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目前形势的估量是不正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力量，还没有平衡，还没有汇合”；“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甚至于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和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客观革命的形势”。因此，已经引起了“策略上的错误”，用“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暴动前提的斗争”，“使政治局走上冒险的道路”。提出“反对空喊总罢工、武装暴动而忽略工厂之中日常的群众工作，和群众直接的日常要求的‘左’倾机会主义”；要求“立刻完全纠正这些错误，而在一般策略和工作上，实行必要的转变”。
第二，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停止组织南京暴动、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全会确定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组织革命的战争，而不是马上去进攻大城市；在白区，争取极广大的工人群众和其他劳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而不是立即实行武装暴动；“组织现在的革命战争和积极准备城市暴动，互相配合和联系起来”，“这样去坚决的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从而否定了“立三路线”的冒险计划。
第三，批评了成立总行委的错误，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
全会指出了“各级‘总行委’的组织方式和运用的错误”，如把行动委员会这种临时集中的群众性的组织，变成党内之普遍的组织，同时又另组织了群众的公开的团体代表会，一方面使党的经常工作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在实际指挥上又重叠，反而妨碍了组织群众一致行动。并且“因此行委组织，取消了团的独立组织系统，障碍了工会的日常独立工作”。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的指正，“承认行委在党内的组织是不适当的，并立即恢复团的独立系统与工会的经常工作”。
第四，李立三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
李立三在发言中表示，全会“指出中央过去在某些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这些我完全是同意”，“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他承认，由于“忽视不平衡的特点”，“过分估量了全国总危机”，“以为工人非但认识武装暴动的必要，并且已经有决心实行武装暴动”，“对革命发展速度的估量”“看得太快了”，“以为只要有一个伟大罢工的爆发，马上就是全国革命高潮”，以这些来决定今天的策略，“自然要犯到冒险倾向的错误”。他还检查了在革命转变问题和组织总行委问题上的错误。
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改造了中央政治局。李立三虽然还是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已经离开中央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是由瞿秋白等同志主持领导工作的。
既然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也就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的统治。它在党的历史上所起的重要积极作用，应当充分肯定。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缺点，是纠正“左”倾错误不彻底，对“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因此，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1929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例如：全会认为“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全会对革命形势和策略任务的估计仍然是过分的，认为在“世界革命的总高涨”的形势下，“长沙的占领，开辟了中国革命高涨之中的新时期”；党的任务，在白区是“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准备总同盟罢工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在苏区是“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去组织革命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力量，仍然继续着关门主义错误，强调要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全会虽然提出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但又强调要“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全会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一方面把犯有“立三路线”错误的个别领导同志，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另一方面又错误地打击了反对“立三路线”的何孟雄等同志，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企图曲解共产园际和中国党的路线，而来进攻中央”。
为什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不能彻底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是因为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案和其他有关决议来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战略问题上，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在革命形势与策略任务的估计上，也存在着“左”倾错误。因此，六届三中全会只能纠正“立三路线”超过七月决议案所犯的冒险主义错误，而不可能纠正7月决议案本身的“左”倾错误。如果要彻底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就要纠正7月决议案的“左”倾错误，就要彻底否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左”倾指导思想，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同时，也是因为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的领导人存在着“左”倾思想，不能深刻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意见，还处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还没有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因此，六届三中全会可以批评和纠正“立三路线”明显的冒险错误，却不可能深刻认识和彻底纠正“立三路线”的一切“左”倾错误。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继续采取措施，纠正“左”倾错误。如果按照纠“左”的方向正常发展下去，问题总是可以逐步解决的。但是，共产国际不承认自己有“左”倾错误，为了把瞿秋白等人赶下台、扶植陈绍禹上台，以保证“国际路线”的彻底贯彻，突然改变态度，粗暴地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打断了纠“左”的进程，发动了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斗争。
10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在收到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完全同意和接受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的通知后，立即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全盘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给六届三中全会戴上了“调和主义”的帽子。
