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175米水位线下的淹没的补偿，是百万移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焦点，也是谈论、争论最多的话题。
由于补偿事关成千上万移民的切身利益，因而在20世纪调查淹没损失补偿时，出现过许多旷日持久的争执。移民区一些现实中的补偿纠纷，小说家也难以虚构出来，但生活中却实实在在发生。
重庆巴南区清溪乡有一道河湾，傍依河湾边有一堆巨礁伸向江中，这里，江面狭窄，水流湍急，形成一个天然的鱼道。这地方叫“舀鱼坊”，是牌楼村、鱼藏村、垢坝村三村相邻之地。世居在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在这巨石上“舀鱼”。
“舀鱼”，是长江上游、三峡宜昌以上独有的一种特殊的“行当”，人们是利用川江在江边形成的激流，把“舀子”（用手捞的小网）伸进激流中，专捞迎激流上蹿的鱼儿。
乘船过川江，沿途可见这道独特的风景线。
倘若运气好，捞几下就可能捞起鱼来，大的几十斤，小的也有几两。倘若运气背，也有半天、一天捞不着一条鱼儿的。但“近山识鸟音，近水识鱼性”，世居在川江边的人们深谙其道。
“涨水舀鱼，退水捞虾，不涨不退，捞个鸡巴”，世居此地的农民如是说。每到涨水的节令，牌楼村、鱼藏村、垢坝村里的人们就喜滋滋地到“舀鱼坊”去排队“舀鱼”。凡是参与“舀鱼”的农户，机会均等，每人舀99下，当地人都不喜欢舀100下，最忌讳“百”，因为在三峡库区，“百”与“白”谐音，担心“白舀”了。
其实，“舀鱼坊”是不会“白舀”的。这里是一条鱼儿通行之路，迎着激流上蹿的鱼儿还真不少，村里的人每年都从江里“舀”出了不少鱼，长江生态没遭破坏时，一年多则可舀出两三万斤，少则也能舀上八九千斤。世居在这里的农民靠江吃江，硬是从江中舀出了不少“酱油盐巴钱”来。
重庆近郊的移民大镇木洞镇原镇长郑继荣，50多岁，头发中已长出了不少白发。他曾在清溪乡当过多年的党委书记。他对我说：“历史上相邻的几个村子，为争在‘舀鱼坊’舀鱼的权利，不知闹过多少矛盾，不知发生过多少斗殴流血事件。清朝、民国时期多次发生械斗和打群架，几代人结下了‘世仇’。我当乡党委书记时也发生过好几次村民打斗事件。计划经济时期，清溪人民公社曾组织农民到‘舀鱼坊’去舀鱼，舀到鱼就送到附近的场镇去卖，所卖的钱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土地实行承包后，‘舀鱼坊’纠纷不断。1986年春天，牌楼村、垢坝村各纠集四五十人，手拿锄把、青冈棒在‘舀鱼坊’大打出手。村民流血事件发生后，我急忙去制止、调解。‘舀鱼坊’这个金窝窝归谁，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办法，我只好对两个村各打50大板，卖鱼的钱归乡里集体所有。”
说起十几年前的往事，郑继荣仍历历在目。
对淹没直接损失的补偿，上面制定有政策法规，有红头文件，有标准，可以“比着箍箍买鸭蛋”，可间接损失就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简单，可以说间接损失是说不清楚的事，可以一律不补偿；说复杂，移民就要与你论理：什么叫间接损失？衡量间接损失的标准是什么，凭什么不给予补偿？
还有该补多少？怎么补？啥时补？啥该补？啥不该补？不少移民总认为这是“糊里又糊涂，说也说不清楚”的事情。
在移民们看来，“舀鱼坊”既是直接损失，又是间接损失。
重庆巴南区移民局的段恒荣，是移民系统的“老移民”了。1992年在调查淹没损失补偿时，他曾在清溪乡附近住过9天。有一天，他与长江水利委员会参与调查的陆望明、马恩一道路过“舀鱼坊”，当时，有一些农民正排队舀鱼。陆望明说：“老段，咱们打赌，恐怕舀100下，也舀不起来一条鱼。”老段说：“好，咱们数一数。”
结果，只舀了4下，就舀起来一条鲜蹦活跳的鲤鱼，一称，4斤多重。陆望明和马恩连叹此地的神奇。
1999年4月24日，重庆市移民局喻凌处长和我去渝北区验收农村移民土地调整。一进入移民区，见山野间挂着鲜红诱人的樱桃，农民正哼着山歌采摘。杜甫曾在现今的三峡库区吟诗大赞：“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三峡库区虽贫瘠，充满野性，但自然味很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也颇有几分悠闲、自在。
当我和洛碛镇镇长王怀清、渝北区移民局科长邓万寿来到与“舀鱼坊”相邻的渝北区洛碛镇土湾二社，看见打鱼汉子冯达国的房前屋后挂满了渔网，这位脸上呈黧黑色的汉子心情沉重，说起自家被淹没的良田肥土，话语哽咽，仿佛心在流血。他拿出重新分配的土地证，让我们进行了仔细查验。为避开土地被淹的伤心事，我们就和他聊起了打鱼的事。
“你一年打多少鱼？”
“不好说，碰运气噻。”
“河边的小船是哪家的？”
“是我打鱼用的小机船。”
“有船肯定能打不少鱼？”
“一年要搞两三千块钱。”
“你咋个不到‘舀鱼坊’去打鱼呢？”
“那地方好啊，昨晚上‘舀鱼坊’就舀起来13条大鱼。我不敢去哟，不是我们村的地盘，我去了要挨整。”
冯达国说完破涕为笑……
