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西北五省和江南各省大部地区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存部队退至四川、云南地区，妄图卷土重来或由康滇外逃。为消灭残敌，解放全国，中央军委决定我军向西南进军，第18兵团协同第二野战军主力会歼成都地区之敌。61军为18兵团的左翼，181师为61军的前卫。王诚汉率部翻越秦岭，沿城固、南江、巴中、南部之线推进。一路上排除敌人阻拦、破桥、断路、设雷和气候恶劣等种种困难，经10天行军，于12月12日提前到达汉中城固地区集结。随即率部以三天半的时间走完了敌人8天所走的路程，到达南江以北地区。当师的前卫541团进至马尿溪时，该团团长王子波利用我军的电话和敌军的电话“串线”这一偶然的机会，以被我军俘虏的敌军乐队队长的身份，与敌新编14师司令部通上了电话，弄清了该师师部及两个团已退至南江城，其后卫团在南江城北15公里处宿营。王诚汉接到这一情报后，当即命令541团奔袭南江县城，师先遣支队插断南江以南通向巴中的大道断敌退路，542团在马尿溪东西地区设伏待歼敌后卫团。541团袭入南江城内，敌人毫无准备，30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歼俘敌1300余人。542团在马尿溪歼敌后卫团一部，俘敌副师长及团长以下280余人。
占领南江以后，王诚汉率部加快行军速度，继续追歼南逃之敌。先后占领八庙垭、两河口、巴中和仪陇县城。并协同182师歼俘驻南部之敌一个团。28日，追上敌之后尾，沿途击败敌小分队抵抗，进占盐亭，抢渡梓江，以连续的急行军，于30日9时敌17军半渡之际，追抵涪江东岸。王诚汉指挥部队利用这个有利战机，一举歼俘尚未渡江之敌3000余人。乘胜，王诚汉命令541团、542团抓紧渡江，占领三台以西马家桥地区和城北凤凰山，543团进至三台城东，很快形成对三台县城的三面包围。17时发起攻击，一举破敌，俘敌第17军军长以下4000余人。31日，王诚汉所部在三台县城接受敌第76军和第28师、第336师投降。
在历时26天的川陕追击战中，王诚汉指挥的第181师行程千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14次，先后解放南江、巴中、仪陇、南部、盐亭、三台6座县城，歼敌3个军并2个师部，毙伤敌900多人，俘敌将级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40门，各种枪支7300余支（挺）。为配合兄弟部队会战成都、解放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181师组成遂宁军分区，隶属于第61军组成的川北军区，王诚汉任师长兼军分区司令员，李林枝任第一政委，张春森任第二政委。率部队在遂宁地区展开了剿匪征粮、修路、改造与建立地方武装等项工作。为彻底消灭匪患，按上级部署，领导组建了遂南、遂北两个剿匪指挥部和9个县剿匪大队，按照“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剿匪反霸斗争。至11月底，争取和歼灭土匪3.9万余人，基本上达到了“肃清散匪，捉尽匪首，挖尽匪限”的目的，稳定了遂宁地区的社会秩序。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及其南朝鲜傀儡李承晚集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同时，美军第七舰队侵占我国领土台湾。10月8日，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当月，中央军委命令第8师为国防师，解除兼遂宁军分区的任务，归第60军建制，于12月17日开赴国防机动位置——河北省青县马场一带，准备入朝作战。
此时，正在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一期学习的王诚汉，学业尚未完成，即奉命归队，继任181师师长。一回到部队，他就集中全力投入入朝作战的准备工作，一面抓武器装备更换和临战训练，一面协助政委张春森抓部队形势教育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1951年3月8日，181师全体指战员在青县马场驻地举行了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王诚汉代表全师发出钢铁般的誓言：一定要发扬181师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打出军威国威，打败美帝，为朝鲜人民报仇，为祖国、为毛主席争光！3月9日，王诚汉率部由青县马场出发，14日到达丹东市。17日跨过鸭绿江大桥入朝。一路上克服了气候寒冷、负重过多及敌空中封锁等各种困难，夜行晓宿，经新义州、定州、新安州、江东、三登等地，行程500余公里，于4月1日到达预定集结地——朝鲜伊川东南地区。
4月14日，王诚汉奉命率部接替第26军位于铁原西南内村、陶唐村、收营洞、汉洞地区的防御，构筑工事，阻敌北犯，掩护第3兵团主力集结。为争取时间作好临战前的准备，打好出国后的第一仗，王诚汉在部队接防的当天晚上，就召集全师连以上主官会议，介绍兄弟部队入朝作战经验，明确各团的战斗任务，坚定干部的必胜信心。16日至19日，敌步兵在坦克、飞机的支援下，先后7次向181师防御阵地发起攻击。王诚汉在指挥这次战斗中，注意吸取兄弟部队防御作战的经验，采取“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办法部署部队，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19日晚，181师奉命将原防御阵地移交179师，接替第26军第78师高台山以南541.9高地和大松亭里地区的防御任务。连续4天敌人以6至8架飞机、10余辆坦克、3个炮群支持其步兵向541.9高地猛犯，王诚汉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10余次进攻。
