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弗伦奇坚持说他是以个人身份写的，而且只是“提出讨论话题”，卡明的回应却很糟糕，表现出对一个下级军官以这种口吻给他写信的愤怒，而且明显将这封信看作对他的组织生存的另一个直接威胁。他将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亚瑟·尼科尔森爵士，还附加了一张语气尖锐的便条，说他相信“有权控制秘密情报局的当局在我负责情报局之时，会采取措施阻止像所附信件这样的不停干预和阻扰”。卡明直率地说，采纳弗伦奇“骤然施加于我”的建议将“意味着整个系统的溃灭”。如果将秘密情报局置于所提议的“混杂”部门的控制之下，它“仍然要听命于三个东家”。在卡明看来，“当前情报局的最大缺点”是“缺少军事当局对其首长的支持”。自他受命以来，他们“允许别人不停干扰我的工作，削弱我的权威，把我当做局外人……我从任命我的外交部那里获得的指示被置若罔闻，结果就是将我置于一个有名无实而困难的位置上”。卡明祈求道，“为了提高这一耗费了巨大钱财的重要情报局的工作效率”，应将他“当前与陆军部有关的地位建立在更合理的基础之上”。也许是意识到这样一封公开的诉苦信会让人觉得他自己逾越了界限，他最后向尼科尔森保证，“我同麦克多诺将军和弗伦奇上校的关系一直非常友好，我在许多事情上对他们心存感激。鉴于他们公认的地位和他们获得的实际支持，他们意识不到我必须应付出的巨大困难”。
卡明的最后一句明确提到了秘密情报局的法律地位的关键问题，这在早些年对情报局造成了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在未来许多年仍然是一个难题）。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说明情报局并不是合法地存在，因此不能轻易地融入军队情报部门或政府现有等级的整体之中。建立情报局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其法人身份的不透明性和可否认性，以便秘密情报工作可以独立于外交部和情报机构（或表面看来如此）。然而在战时当陆军和海军情报的供给具有高度优先权时，将情报局完全（或实质性）并入到必然高度扩张的海军或陆军情报局的强烈论调甚嚣尘上。还有一个原因，即情报局模糊的地位——或许比起他的继任者们，对卡明局长而言更加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让它经历了一次火的洗礼。当然，确保一个自治的秘密情报局生存的最强有力例证的确切方式，绝不仅仅是收集关于理想的制度安排的理论观点，而是要通过成功地向客户提供其所需要的各种情报来证明情报局的实际能力。在英国得过且过的大传统之下，对生存能力进行实用性测试总是容易带来巨大压力。卡明无疑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向外交部的投诉表明，他也知道（正如他的继任者也知道一样）白厅内的机构竞争可能给他的情报局带来好处。
卡明情报局的不协调情况为麦克多诺在1917年初再次要求陆军部管理的努力埋下了伏笔，尽管陆军情报局局长仍然强调特别情报局对战争努力所做贡献的总体重要性。1917年2月18日，麦克多诺给卡明写信，想要“说明”他“从未在任何时候承认你受命于外交部。我现在而且一向认为你由我直接领导收集各种军事情报，正如我一年前告诉你的，我无意听从你关于在你我之间还有外交部管理的意见”。麦克多诺是在回答卡明为其机构要求一定程度的自治权的一封信（此信未能保存下来）时写的这封信，他认为卡明的信提出了两个问题：“（1）我是否是陆军情报局局长；（2）你是否接受我的命令。我想，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同样清楚。”麦克多诺含蓄（而不公正地）责备卡明搞“领土扩张”，他写道，“一个组织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大小，不在于它处理问题的数量，也不在于其工资单的支付范围，而在于它以何种方式协助整台机器的运转”。因此，顺理成章当然是“做一个人人赞扬其工作质量、赞扬其工作没有摩擦的部门领导，远比做一个经常与其相关的其他部门发生冲突的更大组织的领导要好得多”。所以，不应再“对此事有进一步的怀疑”，麦克多诺想让卡明“明确”告诉他，“你接受在所有军情事务上服从我命令的地位，不接受任何其他部门的管理，不论是名义上还是其他方式”。如果卡明做不到这一点，麦克多诺说他只好“通知外交部我不再使用你的分支机构，而且我会建议陆军部今后在没有你作为海外业务中介的情况下组织自己的秘密情报、战争贸易和反间谍工作”。这引起的进一步结果将会是“你所雇用的所有军官”的脱离。这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因为卡明组织的很大一部分人员都来自陆军或海军。