兴建三峡工程，大坝一拦，水就涨了起来，“舀鱼坊”淹掉后，激流消失，鱼路也没有了。实实在在算起来，村里人的收入是要少一大截，这对农民来说，确实是难以接受的。
问题是：“舀鱼坊”淹了，给村民造成了损失，该不该补偿？按有关移民政策，对自然资源不会给补偿。因为“舀鱼坊”没捞起来鱼，在长江其他河段会被其他渔民捞起来，以所有长江渔民的收入为计算单位，渔民的收入并没减少。可村民们对此解释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整条长江渔民的收入不是我关心的事。问题是我减少了收入，就该补偿给我。”很长时间，村民们扭住移民局来参加调查的徐江、段恒荣等人纠缠不休。
在兴建葛洲坝电站时，也遇上过此类情况。三峡中的西陵峡河段的新滩、泄滩、崆岭滩，是川江著名的连在一块的三大滩险。航运界说：“新滩泄滩不是滩，崆岭才是鬼门关。”
1985年，新滩大滑坡，半座山体坠入江中，激起的巨浪狂涛达百米高，所有的行轮都堵在新滩之下。当时我到新滩采访时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这儿有一家新滩渔业社，有40多户人家，150人，祖祖辈辈世居在新滩、泄滩附近，靠打鱼为生。20世纪70年代，这家渔业社一年差不多要从峡江里打出六七十万斤鱼来。
俗话说，虾有虾痕，鱼有鱼路，长江在这里变窄了，激流在这里拥挤起来，鱼儿喜往滩上纵跳，往新滩的激流穿驶而过。新滩两岸是一条川江远近闻名的鱼路。新滩渔业社那些粗犷的打鱼汉子们，常常面对江流，端着酒，咧开嘴敞怀大笑，为大自然慷慨的馈赠感到无比自豪无上荣光。
葛洲坝电站蓄水，新滩、泄滩淹没了，激流消失了，鱼儿不再冲滩跃水，渔民们从梦中惊醒过来，平静有序的浪漫生活，被修电站的人们捣成了一锅糨糊。
找政府去，还我鱼来！不是说“政府政府，衣食父母”么？
100多号人找到了秭归县政府，打鱼汉子们流着泪诉说无鱼可打的痛苦和生计的日益窘迫。
县政府纵有通天本事，也无法还出鱼来，于是就提供了几条路供渔民们选择：上山开荒、种柑橘、种粮食，或迁到其他地方去……
可几十年来，这些汉子的生存本领和劳动技能就只会两个字：打鱼，其他活儿一律不会干，弃水登陆地，无法求生存。
后来，政府想到了这些汉子既然会在惊涛骇浪中打鱼，就必然会撑篙摇橹，谙熟水性，何不组织成一支水上运输队呢。
思路一打开，办法就出来。
就这样，政府请县航运公司接纳了新滩渔业社的打鱼人，并补偿了30多万元移民资金。没离开江流，没离开故土，还是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还是颠簸在波峰浪谷之上，仍可以听艄公的号子，看船上的白帆……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单纯，只要是国家搞建设需要，做出些牺牲还是可以接受的。更重要的是，葛洲坝移民量小，而三峡移民达浩浩百万之众。
核定三峡移民的补偿，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会发生。就拿重庆巴南区清溪乡的“舀鱼坊”来说，移民的心里很不平衡，书本上的道理、法规叫人心不服，口也不服。
他们的依据和推理是：工厂企业淹了就要补偿，“舀鱼坊”的礁石出经济效益，邻近几个村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受益，“礁石”就相当于村办企业，企业淹掉了，怎么能不补偿呢？要是不修三峡，不是照样可以捞些“酱油盐巴钱”么？大道理是管大家的，可不能伤害我们一家一户的小家啊。
长江水利委员会参与核定、调查淹没实物指标的工程师们，他们用双脚丈量三峡沿岸的大片土地，用双手测量每一幢房屋和桥梁、道路、工厂……忍饥受冻、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其艰辛程度常不被人所理解。有的地方不但不欢迎，还放狗出来咬人。被三峡工程不上不下搞迷惑了的人们，讥讽工程师们又在“空搞灯”，是在做“狼来了”的把戏。谁知，这一次三峡工程真的就上马了。
由于牵涉到移民与移民之间、移民与非移民之间的利益调整，少不了分歧和争吵，无论如何解释，移民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伤害，无论如何也应该由三峡电站给予补偿。
像这样的争论、僵持、对峙，有时会难耐地持续好多天。
我到涪陵了解移民情况，区长姚建泉告诉我说，老城区的28户移民因火灾烧了房子，因这些房子反正要淹没、要搬迁，政府就出面把这些移民提前安置到新城区去住新房子，这本是一番好意，但移民们却不领情，理由是新城区还没形成市场，买菜、买米、孩子上学、看病求医都不方便。