所谓“调和主义”，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是有特定含义的。从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以来，它一贯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反右倾的斗争应当提到首要地位，这也要求不断反对对党内右倾偏向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又进一步指出：“调和主义情绪是胆怯的机会主义表现”，“在共产国际内部扮演了右派的角色”。这就是说，“调和主义”是一种右倾性质的错误，主要问题是对右倾调和。
共产国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调和主义”的帽子，来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它首先把“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截然分开，说这是“两条互相对抗和势不两立的政治路线”，摆脱了共产国际应负的责任。然后，它强调“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机会主义”，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没有明显认识清楚立三主义的根本性质”，对“立三路线”的右倾实质，未加以揭破和打击，是“调和主义”发生的原因和表现。可见，共产国际所谓的“调和主义”，同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不彻底的缺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并不是要彻底纠正“左”倾错误，而是要反对“右倾”，以便为彻底贯彻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和“左”倾政策，扫清道路。
共产国际大反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后果也是不好的，不但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纠正“左”倾错误，反而越反越“左”，最后导致更加“左”倾的“王明路线”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至于全党。
历史已经证明，共产国际反对所谓“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错误的。
经过3年的游击战争，工农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多次打破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并完成了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运动战的转变。红军的存在和发展已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腹之患”。从1930年底，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于是，反“围剿”便成了人民军队早期的一种主要作战形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赣闽朱毛破敌30万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取得了军阀之战的胜利，但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却如鲠在喉，似芒刺背。于是，他先后调集10万和20万大军，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赣南闽西苏区进行了两次“围剿”，不料遭到惨败。在蒋介石看来，原本是“疥癣之疾”的朱毛红军已经成为“肘腋之患”了。因此，在第二次“围剿”失利不久，蒋介石亲自出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对朱毛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下达命令。国民党军“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由北向南猛扑而来。此时，红军还在闽西、闽北分散活动。毛泽东、朱德确定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歼”的方针，毅然决定向南实行千里大迂回，先回师赣南，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后背。7月28日，3万红军主力抵达兴国西北部的高兴圩，完成了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后，立即调兵从北、东、南三面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围歼红军于赣江东岸。三面受敌，一面临江，红军只剩下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公里的活动范围。
形势万分危急！毛泽东、朱德果断决定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将敌军主力吸引到赣江边去。而主力部队则于8月5日晚，从敌军之间仅20公里的空隙中，隐蔽地翻越崇山峻岭，急速向东秘密穿插，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5天之内，在敌后的莲塘、良村和黄陂三战三捷，歼敌l万余人。敌军主力远水不解近火，眼睁睁地看着红军速战速决而无可奈何。
蒋介石、何应钦屁股挨打，急令主力调头东进，对红军构成新的大包围态势，红军再次面临险境。在南昌，何应钦讨好地向蒋介石说：“朱毛共军，这一次看来插翅难逃！”蒋介石立即打断：“什么插翅难逃！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看。他不是孙猴子，不用插翅，也不用窬斤斗云。他是土行孙，毛泽东有地遁的本事。告诉陈铭枢他们，千万不可大意，跑掉千把赤匪不要紧，千万别让毛泽东跑啦！”
数倍的敌军已对黄陂、君埠地区的红军主力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自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千里回师赣南，未待休整，便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三战三捷之后，已经非常疲惫。此时又遭敌人重兵集团围困，处境颇为艰难。红军主力进人了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节。
从已知敌情看，只有在敌第11、14师和第19路军之间，存在一个10公里的空隙。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毛泽东说：“就这么定了，12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佯动，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诱惑和调动敌人，将敌人牵着走，牵得越远越久越好；我主力趁机从兴国那个缺口，跳出合围圈子，进到泰和附近，在那里隐蔽休整，以逸待劳，粉碎围剿。”会后，毛泽东单独向红12军军长罗炳辉面授机宜。他问罗炳辉：“你能拖敌人多久？”“少则十天，多则半个月吧。”罗炳辉憨笑着说。
8月15日，红12军突然向敌军的后方乐安、崇仁地区出发。往日行军，衔枚而进，偃旗息鼓，如今却红旗招展，尘烟滚滚，人喊马嘶，颇为招摇，俨然一副主力模样！果然，蒋介石认定：红军主力“北窜”了。急令正在西进的部队掉头，尾追不舍。红12军翻山越岭十分灵活，与敌军不即不离，紧紧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而携带大量武器的敌军士兵却叫苦不迭，不由长叹“剿共简直是无期徒刑！”一位国民党军官在家书中写道：“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1／3。”在红12军佯动的掩护下，红军主力借着星光，果断地穿越东进敌军的夹缝，悄悄西进，一夜急行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休整待机。
当蒋介石发现上当受骗，再令部队掉头西进时，红军已经休整了半个月，而国民党军早已饥疲不堪，士气沮丧！蒋介石哀叹：“我们10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30万兵打不过他们3万兵！”此时两广军阀又起兵反蒋，他不得不宣布：“三次‘围剿’告一段落。”
红军乘胜追击，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前后总计歼敌3万余人。从此，赣南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包括30个县、250多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苏家埠红四方面军围点打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