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在杭州兜率寺修佛学。1923年任厦门大学讲师。1924年-1928年客居杭州西湖，潜心著述。1929年东赴日本，研究哲学。
1932年回国。1932年-1951年，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文学研究院院长。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
朱谦之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国景教》等
幼时父母双亡，由姑母抚养成人。民国初，入省立第一中学学习，熟读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祟拜论》等小册子，因而知名于乡里。17岁中学毕业，以全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朱谚之到京后，改入北京大学法预科学习，凡二年，又转入北大哲学系攻读，直至毕业。当时北京大学由蔡元培主持，学术气氛比较自由，朱谦之深受熏陶。他思想活跃，关心国家前途，勤奋学习．打下深厚功底。他听名师授课外，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以至当时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心馆内的杜科书籍会被朱谦之椟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时曾说到：“我常常和一个北大学生，名叫朱谦之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朱在法预料的发表《周秦诸子学统述》、《太极新图说》等。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朱谦之满怀搬情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并参加当时重要影响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宣传无政府思想的《奋斗》杂志的编辑工作。他撰文抨击时弊，提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他认为，读书为求学问，不想要文凭，连毕业考试都不参加。他在北大第一次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1920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时，朱谦之在《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劳动节的祝辞》，首次提出“劳动人民神圣口号，主张“一切收回社会公有”，“劳动者要直接管理工场。”1920年，朱谦之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后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才获释。出狱后，著有《革命哲学》（创造社丛书之二）一书，充满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青年人理想。
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多次碰壁后，设想通过改造人心的途径改造社会，因而求助于佛教。1921年朱谦之离京南下，至杭州兜串寺从太虚大师出家；以后又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向著名名佛学家欧阳竟天求教。经过出家体验后，他认为僧伽佛门不能实现自己的凤愿，遂发表《反教》诗，宣布与佛门断绝关系。以后他往返于京、沪、杭各地，遁迹于江湖之间，过着“飘零身世托轻飘，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此时他发表了《无元哲学》和《周易哲学》等，抛弃过去虚无主义思想，宣称宇宙人生都是浑—的真情之流，真生命在人世间即可实现。
1934年，朱谦之应厦门大学之邀．出任教职。他在厦大撰写了《音乐的文学小史》，后扩充为《中国音乐文学史》，获祖国内外好评；此书出版后，日本中村嗣次把它译成日文（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此书）。1925年，朱谦之辞去厦大教职，隐居于西湖葛岭山下：门对宋代诗人林甫（和靖）故居，潜心著书立说。他发表了著名的《历史哲学》；撰写了《大同共产主义》、《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到大同之路》等等，以托古改制方式，宣扬儒教乌托邦式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寄希望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身上。他赴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又从事工农革命运动，多次发表讲演，号召“农工大联合”，倡导革命。
1928年，朱回杭州不久，妻子杨没累病逝，对他打击沉重，再赴广州、上海，与胡也频、丁玲、沈从文等谈诗论赋，寄情笔墨．1929年．朱谦之获中央研究院资助赴日本进修两年，潜心于历史哲学的研究。在日本，他首次接触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难物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说加以研究。1931年归国后任暨南大学教授。他在暨大主编《历史哲学》丛书，并为丛书撰写了《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历史哲学大纲》等文。1932年起至广州解放止．朱谦之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历任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历史学部主任等职。
这一时期是其学术生涯的高峰期，撰写了大量著作，重要的有：《历史哲学大纲》、《文化哲学》、《孔德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扶桑国考证》、《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等等。1935年，他与学生何绛云结婚。抗日时期，他历尽艰险．始终勤于职守。为适应抗战需要，他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运动’；自己出资筹办《现代史学》，推动历史研究中的“考今”工作。
1949年l0月广州解放。他在中山大学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和教学活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回到母校北大哲学系任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52年至1964年，他先后完成《辩证唯物论与历史难物论教学大纲》、《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史科学》、《老子哲学》、《老于校释》、《李贺》、《中国哲郸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王充著作考》、《新辑本职确镶》等一大批专著以及论文数十篇。
1958年后．转入东方哲学的研究，培养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此后陆续发表《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及阳明学》、《新编朱舜水集》、日本哲学史资料选编（古代和德川之部）》等著作，另外．还发表了《空海与汉文学》等重要论文多用。1964—1970年，朱谦之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所研究员，致力于宗教学研究，这时他已得重病，卧床不起，但仍奋力完成《中国景教》一书，并翻译了《中国掸学思想史》和《韩国禅教史》等。1972年，他突发脑溢血症逝世，享年73岁。