重庆市移民局副局长欧会书说，在三峡库区，几乎各个区、县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移民在沿江的码头、街边，在“吊脚楼”等老居民区，摆一个小小的烟摊、三尺柜台、五尺门面，就可以舒舒服服、轻轻松松、无忧无虑地养活一家人。但搬到移民新城区，由于市场人气未聚，商业环境没形成气候，没有人流，就没有顾客。从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码头街市，搬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新市场，移民们有一种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恐慌感，收入少，生活水平自然会大幅度下降。这也是移民受了间接损失，不愿提前搬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库区，新县城、集镇的占地面积是旧城的2至3倍，商业门面是旧城的6至10倍，每一平方米的销售额肯定会比原来少一大截。
开县移民局党组书记陈能文告诉我说，农民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对城镇居民来说，商业门面就是他们生存条件中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是不少居民唯一的生产资料。门面淹没了，可以还一个门面给移民，可商业口岸潜在的价值，可不是简单的数学关系。
在云阳新县城几条宽阔的大街上，几乎不见多少行人。在县公安局大门外，一个中年移民在门口撑起一把大伞摆了一个烟摊。我观察了差不多1个小时，也没去打扰他，我知道他会向我诉说什么，感叹什么。在库区，几乎所有的移民都会向我“重复昨天的故事”。这1个多小时，我没看见一个人去买烟，生意相当清淡。可以肯定，这个摆烟摊的小生意人的买主就只是县公安局的干警们。
云阳县高阳镇镇长周道君告诉我说，镇上1万多移民迁到外地之后，新集镇的人气骤减。街头上做生意的人都是“左手卖给右手”，意思就是你卖给我衣服，我卖给你粮油，都是街坊邻居在卖过去买过来。以前集镇在水码头边上，是交通要道，坐船去双江镇的人很多，现在搬到山上，二级公路修通了，水码头的交通优势已荡然无存，消失殆尽，社会消费也都“战略转移”了。
涪陵遭火灾的28户移民，后来移民局说破了嘴皮，政府又给每平方米住房补助了100元，移民们才勉强同意提前搬迁到新区去住，当然，好长一段时间生活是很不方便的。
对移民来说，要离开原有的、熟悉的生活环境，改变原有生活形态，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三峡移民补偿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由国务院总理签署的《长江三峡工程移民条例》第22条这样规定：“按原规模、原标准或者为恢复原功能复建所需要的投资（以下本文简称‘三原标准’），经核定后列入移民经费，扩大规模和提高标准需要增加的投资由有关单位自行解决。”
移民房屋的补偿经费，是按结构、面积、用途而定，桥梁、道路、电线电杆等公共专业设施是按“三原标准”补偿，都是以1993年5月末的价格标准核定的，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以后每年乘以物价指数；雷打不动，风吹不动，不得越“雷池”半步，再哭也不会多给。
移民的补偿标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标准？移民们为何对“一刀切”的补偿标准难以理解？三峡移民区的淹没情况复杂，实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以不包括征地、场平和基础设施配套的房屋直接工程造价为例，让我们了解部分补偿标准，就不难理解移民的苦衷了。
农村房屋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185元；砖木结构补偿134元；土木结构补偿100元；附属房补偿50元。
集镇居民房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223元；砖木结构补偿179元；土木结构补偿125元；附属房补偿57元。
镇单位住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452元；砖混结构补偿284元；砖木结构补偿202元；土木结构补偿140元；附属房补偿57元。
镇单位公建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474元；砖混结构补偿306元；砖木结构补偿215元；土木结构补偿140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县城居民房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246元：砖木结构补偿186元：土木结构补偿131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县单位住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484元；砖混结构补偿310元；砖木结构补偿212元；土木结构补偿149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县单位公建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