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黙成《磨镜帖》甚佳。帖云“仆自喻昏镜，喻书为磨镜。药当用此药。揩磨尘垢，使通明莹彻而后已。倘积药镜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为镜之累”，故知，托儒为奸者曽不若愚夫愚妇也。
夫子诛诸侯无王，孟子劝诸侯为王，诸儒安得无疑？孟子卑管晏“陋、覇道”，乃与公孙衍、张仪之徒，异口同音共囗掇，诸侯为此事反不肯做齐威晋文事业。方道周室衰微，与孔子时不同。当时，韩赵魏齐，列为诸侯，尚皆待有王命，其间要霸者，必去朝周。诸侯又何曽不知是个共主，只有楚无状，其自殷周以来如此，不足恠也。孟子固有说矣。当时，诸侯欲王之意不可遏，四方游说之士无不向上称说“尚以王为下，而欲为帝”，若孟子劝其循诸侯之礼，岂足以回其胶固之心。
孟子尝说好货好色事.乗时君之趍向而语之，劝行王政，即此意也。要行王政，须从理义做来。自农桑上做家计起。当其做家计时，便是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斑白不负戴于道路，件件有个长上，家家有个长上，此时，终不胜灭周而改物，又终不胜与周而并王，其尊周之理便在此乎。便自有不容已者，便可兴周，周便可为政于天下。此孟子之志也。好货好色且不与他较待，其仁义之说行时，君之心转移，一洗旧习，相与维持[一本作新]，件件蝉蜕矣。孟子此意只是不说，只漏泄数句。曰“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又曰“唯天吏则可以伐之”，何曾无周。
自晋承曹魏之后，迤逦相承，皆曹氏之禅代也。于是二三百年无公论。二三百年无公论，则公论已矣。此诸葛孔明、孔北海之徒每遭诋议，有善则没之，如取刘璋事，埋没来歴，后人只说孔明不是。
李文靖公[宗勉]为守于台，与陈文逸民饮玉霄亭上，良久，忽移过君子堂。陈文告曰“此间不如玉霄之爽”。文靖曰“下面人家掷骰赌博，争注喧哗，姑避之。”寻常事至而应不要先有心[阙]靖[一作清] 。
东坡说“蔡琰《悲愤诗》非真”，极看得好。然胡笳十八拍乃隋唐衰世之人为之，其文辞甚可见。晦庵乃以为琰作也，载之椘词。
尧典“克明俊德”，孔氏注以为“贤俊”。大学“克明峻德”，康成以为“大徳”。大德在我，方合自明之意。按大戴礼，正月时有俊风。俊者，大也。大风，南风也。何大乎南风也？合氷必于南风，解氷必于南风，生必于南风，收必于南风，故大之也。“俊”训大可见。
唐明皇天寳之事，诗人极其形容，如长恨歌，全是调笑君父，无悲哀恻怛之意，连昌宫词差胜，故东坡喜书之杜子美《北征》云“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竞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读之使人感泣，有功名教。
《桑中》等篇，朱子诗传之说己当。先曾与东莱议论，东莱力以为诗人所刺，晦庵辨之不信也。先祖[阙]论，尝谓“圣人不应收此邪诗于三百篇”，则邪诗之说，先祖固言之矣。先祖自信其家学，不曾往见文公。因读杨诚斋文字，不乐，遂并同时诸书皆不过目，然其所见，乃暗与文公合，其稍异者，则文公云“夫子取之为戒，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葢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戒于后世，故不得已而存之”。先祖则曰“今永嘉谓山歌为邪诗，周道衰，纲常毁败，滛靡胥沦，正声不发于人心，而邪诗充悦于人耳。咏之愈多，传之愈广。夫子删其芜秽笔之简册者，皆正诗也。而邪诗，入[一作习]熟于时人之口耳。布传于室家之简册者，犹在天下。夫子岂能删之哉。秦祸之酷，天地否塞。汉兴以来，诸儒收拾残编断简于坏亡之余，补缀遗逸，而诗之三百，大抵不全，取天下口传之诗，以补秦火之余。非夫子所删三百之全文也”。又，文公不尽信《小序》，先祖亦谓小序为汉人专门名家之辞，其意亦同文公。尝谓李敬室祀云“东莱以《桑中》《溱洧》为刺滛奔之诗，婺州若有人滛奔，东莱何不作一诗刺之？”此语又简而明矣。
《家语》虽俚伪杂揉，犹是当时文字，去圣人未甚逺，不比孔丛子。其载“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颂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哀恐，当衮軄[此句必有阙文。《大戴礼记》亦有，文还同，哀一作衰]。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尔祖考，永永无极””。今仪礼、士冠礼大畧正同仪礼。乆不出，即此可证为周公古时传流之书。又，即仪礼。可见《家语》虽后时俚人所录，乱说自有之，终与孔丛子不同。孔丛子句句伪。
永嘉郑伯谦云，天官之軄，自玉府内府而下，今皆收入内藏库；自宫人掌舍以下，今皆收入修内司；自医师食医以下，皆入御药院；自膳人庖人而下，皆入御前供奉。自汉晋以后，先王所以招使士大夫在宫内者，稍稍推出，却将天子服食掌于外朝者，稍稍引入。[伯谦字节卿]。
任重而道逺，“任”当作平声。孟子曰“门人治任，将归任重”，谓仁以为己任，担子重也。任重，是治任之任；仁以为己任，则是任天下之重之任，“任”却作去声。