4月20日晚，王诚汉接到第五次战役进攻命令。兵团和军赋予第181师的任务是：担任第60军的第一梯队，由高台山向加齿顶、地藏峰、釜谷里出击，割断美军第25师与土耳其旅之间的联系，并抗击美军第25师，不使其西援位于加齿顶之土耳其旅和位于涟川之美军第3师，相机配合兵团主力合围，歼灭土耳其旅和美军第3师一部。
当晚，181师党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军部作战命令，分析研究敌情。王诚汉在会上提出了自己对此战的决心，经讨论统一了意志，形成了全师的作战方案。并及时获军部批准。21日拂晓，王诚汉率副参谋长许德厚和作战科长、炮兵主任等人，到高台山实施现地勘察，给各团现地明确任务，组织协同动作。
22日18时，第五次战役发起。在军部支援炮火向敌人猛烈射击20分钟之后，王诚汉命令第一梯队541团和配属的536团发起攻击，经激战，一举攻占地藏峰，突破了土耳其旅防线，541团主力乘势向敌纵深釜谷里发动进攻。溃敌一部撤向加齿顶，企图掩护其主力向釜谷里、涟川一线转移。王诚汉抓住有利战机，迅速命令542团向加齿顶发起攻击，于次日8时攻占加齿顶，并随后攻占713.2高地。至23日拂晓，181师攻占釜谷里以北土耳其旅全部阵地，歼敌一部，俘敌90余人。24日2时，王诚汉奉命率部抢渡汉滩江，追歼南逃之敌，于27日率师进至金谷里龙井寺、退溪院里地区与敌对峙。
29日，181师奉命北返射亭里，进行了为期10天的休整。王诚汉抓紧组织部队补充粮弹，总结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经验，进行再战动员。5月12日，王诚汉奉命率部进抵春川西北之沐淙洞、内幕、抑洞地域集结；15日又进至芝岩里、马坪里地域待机。
5月16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181师奉命配属第12军歼灭自隐里、寒溪之美军与李伪军一部。18日晚，王诚汉率师指挥所冒着敌人炮火的封锁爬上了加里山，观察到敌人在探照灯照明下乘汽车向东南撤退，敏锐地意识到敌军已被我军从东西两面包围，为摆脱两侧受钳击的困境，企图向东面突围。他当机立断，派作战科长给师前卫542团传达命令：避开正面之敌，由西侧插入松谷峰下，截断敌人退路，歼灭法国营。542团3营奉命直插松谷峰，在自洪公路东南福宁洞和松谷峰构成袋形伏击阵地。19日4时，法国营进入我军伏击圈，经激战，大部被歼灭，生俘83人。542团乘胜攻占了大小平川西南之328高地和福洞以南369.6高地，控制了自洪公路，与向东南突围之敌激战两昼夜。同日13时，541团一部插至松谷山，攻占寒溪之505高地。随即，王诚汉不失时机地电令541团渡过洪川江，沿积石山北麓向上下莲洞方向出击，经激战夺取并守住了530高地。23日，王诚汉奉命率部撤至春川以东之勿老里、插桥里地区待命，归60军建制。24日，敌人向后撤的181师发起猛烈反击。王诚汉指挥部队沿山间小路且战且退，粉碎了敌人的合围企图，于25日转移至华川西北地区。
第五次战役即将结束之时，敌乘我军粮弹不足、主力后撤、部队疲惫之机，向北展开全面攻击。我军第180师在华川西南芝岩里以南地区被围。5月26日21时30分王诚汉接到军部要求181师出动接应180师突围的命令。当时181师刚刚撤至华川西北地区不久，各团驻地分散，师部与各团电话联系尚未沟通。王诚汉严令师司令部火速派人冒大雨徒步到各团传递命令，将各团团长、政委召到师部，举行了紧急作战会议，部署了接应任务。会后，部队仓促出发，于27日6时陆续到达论味里、启星里地区并与北犯之敌接触，经激战，占领了原川里、场巨里及华川以北两个高地并立即组织阵地防御。27日下午，强敌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向181师猛烈进攻，经激烈争夺，上述地区和高地被敌夺回。此时，正面接应180师已不可能奏效。29日王诚汉奉军部命令率部转进金化以南广德岘、上海峰、伏土山之线阻敌北犯。从6月1日至6日，李伪军2师及美军一部向181师连续发起攻击。在王诚汉的指挥下，542团击退了敌人一个连至2个营的83次冲击，543团亦先后击退敌2个营以上兵力连续8次攻击。后因敌兵力猛增，数路向我围攻，再战于我不利，王诚汉奉命率部撤出战斗。
在第五次战役中，王诚汉指挥的第181师共毙、伤敌3400余人（其中美、英、土军1250人），俘敌175人（其中美军87人），缴获各种枪支259支，各种炮弹40余万发以及大批军用物资。8月，王诚汉调第16军升任副军长。
1952年9月，中央军委对第60军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张祖谅任军长，赵兰田任副政治委员，王诚汉被从第16军调回第60军任副军长，主管作战。当月，志愿军司令部命令第60军配属第20兵团指挥。
10月下旬60军与68军换防，在东起文登里、西至北汉江的25公里正面上组织阵地防御。当时，当面之敌凭借在山地森林地带有利地形构筑的坚强的防御工事，又掌握制空权、制海权，显得十分嚣张。为改变我军被动局面，王诚汉在深入调查研究后，针对军防御阵地的工事尚未构成体系，20余处白天不能通行，有的前沿阵地与主阵地尚未沟通的情况，及时向军党委、军主要领导同志提出了建议。他建议应把抢修工事当作急迫任务，在现有基础上，完成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战壕、交通壕及火力相联系的防御阵地体系，保证在基本阵地上能与敌死打硬拼、反复争夺，从而达到粉碎敌人进攻之目的。他强调指出：无论是阵地编成、工事构筑、作战手段、各种战斗保障及一切设施，都必须以“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为最高准则。军党委采纳了他的建议，作出了“筑城工作为全军1至4月份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决议。全军1万多名指战员奋战4个月，使第一防御地带的工事达到了“强中强”的地步，同时加强了其他防御阵地的稳定性。在此期间，王诚汉协助张祖谅军长，指挥部队以阻击战、开展前沿小分队活动、小型攻击战斗等多种形式，同当面之敌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阵地防御作战，粉碎了敌人44次小型进攻，取得了阵地防御作战的主动权。