520元；砖混结构补偿349元；砖木结构补偿219元；土木结构补偿149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市居民房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258元；砖木结构补偿195元；土木结构补偿138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市单位住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508元；砖混结构补偿326元；砖木结构补偿223元；土木结构156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市单位公建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546元；砖混结构补偿367元；砖木结构补偿230元；土木结构补偿156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市工矿生产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604元；砖混结构补偿404元；砖木结构补偿284元；土木房补偿159元。
市工矿生活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571元；砖混结构补偿329元；砖木结构补偿226元；土木结构补偿159元。
县工矿生产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575元；砖混结构补偿385元；砖木结构补偿270元；土木结构补偿151元。
县工矿生活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487元；砖混结构补偿313元；砖木结构补偿215元；土木结构补偿151元。
（注：土木结构的偏房每平方米补偿从70元至96元不等；砖木结构的偏房每平方米补偿从101元至144元不等。）
请注意，前面提到的“农村房屋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偿185元”，“集镇居民房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偿223元”；在沿江的集镇，农民和居民，墙挨着墙，屋挨着屋，同在一个屋檐下，修房子时采用的是同样的材料，同一种结构，居民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要多38元。农民们对此牢骚满腹，怒气冲天。
“这不是他妈的明摆着欺侮咱农民吗？”
“农民要比居民少一根肋巴骨吗？”
“你们摸到良心说，这样补偿合理吗？”
“半夜吃桃子，只知道拣软的捏，欺侮农民，算什么好汉？”
“翻你们的祖宗三代，谁他妈的不是农民啊！”
“没有农民种粮养猪，你们吃个锤子！”
移民干部遇到此类不可理喻的情况，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面对移民们的讥诮和诘问，只能是“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了。
其实，不少移民干部，也有自身的难言之隐，因为，他们也是城市居民，劝移民搬家，被移民称为“站起说话不腰疼”，自己搬家，才知道“火石烙到了脚背”。
前面提到的“县城居民房”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246元，县单位住房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310元；住房为同样一种结构，居民的房子要比单位的房子每平方米要少64元。这又是一种无法理论的矛盾。
重庆市移民局杜华山处长在库区督促集镇移民搬迁时，到移民家做动员，移民老陈夫妻见到他突然双膝跪了下来，泪水像珠子似的往下掉。这一下使得他猝不及防，杜华山慌忙扶起夫妻俩。
移民老陈经营多年“码头”没有得到补偿，自己经营的旅馆是私人旅社，也有“按单位补偿”进行计算，因“单位补偿”比“个人补偿”的标准要高。老陈这个所谓的“码头”，只是一个可以暂时泊靠小船的地方，他也花力气砌了石板路，挖开一条小路。由于地处旅游热线，的确是他一家多年的生财之道。凭着这个旅馆和“码头”，他家的资产也发展到几十万元。可水一涨到156米，全家搬迁之后就断了原有的财源，他们什么也没有了。
长江水利委员会1992年核定的补偿标准，天王老子也不敢动。杜处长对此也只能是一声叹息。他用了很多语言劝慰移民老陈夫妻，但他也知道，道理讲得再多也显得苍白无力。
老陈这一家，失去的不仅是旅馆和“码头”，还有他们祖祖辈辈习惯生活的“原生态”。
