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宣战刚过两周，一支四万人左右的英国远征军就部署到了法国北部。这是一次令人惊讶的后勤上的成功，也是作战处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制订了周密的计划，才取得的回报。但是，没人会想到，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除了得到总司令的委任，更得到了这支部队更高的指挥权；也没有人预料到，由于受到与协约国军队（主要是法国军队）有关的总体指挥的影响，他将拥有完全的现场自由指挥权。很少有人能够预见，从1914年秋天开始，在英吉利海峡到瑞士边界沿线或多或少固定的阵地中，敌对双方军队会陷入长达4年代价昂贵的消耗战。随着英国军事行动升级为大规模招募集团军作战，堑壕战升级为“屠夫法令”，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他的继任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自主权在伦敦开始受到质疑。在伦敦，平民政治家们（特别是劳合·乔治1916年12月担任首相之后）越来越致力于坚持对战争策略的控制。就英国国民和军队关系而言，“全民战争”和动员全国各种必要资源的结果，就是将战时权利的天平从军方（特别是军队）转移到国家的政治领导层手中。
曼斯菲尔德·卡明草创的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在更大范围内反映了这样的发展趋势。从1914年8月开始，军事当局的主要情报需求——从各种来源——都是对战场远征军行动有用的情报。法国的协约国盟军总部和伦敦的陆军部都要求对特别情报局享有专有权和控制权。但卡明却认为，他的责任不限于在法国和弗兰德斯的军队的纯军事需求。作为一个水手，他敏锐地意识到了海军部的情报需求，他主动去满足这些需求。而且，在外交部支持下，他设法保住了自己机构的自主权，接连挫败了陆军部吞并他的情报机构的企图。到战争结束时，此独立机构的决定性基础已经打下，跨部门特征业已形成，它将在20年代初以“秘密情报局”的面貌出现。
服务于三个东家
1914年8月，随着各部门对可操作情报需求的增加，卡明与他所服务的三个部门——外交部、海军部和陆军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对陆军部尤其如此，英国陆军情报局的人员安排在战争爆发时就受到了影响。曾非常支持卡明的作战处处长亨利·威尔逊将军去远征军担任了副总参谋长，他在陆军部的工作被另一个爱尔兰人——55岁的查尔斯·卡尔维尔取代，一位已退休又被“挖掘”回来（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填补战时工作空缺的官员。他在20世纪初担任过作战处处长助理，但无论是对卡明还是凯尔的新机构都没有任何直接经验。曾经“负责所有特情工作”的陆军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麦克多诺去法国负责协约国盟军总部的情报工作，他的工作先是由道格拉斯·麦克尤恩上校接替，后者干了两个月也去了前线，1914年10月再由乔治·科克里尔上校接替。在随后约18个月时间里，卡尔韦尔和科克里尔成了卡明在陆军的主要东家[29]。海军方面没发生什么变化。自1913年11月负责海军情报局的亨利·奥利弗在1914年11月调任海军部参谋长，他的继任者是威廉·雷金纳德·霍尔。霍尔是著名的“鬼眨眼”（因为他脸部神经质抽搐），他在战争的其余时间还仍然担任海军部海军情报局局长职务。
