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臣当初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商议，要在本镇确定爵位传子的制度。田承嗣死后，其子田悦继位，代宗当时批准同意。这次李惟岳请求继位，德宗却坚决不同意，于是三镇联合，拒绝接受朝廷的命令，藩镇割据从此拉开了序幕。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也背叛朝廷，拒不受命。德宗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带兵讨伐，杨炎不同意重用李希烈，认为李希烈最初曾为李忠臣的义子，由李希烈领兵取李忠臣之位不合适，况且此人反复无常，性格倔犟，不能奉法行事，恐怕难以控制。德宗听后，很不高兴他说：“朕已经应许了他，怎么能食言哩！”李希烈受命掌握兵权后，正碰上连日陰雨，不得进军。德宗是个急性子，就去找卢杞商量。卢杞见机会已到，趁势又进馋言：“李希烈所以迁延徘徊，只是因为杨炎还被重用，陛下何必爱惜一个杨炎而耽误平叛大功呢？不如暂时免了杨炎的相位，李希烈心情舒畅，就会竭心尽力于朝廷了。事后再起用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德宗认为有理，遂于延英殿下诏，罢免了杨炎的丞相职务，任为尚书左仆射。杨炎叩谢皇恩后，怀着内心极度气愤离开延英殿，直奔家中，根本不去中书省报到。卢杞深知这是杨炎鄙恶自己，不禁心中大怒，越发要加罪陷害杨炎。
其实，杨炎对李希烈的看法深刻而准确，劝谏德宗是非常正确的，也为后来李希烈的叛变事实所验证。卢杞极力主张重用李希烈的目的仅是为了排挤杨炎，但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李希烈的叛变加深了藩镇割据的灾难，对唐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就这样，卢杞借助德宗之手，轻而易举几句话，就把杨炎从相位上踹了下来。但是，卢杞并不罢休，对杨炎也是“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地”。原来京兆尹严邱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曾任监察御史和郭子仪河东、关内副元帅府判官，后升迁行军司马。最初，元载曾向代宗举荐，由于元载不久获罪被诛，也就停而未用。随后御史大夫李栖筠又向代宗举荐。
代宗问：“严郢是元载所重用的人，难道也可以吗？”李栖筠回答说：“依严郢的能力和才干，陛下不取而用之，难道将他留为坚臣所用吗？”代宗听取李栖筠的建议，当日即拜严郢为河南尹，水陆运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严郧进拜京兆尹。他持法严明，抚穷疾恶，敢于严惩不法之徒，使首都长安盗贼衰减，秩序井然，深受百姓的拥戴，被人誉为称职的京兆尹。但严郢却不依附杨炎，被杨炎弄权削职兼御史中丞。杨炎了解到源休与严郢关系紧张，就把源休擢升为京兆少尹，放在严郢身边当成耳目，专门寻找严郢的过错。大出杨炎所料，时日一久，源休竟与严郢前嫌尽释，关系友善亲密起来，令杨炎十分恼怒。此时正遇上回纥酋帅被人谋杀，杨炎借机将源休出使回纥，又借口严郢身为京兆尹，实施两税法时，以资产定税，度量京兆田亩不实是失职过咎，罢为大理卿职务。杨炎整来整去，把严郢整得官职屡罢，整成了自己的对立面。
杨炎本人并非是贪赃纳贿之人，但他的儿子杨弘业却是不肖之子。”炎子弘业不肖，多犯禁受贿请托”。（1）杨炎被罢相之后，卢杞欲置杨炎于死地，就从他儿子杨弘业身上寻找突破口。卢杞把严郢擢升为御史大夫，指使严郢严刑审问杨弘业，从中得到杨炎的罪过，搜罗的罪名一共只有两条。
其一，卖产得赃。杨炎任宰相时，在东都洛阳有座私宅，他请河南尹赵惠伯把私宅卖掉，准备筹建家庙。赵惠伯是个地方官，杨炎是当朝宰相，对杨炎所托，自然是求之不得，赵惠伯出于讨好杨炎，便把杨家私宅买了下来，作为官衙的办公用房。当然，他出了高价，谓之为“高估其宅，贱人其币”。
不久，杨炎之子杨弘业接受请托人的贿赂，多次触犯禁律的事情被抖露出来。