民以食为天，解决吃饭是前提。移民说，没填肚子的东西，就是住皇帝老子的宫殿还是会天天做噩梦。涪陵敦仁移民小区的李文虎告诉我说：“以前住乌江大厦，住的是89平方米的房屋，搬到移民小区前，街道组织‘抓阄’分房子，谁知手气不好，一下抓到106平方米的房屋，多补了17平方米的钱，我多年的积蓄一下就花光了。一家三口人，女儿患小儿麻痹症，老伴去了重庆当保姆，我常常是一个人在家，住着106平方米的房子很是孤单。如果不搬迁，我的负担就没有这样重。现在住新的移民小区，买菜不便宜，以前1元能买到的菜，现在要1.2元。我原是船上的轮机员，退休后每月工资422.3元。”
“抓阄”，是库区政府和移民都认可的“世界公平法”。移民搬迁、分房、分土地、迁往何处等等都要靠“抓阄”来解决。有的移民户前后要“抓阄”七八次。
58岁的许以光说：“我是自谋职业者，地地道道的纯居民。以前经营餐馆，早、中、晚餐都卖，一家6口人，除养活自己一家人之外，还每月上缴100多元的税费。搬迁前，住房条件太差，房子又破又漏，每当刮风下雨，家里就有四五个脚盆接房子上的漏水，家里是稀泥，出门也是稀泥。搬迁后，住房条件全面改善，我们也很感谢政府。但是，我住的房子60.5平方米，实际量起来只有54平方米，6个多平方米给‘公摊’了，说是过道也要算给我。过道是大家走的，为什么要摊给我？我以前住的房子从来就没有公摊。说是淹多少平方米就还多少平方米，也没说要包括‘公摊’啊，对这个狗日的‘公摊’面积，我就是有些想不通。”
丰都县移民局的一位干部告诉我说：“移民搬迁，别说移民有想法，我们也有想不通的地方啊。比方，就拿我家来说，一家三口，在旧县城住着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子，如果不是水要淹来，也可以住上10多年甚至一辈子的，现在整座县城全部淹没，我也得搬到江对面的新县城去。一‘抓阄’，新房子比旧房大二三十平方米，好是好啊，可就是钱受不了。搬迁到新房子，只要简单装修一下，加上贴的钱，少说也得多花好几万元哩。何况，居民的补偿，比单位的补偿还要低一大截，你说城市居民能没想法吗？”
在补偿清算中，是有一些合情合理但又不合法的问题。
农村移民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淹土地，不淹住房，有这种情况的移民叫“单淹户”；另一种是又淹掉土地又淹掉住房的移民，叫“双淹户”。
一位曾任水利部门副总工程师的移民干部对我说，一般兴修水库，一俟决定下来，就会发布“封库公告”。主要的意思是告诫居民、村民不要在水位线下修房子。全国人大通过兴修三峡电站，也算是国家发布的最大的“封库公告”。长江水利委员会1992年核定移民的补偿标准就是法律依据，三峡淹没线下不允许修房屋，否则不给补偿。
但是，从1992年到2006年其时间跨度是15年，移民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常言说，树大发丫，儿大分家，移民们当年只有几岁的儿女，都是挤在一床睡觉，长到一二十岁了，不得不分开，这就要建房子。当年10多岁的小伙子，10多年后就是二三十岁的大男人，要结婚娶媳妇、生孩子。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对农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这也得建房子。
基层政府只好根据移民一家一户的实际情况批准其修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这类房子的批准权限一般在县级政府。1992年后批准建的房屋都叫“临时房”，这“临时”也太长了，差不多都是10多年的跨度。但是，当水涨起来，移民根据政府安排搬到高处建房。
但1992年后建的、住了10多年的房子就不给补偿了。尤其是移民迁往外省市县安家扎根，当年核定的房屋补偿金，要随移民带往新居住地建房，而在原居住地1992年后建的房子却不予补偿。在这个问题上，移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因此闹一些情绪也是不难理解的。何况，淹没补偿标准有限，与移民们期望值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忠县移民局发展扶持科科长郭胜是个长得比较帅气的小伙子，他告诉我说，1992年后，库区不仅仅修有移民的“临时房”，还修有学校、操场、道路、绿化以及公共设施，如电线电缆、有线电视网、天然气管道等。1992年前的给补偿了，而1992年后的就不给补偿，同样的公共设施，有的补有的不补，也是移民搬迁中一件比较头痛的事情。
程功勋，个头不高，脸色黝黑，是奉节县移民局副局长，他认为，在复杂的补偿问题中，由于身份不同造成补偿单价不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移民反映的功能用房与普通用房补偿一样的价钱，电梯拆除下来也不能再用了，再恢复功能房，就得重新买电梯。对这类的问题，移民局也不好解释。
长江三峡工程是实行的开发性移民，对移民的损失是实行“前期补偿，后期扶持”，因此，“补偿”肯定不能等同于“赔偿”。
原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移民专家傅秀堂曾说过一句话，“补偿”，还包含了通融和谅解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