潘子善先生乃吾邦人，曾有诗云“老大倦追随，得坐且终日。所以见春去，亦不甚爱惜”。予甚咏之不置。咸淳癸酉六月，塘下戴正子访予，出其先公诗，八句云“幽栖纔一室，意足便为安。片石星霜老，八窗风月寒。已无蜗角累，自号鹿门看。清夜谁同语，横琴试一弹”，此诗亦佳。今人只识花言绣语，便相传讽佳句，岂知此哉。
圣人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文定曰“知孔子者，谓此书，遏人欲之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逺也”，此说是矣。又曰“罪孔子者，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此语非也。圣人岂愿乱臣贼子之戚哉！“知我罪我”皆说后圣。春秋，天子之事，圣人作之，后圣不容不罪，罪至于后圣，当此时，又自作春秋。
沈继祖丑诋晦翁，以求官爵，自不足道。李果斋作年谱备载之，谓削之反渉忌讳。此说不然。《汲冡书》所谓“舜囚尧、禹放舜”之类，千载而下，忽然有个轻薄子如刘知几者出来与之敷演，虽曰无伤于日月之明，然害理不少，害人心不少。曹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若当时见刘知几许多说话，岂不更无藉耶。
东坡云“夫畵竹必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畵者，疾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兎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此语甚妙，岂但畵竹。
天地本黒也，以日为光；本寒也，以日而暖。日入则复黒，日逺则复寒矣。[而一作为]
胡氏谓“周之至徳，不但称文王，亦称武王”，是也。武王十三年前皆是事殷之时，至谓“诚使文王无广周于天下之心，曷不专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一乎”。此语大不然。三分天下有其二，谓人心归之也，岂割据之比乎？戡黎胜之而已，伐崇降之而已，非辟地也。大会于孟津，不期而至者，八百国。果归周之多也。
孟子《集义》章，先儒被孟子说揠苗处多了。将谓，是告子“助长”，然告子正是。不曾集义，惟恐助长，只待义自外来袭[一本无外字]，所谓“不得于心，勿求于言，勿求于气”者也。孟子“必有事”了，方说“勿正勿忘”了，方说“勿助长耘苗”了，方说“揠苗”，次第甚明。但其说揠苗处详，人遂谓“孟子以揠苗之戒为重”，掉了告子，真病。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此告子求不动心之法，自以为善也。孟子则不然，“不得于言，必求于心，有得于心，不求于气”，终而至“诐滛邪遁”，开口便觉，则告子之“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不足道矣。行之既熟，浑身是理，理充而气浩然，视告子之区区护此气而不敢动者，又不足言矣。是道也，要紧在必有事与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责近效，所谓大叚着力不得者也。大叚着力，则气壹动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为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为勿忘者言也。“揠苗”为己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苗草相乱，将见草长而苗不存，又何苗之可揠乎？告子不肯做，必有事与勿忘，功夫只愿勿正勿助。其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是欲勿正勿助也；其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不曾有事勿忘也。不知集义，呆然但欲勿动此气，此后世释氏之不动心，非儒者之不动心也。孟子谓其“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此是其勿正勿助之意，未为全不是，但以义为外不曾于知格上下工夫，不得于言未尝求之于心。不思义理，在心却待于应接处，听道理，见成自从外来，所谓“彼长而我长之”，里面全无一事，是欲义自外来袭而取之也。既无集义，不知自反，直与不直，区区求保此气，亦难矣。如此则不但人之“蔽陷离穷”不可得而知，而我之“诐滛邪遁”，亦不自觉矣。[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书。今录于此]。
濓溪不言知格，径说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已上皆知格也。厥章厥微，匪灵弗莹，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义，中正，则着实；主静则立本，其知格也。至矣。