此事由御史大夫严郢负责查办。不查也罢，一查就把这件卖产得赃的事查了出来。御史们认为：杨炎身居相位，抬高私宅价栈，强性指派下属官吏买作官廨，从中得利，可以视作受赃论。
卢杞认为这样处理太便宜了杨炎，就命令大理正田晋重新评罪。主审官田晋论定杨炎的罪行说：“宰臣对于一般官吏而言，就好比监临的关系，官衙买下私宅，杨炎个人得利，可以根据余利论罪，削去杨炎官职，罪应夺官。”
从封建法律上说，这叫“夺官”，职官犯罪，以撤销他的官职，来抵当他的罪名。
卢杞一听，只判杨炎夺官罪，不禁勃然大怒，立即把公正执法的田晋罢免官职，远贬湖南任衡州司马。卢杞又召来大理寺官员继续审处，此举无疑叫大理寺官员要重判杨炎。官员们一个个胆战心惊，若是公正地判，田晋就是前车之鉴，罢官免职，发配边远。为了保全自己，干脆重判，往死里判，罪不当死也判死。果然，大理寺复审后，作出结论为：“监主自盗，罪绞。”
就在这时，又冒出了杨炎的第二桩罪行：私立家庙。杨炎在长安曲江（今西安市东南）建造了一座家庙，目的是弘扬祖先遗德。这个地方过去是唐玄宗去过的“临幸之处”，现被杨炎看中取为立庙之地，流言蜚语顿时而来：“地有王气，故炎取之。”卢杞等人更是造谣，向德宗报奏说：“曲江有天子之气，杨炎私立家庙，心有异图。”唐都长安，唐王朝历代皇帝到过的地方不在少数，如果皇帝去过的地方别人再不能立庙，立庙就是有“异图”，那还了得？这本来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但对杨炎怀恨在心的德宗，不听则已，一听火冒三丈。于是，下诏三司复审合议，结果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月贬杨炎为崖州（州治今海南琼山县）司马。罪名是：“内无训诫，外有交通，纵恣诈欺，以成赃贿”。”隳法败度，罔上行私”。当即驰驿发遣。
一切都应了杨炎之说。两年前，杨炎由道州司马升任宰相，家人将绿袍木简要扔掉，杨炎制止说：“我本是岭上一个被逐的官吏，超登上台，岂可常远？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怎么能扔掉呢？”此时，果有非常之祸，又超低下台，依旧是司马官职，绿袍木简仍然可用。长安距崖州甚远，杨炎与家人一路辛苦，抵达南粤境内，离崖州只有百里之遥了，他看山，山山莽莽相连，满目苍凉；看水，水水静静流淌，仿佛是心中滚动的苦泪，满腔凄怨。得意失意，上台下台，人间沧桑，孰能料之？杨炎忍不住吟诗一首：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2）
杨炎吟罢“生度鬼门关”，深知这一次身遭卢杞所害，绝无非常之福，只有死祸临头，不禁面对四野荒山，苦泪长流。
杨炎的确是在“生度鬼门关”。山野间，德宗派出的中使宦官携带圣旨，乘着快马，正飞驰而来。带来的圣旨不是非常之福的升迁诏，而是非常之祸的赐死令：“罪臣杨炎缢杀之。”
杨炎跪接赐死诏书，仰天悲叹：“知我善我，损我害我，唯天可知，任人评说！”
原来，德宗本是贬杨炎为崖州司马，可大理寺秉承卢杞旨意，早已定罪杨炎监主自盗，罪绞处死。卢杞在杨炎被贬途中，又补报德宗大理寺判罪结论。德宗听信卢杞馋言，追诏杨炎和他的妻子一并赐死缢杀。唐代著名经济改革家、两税法的创始人杨炎就这样被冤杀于荒野，年仅五十五岁。这是德宗朝代自刘晏被冤杀之后，第二起大冤案。
卢杞还没有忘记那位帮助杨炎“卖产得赃”的河南尹赵惠伯，将他贬任费州多田（今贵州思南）尉，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月，悄悄将其杀害。
御史大夫严郢追随卢杞，共谋杨炎之罪，逮捕赵惠伯下狱，天下以为严郢投靠卢杞，挟私报仇，并非正直之人。坚邪卢杞虽用严郢陷害了杨炎、赵惠伯，但内心嫉妒严郢有才，借故将他贬为费州刺史。严郢在去费州的路上，适逢一出殡之队。他上前向道：“为何人出殡？”送殡家人告诉他：“是赵惠伯之殡。”严郢目视送殡之队远远离去，久久不能言语，内心疚愧不已，后悔莫及，深感伙同卢杞害死杨炎、赵惠伯是欺天之罪。从此津神恍惚，不到一年，郁闷而死。（见《新唐书》卷145《严郢传》）
注释：
（1）《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2）《全唐诗津华集成》：杨炎《贬崖州司户道中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