1953年5月，我军举行夏季反击战役。王诚汉协助张军长指挥了一系列的战斗。配属20兵团的60军，先后以535团、536团、537团、538团、540团等团，在炮兵支援下，向李伪军5师、20师前沿7个要点阵地进行了13次反击，并击退敌人排以上兵力的84次反扑，至5月26日，共歼敌1700多名。5月27日至6月23日，60军的作战规模逐渐扩大，先后向方形山、883.7、949.2、1089.6高地等目标发起进攻，进行战斗16次，逐次夺取了李伪军5师的全部主要防御阵地，毙伤俘敌1.4万余名。其中攻占883.7高地的战斗，首创我军防御作战反击以来一次歼敌一个团大部的范例。为了争取这次战斗的突然性和减少伤亡，顺利地夺取883.7高地，王诚汉协助张军长指挥部队于6月9日夜间秘密地进入敌阵地前和翼侧隐蔽潜伏。到10日晚，在259门火炮的火力支援下，潜伏了一天的部队以多路多梯队的方式突然向敌发起冲击，经50分钟激战全歼守敌。这次战斗标志着第60军在180师受挫后，彻底打了个翻身仗，受到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及兵团的通报表扬。之后，第60军奉调至北汉江以西，从6月24日至7月27日，先攻占938.2高地，后发起金城以南、北汉江以西反击，再攻占1089.6南无名高地，计毙伤俘敌1.5万余人。在历时77天的夏季作战中，第60军共毙伤俘敌3万多人。王诚汉作为张祖谅军长指挥作战的主要助手，为确保每战必胜，每次重要的战斗，他都赶赴主要作战方向第一线的加强师或团实施近前指挥，哪个方向战斗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为60军夏季作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结束后，王诚汉所在的60军仍归第3兵团建制，于8月5日与54军换班完毕，进驻谷山、新溪地区休整。尔后奉中央军委、志司命令，于9月12日返回祖国，归华东军区建制。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诚汉荣获朝鲜独立自由一级勋章，朝鲜国旗二级勋章。
1954年7月，王诚汉被任命为60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同时任军党委副书记。1955年1月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同年9月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7月王诚汉以优异成绩在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在一年多的学习期间，他紧密联系自己20多年的作战经验和现代战争的实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党的历史，学习战略、战役、战术理论和组织指挥艺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了很大提高。
王诚汉学习结束返回部队后仍任60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并任军党委副书记。1960年7月升任该军军长，并任党委第一书记。在任职期间，他为加强该军的全面建设，尤其是军事训练，做了大量工作。自1957年到1961年，他精心策划并出色地组织指挥了从营到团到师的实弹战术演习和军师反空袭演习。
196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决不让国民党军的阴谋得逞。王诚汉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备战工作。组织全军大力开展了以控诉美蒋罪行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教育，掀起了群众性的杀敌练兵高潮。与此同时，他组织指挥军属一个师紧急入闽备战。1964年2月，60军召开了第三届党代会，在王诚汉的主持下，军党委作出《关于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新高潮的决定》。会后，王诚汉深入部队，指导部队开展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和“尖子”培养工作，全军很快涌现出大批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以及“尖子分队”、“尖子个人”。在1964年总部组织的全军大比武中，60军各兵种、专业的“尖子分队”、“尖子个人”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537团3连“步兵连进攻”表演受到叶剑英元帅的高度赞扬。叶帅赞扬他们“个个都像小老虎”，要求把他们的训练体会“写出来，贡献给全军学习”。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区部队推荐34个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有直接影响的单位、个人“尖子”，其中60军占了10个单位和个人。
1964年8月，周恩来总理任命王诚汉为西藏军区（时为大军区）副司令员。当时，王诚汉的4个孩子都很年幼，最大的8岁，小的只有3岁，夫人黄丽文又正在住校学习，他到远离内地的西藏高原工作，会给家中带来许多实际困难。但是，当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找他谈话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随后稍作准备即乘机赴拉萨报到。
