而非增於舜明矣。
十二州名无可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