一开始就在定位和等级方面产生了问题。没有人清楚谁具体领导特别情报局，不过，这一含糊不清明显给予了卡明一些有用的运作空间。从卡明的日记可见，他在1914年8月4日到9月30日期间几乎每天都去陆军部和海军部，既是为向他们简要汇报自己的工作，也是为了要钱。比如，在8月9日星期日这一天，他“就昨晚的电报与上校McE[麦克尤恩]打了电话”。在接下来的周四，他去见了麦克尤恩和“罗兰”（舰队司令奥利弗），向前者提交报告，征求他的同意，再招募两名军官。8月25日，卡明在日记中写道：“带上密码本去见McE和罗兰。”在战争开始的头三周，卡明还去了外交部（一般是去见常务次官的私人秘书罗纳德·坎贝尔）五次，但8月26日，麦克多诺上校告诉他“今后别再去外交部了”。9月份，卡明又和坎贝尔见了三次面，但每次要么陪同一位陆军部军官，要么陪同一位海军部军官。卡明显然拒绝在陆军部认为合适的渠道内进行运作，陆军部对此非常关注。更能反映这一点的是在9月25日，他因为一桩人事安排去见卡尔韦尔将军。事后，麦克尤恩的继任者乔治·科克里尔“把他叫到一旁”，指示他今后“不得直接去见将军”。但是，在此阶段尚未出现迫使卡明只向陆军部汇报的企图，实际上（也许是想到他自己的海军背景），他在海军部的固定联系人仍然是海军上将奥利弗，是卡尔韦尔的局长级对手。
卡明的组织机构在战时的情形不仅涉及陆军部和海军部（更别说还有外交部）之间的职责分配问题，还涉及它如何与乔治·麦克多诺在法国盟军统帅部新情报机构的联系，以及未来与法国、比利时和俄国盟友联络的问题。战争开始的头两个月，卡明去大陆旅行了三次，每次都带上自己的车，轿车可以通过轮渡运过英吉利海峡。8月15日，他去布鲁塞尔处理英国驻外武官费尔霍姆上校向外交部提出的愤怒投诉，投诉卡明手下一个名叫亨利·戴尔·朗的人“在一名‘可疑’自行车运动员事情上的愚蠢举动”。这就在驻外武官较为公开的情报搜集职责（因英国和比利时现在是战时盟友这一事实而加强）和特别情报局的情报搜集职责之间出现了一个潜在的交叉问题。在比利时的时候，卡明和一位同事从布鲁塞尔驱车前往东南方向的瓦夫尔。在瓦夫尔，他们发现比利时人“放弃了用来抵御可能的进攻的防御工事”，而据报告，附近的树林里就出现过德国人的骑兵。在前往那慕尔的时候，他们被法国军队撵了回来，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TR[德国]间谍”。8月底，卡明开车去巴黎与沃尔纳上校和法国第二局的其他官员会谈。在布列塔尼大酒店吃午餐时，卡明会见了一名美国记者。为了不放弃搜集情报的任何一个机会，卡明给他每周6英镑搜集德国情报，但却“没对输送情报做出安排”。
英国国家档案，陆军部339/7419
军队发给梅·卡明的电报捎去她儿子死亡的噩耗。
9月底，卡明前往法国与麦克多诺磋商。10月2日，星期五，晚上大约九点钟，在驱车经过巴黎东郊乡间英国远征军时，遇9月初的“周一大撤退”（后来一路打回北方）经过的道路时，卡明遭遇到严重车祸。他年仅24岁的独生子阿利斯泰尔死于车祸，卡明本人受重伤。来自法国的一份电报向梅·卡明传递了如下消息：“非常遗憾地通知你，苏格兰高地连队士兵A.史密斯——卡明中尉死于10月3日的车祸，其父海军中校卡明受重伤在莫城医院治疗，基奇纳勋爵对此深表同情。”卡明10月3日的日记写得非常简洁，“可怜的老阿利死了”。情报部队的司机是在爆发敌对行动的情况下向情报官员提供辅助支持而成立的，他们向来以冒险驾驶和高速驾驶而著称。麦克多诺在统帅部的副手沃尔特·柯克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昨天晚上，小卡明和卡明中校乘坐每小时60码的菲亚特去巴黎，我曾对你讲过驾驶这种车的惊险经历，简直险到难以复加的程度。小卡明死了，老卡明的一条腿被截肢……他心境糟糕透顶，我们都因此而难过”。[30]
卡明的个人不幸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谈资和情报局神话的一部分，正如小说家康普顿·麦肯齐在他1932年出版的《希腊回忆录》一书所展示的栩栩如生的版本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麦肯齐在希腊为卡明工作。在那里，英国驻雅典海军武官威廉·赛尔斯中校向他讲了1916年3月他在马耳他的一次会议上（卡明参加了那次会议，当时已晋升上校）听来的故事：