到拉萨没几天，王诚汉即不顾严重的高原不适应症，请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政治部阴法唐主任等介绍西藏部队情况，他一边了解部队情况，一边积极地开展工作。在下藏军区工作近五年时间里，王诚汉主管战备和作战，尽管其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破坏，但他顶着各种压力，仍然做了不少实际工作。他经常深入边防一线指导工作和进行调查研究，绵延3500公里的边防线上留下了他的汗水和足迹。1965年9月至12月，遵照总参谋部的指示，为支援邻邦抵抗侵略，他参与了作战预案的拟定，组织实施了两次战略佯动和7万民兵武装游行示威的声援行动。1967年9、10月，当边境发生武装冲突时王诚汉带领所分管的西藏军区作战部门，认真贯彻毛主席“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和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参与了自卫还击战的组织指挥，取得了还击作战的胜利。
1968年12月，西藏军区由大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归成都军区建制。1969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王诚汉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王诚汉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3年，主管作战和后勤，同时兼任成都军区人防委员会副主任、交通战备领导小组组长、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主任。
刚到成都军区不久，王诚汉即领受了一个十分棘手的任务。上级决定由王诚汉任工作组组长，谢家祥、张西挺任副组长，率四川省革委和成都军区工作组，到永川地区宣传贯彻中共中央“7.23”布告，制止武斗，稳定形势，恢复秩序和生产。当时，张西挺和她的丈夫刘结挺是四川风云一时的造反派人物，派性非常严重。工作组到永川后，她多次将工作组决定的部队行动计划捅给造反派，给永川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为排除她的干扰和阻碍，王诚汉采取了断然措施：每次部队行动都由王诚汉一人布置，待部队出发后再给张西挺通报情况。从而使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工作得以进展。经过3个月的艰苦工作，收缴各种火炮198门，各种枪支6000多支，各种枪弹13万多发，炮弹628发，手榴弹996枚。这对稳定和恢复永川地区的社会秩序与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到成都军区工作一段时间后，王诚汉感到由于“文化大革命”，军区机关几经折腾，两派思想对立十分严重。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当时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心存疑虑的王诚汉，千方百计地避免自己介入到两派对立中去，为此，他争取机会，多下部队，多跑边防，多做点军队建设的实际工作。
他顶住一些人散布的“逃避运动”、“单纯军事观点”的舆论压力，竭尽全力地抓好所分管的作战和战备工作。1969年9月，成都军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组织部队对昌都、边坝、那曲、日喀则地区的暴乱进行平息。王诚汉参与 了这次平暴的组织指挥。1970年王诚汉带领工作组，到驻南充的某师等单位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战备工作检查。随后又率工作组赴西藏进行战场勘察。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他和军区作战部门的同志反复研究论证，制定了成都军区的多种作战预案，西藏军区长期作战、独立作战方案，部队扩编和机动方案，四川地区人民防空方案等，为完善军区的战备方案作出了贡献。同时，他高度重视部队的战备训练工作。从1970年到1974年，他几次参与了军区部队长途野营拉练的组织指挥工作。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叛逃，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王诚汉奉命率军区前指迅速进入指挥位置，随后又率军区前指组织指导了全区的作战训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之后，已经62岁的王诚汉精神焕发，抓战备训练工作的劲头更足了。1978年初，王诚汉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底他参加了军委召开的作战会议，会后奉吴克华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的指示，抓紧组织了全区部队转入临战训练和针对性训练，并参与了部队开赴滇南、滇西的组织领导工作。1980年，遵照总参总后的指示，为研究摸索未来战争初期部队水陆输送的组织指挥和运输保障问题，王诚汉领导实施了陆军师机关带部分实兵的水陆输送试验性演习。这次演习在长江上游江津至宜昌间进行。参加演习的2400余人，使用各种船只24艘，行程2400余公里（其中水路740公里），历时10天。总部和各大军区、军兵种的有关领导干部参观演习。通过演习，使部队了解了水路输送的特点，掌握了规律，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学会了水陆输送的组织与实施，海战时实施快速机动、灵活反应，得到了总部的高度评价。1982年，为庆祝建军55周年，王诚汉领导和组织了军区的阅兵训练。7月20日，在王诚汉主持下，45个受阅方队6900多人威武雄壮地从成都市人民南路通过，接受尤太忠司令员、钟汉华政委和谭启龙、鲁大东等省市领导同志的检阅，成都市30万群众观看。阅兵式展现了军威，增强了军民的国防意识和战备观念。