朱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100余篇。他的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我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著名学者王亚南曾称誊：“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考，均交口称道。”朱谦之读书极其认真，钻研极其刻苦，治学十分谨严。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用脑和用手，读书时常用朱笔勾画圈点、摘录。在着手写一著作时，必先列出阅读和参考书目，如在写作《日本哲学史》时所列书目竞达30多个印张；在《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一书的“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一章中竟有190处引文和注释。可见其用力之勤！他所写《老于校释》序言，辞藻之华丽，章句之对仗，用典之贴切，虽词章学家犹不能过也。
朱谦之在学术上的造诣学术界早有定评。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和东方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贡献最大。对中国哲学史的各个阶段都有系统知识．对先秦诸子和近代启蒙思想家有深入的研究。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认识慨括在他所著《中国哲学史简编》
（合订稿本6册，约200万字）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通论三部9册）中。他是治中围哲学史中最早注意少数民族的哲学宝藏之一：他也重视中国哲学在汉文字圈中的传播和西方的影响。他在1918年就发表《周秦诺子学统述》，这是最早用新观点整理的我国早期哲学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他对孔子、老于和庄子等部有专门的著作。《老于校释》在各种版本中招集资料员丰，因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汉学家会议上被一致推荐为最佳研究，给予荣誉奖赏：他的《李贽》一书在国内学术界也获得好评。朱谦之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作出特殊贡献，取得国标性荣誉。郭沫若曾说朱谦之和向达教授是我国治中外交通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希腊之影响》、《扶桑国考》、《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中国景教》等。1958年以后，朱谦之转入对东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他带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和朝鲜、捷克的研究生，先后发表了《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阳明学》、《日本哲学史资科选》（古代之部和德川之部）。另外，还协助朝鲜留学生完成《朝鲜哲学史》中“程朱理学对朝鲜的影响”、翻译《朝鲜禅学思想史》等。在上述研究中，他发掘了不少在日本、朝鲜已经散失但仍在我国保存的珍贵文献和资料。他的开拓性研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前苏联和日本都曾提出要与我国合编日本哲学史资料，越南科学院要派人向朱谦之学习，希望协助他们完成《越南哲学史》等。他的研究成果是突出的，为我国东方哲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黄心川）
（唐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本）
钱大昕曰：案河上公注本“道可道”以下为道经卷上，“上德不德”以下为德经卷下。晁说之跋王弼注本，谓其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于古。不知陆德明所撰释文，正用辅嗣本，题云“道经卷上”，“德经卷下”，与河上本不异。晁氏所见者，特宋时转写之本，而翻以为近古，亦未之考矣。予家藏石刻道德经凡五本，惟明皇御注本及此本，皆分道经、德经为二，盖汉、魏以来篇目如此。而此本为初唐所刻，字句与他本多异。如“无”作“无”，“愈”作“俞”，“芸”作“云”，“誉”作“豫”，“荒”作“忙”，“佐”作“作”，“囗”作“翕”之类，皆从古字。又如“故能蔽不新成”，石本作“能蔽复成”。“师之所处，荆棘生”下，石本无“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二句。“上将军居右”下，石本无“言以丧礼处之”句。“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石本但云：“是以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此类皆远胜他本，聊举一二，以见古石刻之可贵也。武亿曰：分老子道经卷上，德经卷下，亦与古本相彷。
后陆放翁题跋云：“晁以道谓王辅嗣老子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于古。’今此本已久离析。”然则宋已失辅嗣定本。今邢氏论语疏引老子德经云：“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此其可征之一也。然又考汉书注，如颜氏于魏豹传，引老子道经曰：“国家昏乱有忠臣。”田横传引老子德经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楚元王传引老子德经云：“知足不辱。”严助传：老子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师古曰：“老子道经之言也。”扬雄传“贵知我者希”，师古曰：老子德经云“知我者希，则我贵矣”。酷吏传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师古曰：“老子德经之言也。”“下士闻道，大笑之”，师古曰：“老子道经之言也。”
西域传注：老子德经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为粪”。盖其所引以道、德分篇者若此，而与释文题“道经音义”、“德经音义”者并合。又贾公彦周礼师氏疏，亦以为老子道经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案德经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其于翟酺传也，则又谓老子道经曰：“鱼不可以脱于泉。”是数子于初唐时，并同所证。（梦真客碑：“稽之道经，以慈为宝。”）其必袭自晋、宋旧本，如此碑所分题，固有据也。
王昶曰：碑上卷题“老子道经”，下卷题“老子德经”，皆道、德分见，未尝混而为一，则玄宗所注，实从古本如此。董迥藏书志谓“玄宗注成，始改定章句为道德经，凡言道者类之上卷，言德者类之下卷”，非也。
吴云曰：隋书经籍志载道德经二卷，王弼注。晁说之、熊克重跋，皆称不分道德经，而今本释文实分上下二卷，或疑为刻者增入。然邢昺论语疏引老子德经“天网恢恢”二句，颜师古汉书注多引老子道经、德经，分之者当不自陆德明始。此石亦书德经，殆有据也。
孙诒让曰：老子上下篇八十一章，分题“道经”、“德经”。河上公本，经典释文所载王注本，道藏唐傅奕校本，石刻唐玄宗注本并同。
弘明集牟子理惑论云：“所理正于三十七条，兼法老氏道经三十七篇。”则汉时此书已分道、德二经，其道经三十七章，德经四十四章，亦与今本正同。今所传王注，出于宋晁说之所校，不分道、德二经，于义虽通，然非汉、唐故书之旧。
洪颐烜曰：道德经王辅嗣本，今世所行，俱有分章。此本虽不记章数，然每章皆空一格以别之。其中亦有与今王本不同者，如今王本“道冲而用之”至“象帝之先”为三章，“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为四章，“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为六章，此本皆并为一。“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今王本属十二章，此本无“故”字，二句属下章之首。“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今王本为二十七章，此本属上章之末。陆德明老子音义已为后人改变其分章，惜不得与此一本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