1914年秋，他的儿子、苏格兰连队的中尉开快车送他去战区执行一项紧急情报任务。全速行驶的轿车撞上一棵树，翻了。卡明上校的一条腿被卡住了，他儿子则被头下脚上地抛出了车外。孩子受了致命伤，父亲隐约听到孩子喊冷。他试图从汽车残骸中脱身去给孩子盖上一件外衣，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不能让自己那条被砸坏的腿获得自由。于是，他掏出一把折叠式小刀，朝着被砸坏的腿一阵乱斩，直到将腿斩断，然后爬到自己儿子身边为他盖上大衣。后来被人发现他倒在儿子尸体旁失去了知觉。
“C这老家伙就是这样一种人。”赛尔斯说。
不管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事故的结果是卡明的一条腿失去了一截，正如他工作记录中平淡的总结：“10月3日14点：在法国车祸中受伤；双腿骨折——左腿截肢。”[31]
随后的电报记录了他的康复。10月7日，他的情况“很严重”，但第二天就“令人满意”了，11月2日的“报告进展令人满意”证实了这一点。10月12日，柯克去看他，提到卡明“现在脱离危险了，我很高兴地说，虽然一条腿短了，但生命和精神还留在医院——不错的家伙！”从10月开始的6周时间里，卡明日记只记载了一些零星的内容，特别列出了医院里的病友和“需要记住”的护理人员。到11月11日，卡明突然又恢复了写日记：“3点钟到家并立即开始工作。”他与托马斯·莱科克上尉进行了“长时间会谈”。莱科克是他的副手，他不在时顶替他的工作。由于暂时不能走动，有一段时间都是别人去他家。11月11日，“科克里尔来呆了一个小时”；第二天，海军情报局新局长“鬼眨眼”霍尔来“呆了一个多小时，谈论各种事情”。12月8日他第一次冒险外出（去外交部）。12月10日，卡尔韦尔记录，卡明“刚来看我，坐着残疾人轮椅。各方面看起来都很不错，和以往一样敏锐”[32]。一段时间内，卡明被迫修养对迅速发展的组织来说也许有好处——例如，奉命代替他工作职责的莱科克“经常穿梭于海军部和陆军部”卡明就有机会去抓情报局的管理工作。11月23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月支出额为4310英镑，已经是战前950英镑的4.5倍还多。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用于欧洲大陆的情报搜集网络，其余的用于剩下的13个总部职员。他在12月向科克里尔报告，这13人包括他和3位军官，4个职员，2个女打字员，1个信差和“2个外勤人员”（其中一个是欧内斯特·贝利，卡明的司机和仆人）。
根据战后编纂的一部英国陆军情报局内部历史（该历史宣称，车祸将“使他丧失行动能力几个月”，卡明将挑战这一说法），卡明的车祸产生了两大结果。第一，这意味着秘密情报机构将被置于陆军部更加紧密的控制之下；第二，它导致了法国的盟军统帅部“自己的独立情报机构”的建立。尽管这第二个新情况反映出，需要立即建立一支野战部队来搜集作战情报，但就在作战区域搜集情报应该如何组织和控制而言，却将在未来战争中引发争论。伦敦陆军部控制的增强还伴随着将凯尔的安全和反间谍机构完全并入陆军部作战处的机构（即“作战五处”），这些新情况预示着军方将连续试图完全接管卡明的机构[33]。但是，与此同时，由一个跨部门委员会每半年开一次会来监督卡明工作，此战前安排仍得以暂时继续。和平时期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914年5月召开的，接下来就是在1915年1月。科克里尔上校在开会之前才将开会的事告诉卡明，这也许让卡明感觉到了自己地位的卑微。会议是在外交部开的，会议由常务次官亚瑟·尼科尔森爵士主持。陆军代表有卡尔韦尔、科克里尔和另外两位军官，格雷厄姆·格林爵士（常务次官）和布林克·霍尔代表海军参加。“讨论了财经问题，”卡明在日记中写道，“我被限制在每月5000英镑，最多增加1000英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