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两税制至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不过二十年，农民负担已增加一倍，其他杂徭、勒索尚未计算在内。唐代绢价，肃宗时最贵，每匹值万钱，代宗大历年间犹值四千文，至陆蛰上此表时，只值一千五六百文，又低落一半以上。其他如粟帛等价也在不断下降。贞元十五年后，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发展。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每匹绢只值八九百文，以后较长时期稳定在这个价格上下。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李文公集》卷9）一文中说：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也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捐十有二匹然后可，况又督其钱使其贱卖者郁？假令官杂虚估以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税加三倍矣。
建中元年的绢价，李翱所估比陆贽所说高出七八百文，大概是由于各地情况不一，价格也有上下。李翱所谓“官杂虚估以受之”的情况很少，一般是只会杀价，不会虚估。按陆贽所说绢价，自建中元年至元和十五年的四十年间，农民负担增加三倍，比较弓符合实际情况。遇到地方官加重征敛，倍数尚不止此。因此，陆赞强调农业赋税必须征实物，主张“非力之所出则不征，非土之所有则不贡”。（《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
认为人民手中只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货币有国家铸造，不应该向人民去征收。
继陆蛰之后，又有齐抗、白居易、韩愈、李翱、杨於陵等反对农业赋税征钱。自实行两税制后，物轻钱重已成为唐朝内政方面的一个重大难题，许多朝臣出谋献策而未能解决，直至唐亡。白居易在《赠友诗》诗中真实反映了农民无钱贱崇的痛苦生活：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
钱力日益增，农力日益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
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4）
元和十五年讨论税法，户部尚书杨於陵提出将两税改收布帛的主张，被朝廷采纳，并于次年（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付诸实施。两税征钱的办法实行了四十年后终于废除，但两税法本身仍继续实行。
两税征钱是杨炎的一个失策。因为唐代的货币经济发展还不高，政府曾多次下令买卖不能全用钱币，布帛杂货等都可以作为交换手段。既然买卖都不能全用钱币，又怎能要求两税用钱交纳呢？唐代钱币流通数量不足，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又很低，钱很难落到农民手中。所以当时反对两税征钱的人往往以钱币由国家垄断铸造，不应向人民征收为理由。理由虽难以成立，却反映了农民手中无钱的客观现实。两税改征布帛是历史的要求，也是两税法进一步完善的表现。
杨炎任宰相仅两年，理财措施并不多，但创立两税法却使他名垂史册。
然而对两税法一直存在不同认识，毁誉不一。
两税法遭到与杨炎同代人的批评，也得到不少同代人的肯定和赞誉。
唐代著名史学家、理财家杜佑（公元735-812年）就认为，自安史之乱以后，征敛名目繁多，而且数额不定，贪吏横行，因缘为坚，法令也不能制止；再加上狡猾之徒，多方躲避，有的假名人仕，有的托迹为僧，有的依托豪族，千方百计地逃避赋税，而老实的农民则被加重征课，生活日益困难。
自实行两税法后，做到了“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敢生坚，狡猾之氓（民），皆被其籍”。（《通典。食货七》）所以，杜佑称赞两税为“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德宗贞元时的宰相陆贽也力图恢复贞观、开元盛世，很眷恋租庸调制，尖锐批评了两税法实施中的各种问题，揭露以钱折征实物出现的弊端。但他也承认，“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法弊则全革其法”（5）。他反复议论改进征税的方法，并没有主张罢废两税法。可见时代的发展使怀旧的人也无法反对税法的变革。
宋朝建立以后，税制大体沿用唐五代的两税法而有所变异。两税，在宋代又称为二税，不再包括税钱，而只是单一的田亩税。由于田地既已交纳亩税，再作为资产重复纳税已很不合理。使用货币纳税，宋代另有商税和地税、宅税等等。于是，二税便只是单纯的乡村土地税了。这一变化后的两税，在金、元时也大体沿用，直到明代。《明史》卷78《食货志》说，“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
说杨炎创始的两税法改变了近古的租庸调制，自此历代相沿，这个认识相当正确。它经历了八百年（公元780-1581年），至明代后期，社会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才开始新的变革。
宋元时期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约公元1254年-1323年）也肯定两税法是“救弊之良法”。他说：“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今两税之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尤为的当。”陆贽认为“以贫富为差”，难以正确估算资产，容易失平长伪。马端临指出这“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非法之弊”。他肯定均田制破坏后，决不能恢复租庸调制，指出：“若不能均田，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文献通考。田赋三》）
在《文献通考。自序》中，马端临甚至将杨炎与商鞅相比，说：“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认为他们革旧求新，都做到了“古今异宜”。他还在《文献通考》卷3的按语中，针对宋人程迥赞誉宇文融、诋毁杨炎之语加以评论，指出字文融在玄宗开元时搞括户税钱是墨守高祖、太宗之成法，而杨炎是大胆改革，“炎变法而人安之，则以其随顺人情，姑视贫富以制赋也”。
他从社会变动中意识到实施两税法是大势所趋。宋人吕祖谦攻击两税法“取于民者不一，杨炎所以为千古之罪人”。马端临则认为税钱折纳害民乃是“掊克之吏所为，非法之不善也”。两税估计算缗，失平长伪等等，“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非法之弊。”
这绝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两税法的本意是罢免一切杂税徭役“以一其名”的税法，与刘晏“养民以为先”的思想是一致的。但在封建时代，千方百计加赋于民，是地主剥削阶级意志的必然表现。两税法时期仍要各地按时申报丁口数字等等，就为各种赋敛创造了前提。
自唐至宋，以至于明代，两税以外的各种封建赋役仍是纷至沓来，决不因为实行两税法而绝迹。
两税法的创始人杨炎，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
他敏锐地观察到了时代的深刻变化，及时果断地提出了改革税收的方案，由税丁变为税地、税资产，并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征收了一定的货币税。这一改革适应了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实践证明，他不愧是我国古代有远见的著名改革家。
注释：
（1）《新唐书》卷152《李绛传》。
（2）《旧唐书》卷164《李绛传》。
（3）《白居易集》卷1《秦中吟十首》。
（4）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