四子言志，夫子自先定四子之次第矣。子路率尔而对，夫子亦知其必然矣。据次第而问，始及于晳也。伊川先生云“子路之志，亚于曾点”，葢其所言，虽不让，却是真实，此意千古未有人说。人见夫子哂子路，便道子路不如诸子。朱文公谓“求赤皆退让，却因见子路被哂后如此，到底子路是真”，斯言尤为着明。[可使有勇，是作其忠义之气]。
友人王贲，字藴文，今之隠君子也。今亡矣。其曰““惟求则非邦也与”以后，皆圣人之言，非曾晳之问”。此语确然可信，曽晳不应如此问。其问无味。
古云“虎狼知父子”。只有母子，无父子也。兽知母而不知父。父亦不能知子。但其母见从他身上出来，自惜。
《六月》“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于”曰“也”，王命也。左传载“椘自克庸以来，其君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于，胜之不可保”，即此“于”字。“三十里”则是语助。
自汉髙祖自为新乐，于是二南雅颂不复有人习，惟一制民能知雅音而不通其义，古音浸亡。魏武平刘表，得汉雅乐，即惟知《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明帝太和末，又亡其三，惟鹿鸣尚存，至晋而鹿鸣亡矣。只有文在方册中，无其声矣。文中子援琴鼓《荡之什》，葢妄言也。
太宰以九軄任万民，无一人游手，无一人失业。
中也，飬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此父兄便是前軰长上。
高祖不读书。其歌云“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云“鸿鹄高飞 一举千里 羽翼已就 横絶四海 横絶四海 又可奈何 虽有矰缴 尚焉所施”。陈后主是做文章人，其辞云“秋风动竹 烟水惊波 几人樵径 何处山河 今时日月 宿昔绮罗 天长路逺 地久云多”，亡国之音与兴国自别。
曽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便与颜子不同。颜子自反而缩也不往。
刘漫塘云。向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且如有卖炊饼者自别处来，未有其地与资，而一城卖饼诸家便与借市，某送炊具，某贷麫料，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无一毫忌心，此等风俗可爱。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不独是将尧舜来证性善，正是将尧舜望天下之人。其曰“世子疑吾言乎？”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是世子，是慊愧，了不敢望尧舜，故有是说。
《礼运》首章载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至于“大道既隠，天下为家。…… 始以城郭沟池为固。礼义为纪”。禹汤以后六君子皆由于此。不知自有天地，便有五行，便有礼义，鸿蒙之世，人未甚觉知。伏羲尧舜有作天叙，天秩始焕然于天地之间，后来六君子因修而用之，岂曰“大道既隠，方将礼义出来用”，且与城郭沟池并言？离礼义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大古之世，生民如野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则诚有之。而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皆作一个笼统，则亦未必然。
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便是尧舜气势。生者得其所以生，死者得其所以死，便是尧舜之民。荣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理也。
赵几道说“诚无为，几善恶”，作一图，上写一诚字，直落写个善字，偏旁一丝写个恶字，以恶是诚之庶孽，善是宗嫡。友人沈可亨疑之以问。“此疑甚善”，几道自谓“可胜胡氏同体异用之说”。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当其未发，只是至善。至于发时，始有中节与不中节。中节者，是不走，作这中。不中节者，是走，作这中，却不是这中。先生个中节，旋生个不中节。如水之清，有以浊之，不是当初带得这浊来，若是庶孽，须亦从他身上出，不枉屈。
“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是圣人之言。“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非圣人之言，是后人发明。因而，遂以为圣人之言耳。二王后，安得有郊？周既改物，禹汤便不配天。若说后来有僣，则祀用夷礼，渐习鄙陋。宋以《桑林》享晋侯。桑林，殷天子之乐。荀莹以为非礼之罪，犹有鬼神，宋宜当之。见得是宋自僣。又见得宋不当僣。又见得非宋所常用。祀宋之郊，无明文。[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既丧师后，如何又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