王诚汉在担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期间，为加强西藏边防建设作出了巨大努力。他曾率工作组7次进出西藏进行边防调查。其中有3次是乘坐汽车从川藏公路进出。川藏公路全长2400余公里，其中盘山公路地段很多，崎岖不平，到了大雪封山季节，路面铺满冰雪，异常艰险难行。王诚汉率工作组乘车进出藏和在西藏调查研究中，曾多次遇到险情。一次从山南翻越加察山到林芝途中，他乘坐的汽车陷在泥石流造成的泥沼里面，幸被路经此地的野营拉练部队救出。又一次从岗巴到亚东途中，路上积满冰雪，王诚汉指挥工作人员用铁锹、十字镐刨开路面冰雪为汽车开路，冒险前行。在有的地段，为防汽车打滑，他们只好把皮大衣铺在路面上，让汽车缓缓通行。入夜以后，车辆无法继续前进。王诚汉不顾高寒缺氧、冻饿疲困，和工作人员一起步行前进，深夜时分才赶到亚东。他就是以这种拼命精神，走遍了西藏军区除墨托以外绝大多数边防站点，对西藏地区的兵力部署、战备设施、地形地貌、边防敌我态势等情况十分熟悉，被军区机关的同志称为“西藏通”。1973年3月，他率成都军区和西藏自治区的45名同志参加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陆地边防会议；1974年8月，他在拉萨主持召开了成都军区边防工作会议；1975年2月他召集了军区所属各大单位领导同志参加了支边工作会议；1976年11月，他又参加了总参、总政、总后在北京召开的专题研究西藏边防建设的座谈会；1982年他主持审定了1983年至1985年《西藏边防建设三年建设规划》。在这一系列的会议上，由于他对西藏边防建设问题的深刻了解和研究，他提出的许多建议，引起了总部和军区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一些建议逐步地成为现实。在军委、总部的关心、重视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通过边防三年建设规划的实施和内地部队的援建，西藏部队的独立坚守能力大大提高了。
1982年9月，王诚汉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0月，中央军委任命王诚汉为成都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王诚汉与政治委员万海峰同志密切配合，团结率领军区党委“一班人”，为开创成都军区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工作。
王诚汉一走上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岗位，就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邓小平同志把教育训练放到战略问题的重要位置上的思想，以很大精力抓军事训练工作。他向部队反复强调：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不能变，准备打仗这个军队工作的着重点不能变，教育训练的战略位置不能变。他要求全区部队，从担负未来作战任务出发，加强临战扩编和机动训练，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从战区部队预定作战地域的实际出发，加强适应性训练，提高寒区和热带丛林地带的实战能力；从现代战争的特点出发，加强近似实战条件下的合同作战训练，全面提高藏、走、打、吃、住、管的能力；要突出干部训练，努力提高组织指挥合同作战的能力；要克服以往单纯抓步兵训练的习惯，把步、装、炮、通、化、工、侦等各兵种及后勤训练捏在一起抓合练，提高整体作战能力；要着眼于未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军事训练的改革。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1983年成都军区部队掀起了一个军事训练的高潮。军区相继召开了“训练改革优秀项目和优秀教练员表演会”、“炮兵训练改革现场会”和“军区教育训练会议”。1984年，在整党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全区仍自下而上地开展了军事训练比赛活动，并于8月举行了全区军事训练比赛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余人，进行了168个训练项目的比赛和表演，评选和向全区推荐了39名优秀教练员标兵，63名优秀教练员。这次比赛表演大会，对于落实战略方针和战区的备战措施，探索现代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艺术，提高战区整体作战能力等，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王诚汉在以极大精力抓军事训练的同时，高度重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工作。在他走上军区司令员岗位的当月，就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充分肯定了第50军148师443团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做法。在他的热情支持下，148师政委萧怀枢在军区介绍了这方面的经验，从而推动全区部队普遍开展了“两用人才”的培养工作。
