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对于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卓越的关于生态方面的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的思想财富。面对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尤其是面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日趋紧张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态思想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系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内涵
（一）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的产生、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2]自人和人类从自然界的长期发展中产生后，也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环境或简称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相比，人还显得很渺小，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时，无论是采集还是狩猎，人的生活资料都不是人们生产出来的，而是自然环境直接提供的；人的劳动资料最早是直接从自然界中找到的，未经任何人工加工过的劳动工具，主要是砾石器和燧石器，其材料都直接来源于自然界。可见，这时自然环境对人们的生存起着决定作用，人只有在合适的自然环境中才能够生存下来，这时人对自然界有着感激之情。另一方面，由于这时人影响和改造自然界的力量还微乎其微，自然界及其变化是人们不可理解、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时人对自然界更多的还是“敬畏”之心。
随着人类生产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和生产手段的进步，人影响和改善自然界的力量不断加强，并开始了大规模地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活动，人因其特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对自然有了主宰地位，开始成为“万物之灵”。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处于积极的一方，自然则完全是被动的，自然成了人的对象，成了被人驱使的、供人利用的物质力量。人类在“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改造、改变了整个自然界的发展方向，改变了整个自然史的进程，如果没有人，没有人类，自然界也会按照自己的因果必然性向前发展；而人的出现，则把目的性因素，把人的要求注入到了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之中，使自然界朝着有利于人类利益的方向演进，使自然界变成今天这样能够适合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属人的世界。
人对自然的这种“改造作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人对自然的这种积极的改造和改变作用。因为人对自然的实践改造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人对自然的实践改造程度，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在人类之初，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不可克服的力量与人们相对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十分狭隘。后来随着人类控制和驾驭自然能力的增强，把自然越来越多的部分纳入到社会领域，成为人化的自然，人类社会交往才愈来愈复杂化和多样化。但是无论社会怎样发展，人与人的相互交往具有多么复杂的形式，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存在发展的基础。要完善这个基础，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就不能只“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3]这样才能正确改造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才能使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存在和持续发展。
（二）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从自然界中产生之后，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便结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4]对自然界的改造、改变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因此，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首先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保障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旦发展起来，就立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巨大反作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极大地制约着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人类只有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协调好人们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改造自然。最初，人们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是为了运用集体的力量，共同对付险恶的自然环境，以求得共同的生存。但是随着劳动的发展和分化，劳动资料的私人占有逐步取代了原始的公有制，社会中出现了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集团，就使人们相互交往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时人同自然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已不再是也不可能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使其成员平等地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了，这特别表现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引发的人群（利益集团）与自然界的不平等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不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价值，价值积累的无止境性质，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呈无限扩大的趋势，人对自然的作用以空前的规模在进行和发展着。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经营的工业和农业给人和自然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有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6]这些论述表明，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的进步是以破坏自然条件、特别是土地的自然条件为代价的。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内容和实质来说，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因此，形式上表现为人和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对自然疯狂占有所引起的恶果，是资本同自然关系的恶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认识到，生态危机包含着社会危机，生态平衡的破坏、自然环境的污染等大量问题并不简单地是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其中尖锐的冲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群（利益集团）与人群（利益集团）之间，是人们涉及自然的利益之争。只有改变人和人之间的不合理的关系，才能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得到健康和谐的发展。
（三）关于社会制度与生态问题
由于自然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实际上是人与人的问题、人与社会的问题。生态问题虽然出现得很早，却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掠夺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愈演愈烈的，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的结果。因此这一普遍化把资本生产的逻辑扩大到全球，从而使生态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危机。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呼吁重视、解决生态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减轻本国的环境污染，置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国际公法于不顾，肆意向公海或他国海域大量倾倒污染物；为了本国眼前利益而置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和人民利益于不顾，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倾销具有污染性的废料，将高耗能与高污染的夕阳工业出口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这表明，西方国家只有可能解决本国或局部的生态问题，而不可能解决整个全球生态问题。因此，只有改造我们自身的社会环境，改变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扬弃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才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人类相对立。“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这样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才能遏制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利润所必然导致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从而展示了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景。
由于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自身还存在着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大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吃、穿、住、行问题，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得不承受旧的生产技术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同样具有生态问题。但由于社会主义始终将人类走向自然和谐之中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一定能够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性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5]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生态思想，为从根本上解决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结合中国当代的实践，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也为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哲学基础，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们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指南。
（一）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哲学基础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改革发展进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我们也面临着发展与保护环境双重压力的基本国情，为此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不仅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指明了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科学道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功运用。我们只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才能深入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更好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在科学发展观中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可持续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强调的是社会与人的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这里讲到的“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而这与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说这完全可看作是对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当代运用。因为马克思所指的生产不仅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且还包括人的生产、精神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甚至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这是马克思生产理论“全面性”的真实理论内涵。因此说，对于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概念并不能单纯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认为它指称的只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还应在哲学意义上理解生产概念，也就是“全面生产”的理论，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是把社会理解为人和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全面的生产”也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与科学发展观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一理论基础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
2005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首次发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在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目标，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它为“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指明了方向。
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可以说正是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资源与理论依据。这不仅是因为在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中有着深刻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更为关键的是，在马克思的具体生态思想中还有着一些与此直接相关的内容。例如，马克思生态思想中最为核心的物质变换概念，就与当今我们大力倡导的循环经济密不可分。马克思创造性地通过物质变换这个生态学基本概念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指出了社会的“和解”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解”的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导致工业废弃物的增多，而且直接利用物质变换的思想，提出了对工业废弃物和人类排泄物进行循环再利用的可能性“：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7]有日本学者就把物质变换思想看作是现代循环经济和废物回收再利用思想的理论基础，直接把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与现代的循环再利用思想联系起来，认为广义的循环再利用就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本身，今天的环境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破坏、自然循环不能顺利进行所造成的。可以说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对批判带来这一危机的资本主义产业文明以及构筑现代循环再利用思想和环境经济学等，都能提供重要的观点。从现代的环保思想来看，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精彩论述，在当今无疑也是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
（三）为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指南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又是在根本上论证了历史与自然的统一，包含着深刻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而这种深刻就在于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批判抽象的自然观，反对脱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建构应是在现实的实践关系中，而不能只是一种观念的更新。要解决环境问题，首先要解决社会中人的问题，社会内部的和谐是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前提条件，没有人们利益关系的和谐、价值取向的和谐，就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无法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
这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脱离人与人的关系，我们不仅需要人与人的社会内部和谐，也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同样也会影响到人与人的不和谐，二者是相互制约并统一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的那样：“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8]这不仅点出了生态问题的实质及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途径，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本立场与观点的鲜明体现，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我们全面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理论指南和强大的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4～375页。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8]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