对麦克多诺最后通牒的具体回复似乎没有保存下来，但事情并没有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卡明日记中的零星证据表明，尽管卡明留在了陆军情报局的管辖范围内，但他具体做什么和被许可与谁打交道的划界纠纷仍在继续。比如，卡明在1917年6月初写道，巴肯上校——小说家约翰·巴肯[35]曾是政府一支宣传部队的头——“约定于明天见我，但陆军情报局局长断然禁止我见他”。卡明（或巴肯）向外交部提出申请，几天之后，卡明接到哈丁勋爵（他接任尼科尔森的常务次官）的“明确指示”，“向J.B.提供他所需要的任何资料，不必经过陆军部”。6月26日，巴肯来到卡明的办公室，在那里“同我进行了长时间漫谈，我们再次合作的内容就是他记载的一行行文字”。无论这是何种联合行动，它肯定不是军事情报，也许更接近弗伦奇上校的那一类“伪外交行动”。但这一件事情证明，由于有外交部的支持，卡明仍能回避陆军情报局局长向他发布的直接命令。
事实上，在1917年秋季，卡明与陆军部的关系有所改善，而与海军部的关系却恶化了。在与刚晋升为海军少将的霍尔（海军情报局局长）进行的一次显然令人焦急的会晤中，素以怪脾气著称的霍尔质疑卡明对诺曼·思韦茨上尉（在纽约为他工作）的安排，并质问卡明是“在为情报局服务还是为国家服务”。卡明显然吃了一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应该回答‘通过情报局为国家服务’是我惟一的服务手段。”霍尔随即将卡明介绍给前往哥本哈根的新任海军武官迪克斯上尉，但却不许卡明“向他谈论有关我[卡明]的人和工作”。卡明似乎对麦克多诺讲过他与霍尔之间的困难。他在第二天写道，陆军情报局局长“对我的处境深感振奋，而且明确暗示，一旦我被海军解雇，他将很高兴接纳我”。改善同陆军部关系（最后也要同海军部改善关系）的基础是对卡明的总部进行内部改组，这是在1917年8月首次提出来的，在那一年年底开始实施。
员工与组织
当所有青年（或者说几乎所有青年）都想上前线尽一点义务的时候，保持员工稳定曾一度困扰卡明。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念头可能就像鼓励他们参军却又让他们推迟入伍一样。实际上，卡明一开始就面临这样的问题：许多想参加的人在他看来都是没什么前途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本回忆录中，1915年9月从海军部布林克尔·霍尔的组织调入卡明那里的海军上尉弗兰克·斯塔格曾回忆道，“很难得到被放弃的军官，除非他们中了毒气受了伤”。另一些人则因身体原因被拒绝参与积极的情报工作，比如著名的物理学家托马斯·默顿，但他在1916年6月被卡明聘为情报局的第一位科学家。他被授予皇家海军志愿者预备队军官，因为独立富有，属于“不带薪”雇用。[36]
卡明在战争初期招募的人员都不是典型的职业士兵或水兵。弗兰克·斯塔格加入的时候，卡明的5个主要雇员中有3个是皇家海军志愿者预备队的军官。一个是海军上尉F.C.纽纳姆，“来自哥伦比亚绿宝石矿”的工程师；另一个盖·斯坦丁，战前是一名美国演员；第三个海军中尉炅里，在《塔特勒》社会杂志社工作。情报局的人事流动率很高。除了卡明自己，1914年雇用的纽纳姆是从1914年到战争结束时惟一留在总部的老职员。比如，斯塔格在1917年6月回到海军服役，斯坦丁在1917年12月去信息部工作。但是，有些人留下来了。出纳员帕西·赛克斯从1915年11月开始负责情报局的财务工作，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基本上继续做着同一种工作。
从1914年秋开始，卡明不断扩大的总部大致是按地域来分工的，这反映了陆军部作战处的组织特点。比如，斯塔格负责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和俄罗斯的情报；纽纳姆负责希腊和地中海；斯坦丁负责美洲；L.N.科克里尔上尉（另一个矿山工程师）负责比利时和荷兰。后来又建立了意大利、瑞士和南美洲各科室。1915年4月建立了专门的密码科。1917年4月，曾经从事密码研究、其家族在朴茨茅斯酿酒的志愿者海军军官H.布里克伍德中尉被安排管理一个新的科，该科是为了“以秘密手段为英国战俘输送地图和指南针以帮助他们从德国逃跑”而建立的。情报局总部的扩张也开始超出白厅大楼2号。在京士威大街中央大厦新设了一个办事处，以接待前来面试的准军官和准特工。办事处用的是“假名”，目的是不暴露处于考虑中的候选人的实际工作，“直到发现他们是诚实有用的”。在朗伯斯南区的公园豪宅11号建立了一个“非常秘密”的空军科。一份战后报告推测，建立此科的目的是“根据拦截到的德国无线电讯号弄清德军空袭的路线”。尽管“军情一处（c）”在1918年3月后有几份“航空报告”保存下来，但其中仅一份涉及一些从德国报纸上抄录的航空事项。[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