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全党开展整党工作。王诚汉和军区党委常委一起领导了军区机关和部队的整党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整党方针，对保证军区整党健康稳妥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领导全区整党工作的同时，他自觉地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到整党中去。整党开始时，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领导干部在整党中要做好样子》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过去，我们整顿下面的问题多，教育别人的时候多。这次整党中，领导干部不管职务多高，不管资格多老，都要和普通党员一样，接受党的教育和审查，加强党性锻炼，提高马列主义思想水平。”王诚汉在整党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一个老党员的高度觉悟。为了找准自己的问题，他逐个找常委委员和部分机关干部谈心，听取他们对自己的批评意见。尤其注意听取在过去运动中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和平时工作中对自己有意见的同志的批评意见。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他写下了万余字的《对照检查》，在军区党委常委会、军区党委扩大会和军区机关党员干部会上分别作了三次检查。他的诚恳的检查深受广大党员干部的好评。
在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王诚汉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许多干部纷纷来信来访，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成都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灾区，几经反复和折腾，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严重阻碍着拨乱反正，还由于“左”的影响和派性一时难以彻底清除，在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有些单位把十年动乱中强加在一些同志头上的不实事求是的东西翻腾出来，纠缠不清，又伤害了一些同志。尽管前届党委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做了不少工作，但仍有一些问题未得解决。不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不利于安定团结，也势必影响各级领导集中精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为此，王诚汉和万海峰一起，责成军区政治部，对仍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党委常委反复酝酿讨论，提出解决的办法，并报告总政治部，然后以军区党委的名义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的文件。文件确定，要按照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错多少纠多少、不错不纠的原则，抓紧处理和纠正历史遗留问题。在贯彻这一文件的过程中，王诚汉亲自出面找一些同志谈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个别同志包括有的曾经担负过领导职务的同志，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不同看法。王诚汉就以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开导这些同志，帮助他们转变认识。对过去被错误批判、处理而怨气很大的同志，王诚汉就引导他们历史地看待过去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和偏差，启发他们顾全安定团结的大局，不要去计较同志间的个人恩怨，而要把仇恨集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通过王诚汉、万海峰和军区党委“一班人”的共同努力，解决了一大批同志的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了军区机关和全区部队的团结和工作。
1985年三四月份，当军队将进一步精简整编，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将合并为昆明军区的消息传到成都以后，军区机关和部队中出现了较大的思想波动。当时已面临退出领导岗位的王诚汉敏锐地意识到：这次精简整编对军队干部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如果不抓紧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一些同志思想不通，会影响整编的顺利进行，甚至可能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他和万海峰同志立即责成军区政治部组织军区三大机关和全区部队联系将面临的精简整编的实际，大张旗鼓深入扎实地进行顾全大局的教育。并严令三大机关在合并到昆明军区之前，生活、工作秩序不能变，作风纪律不能散，公家钱财物分厘不能分，并且要高质量地做好移交昆明军区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深入教育，稳定了大家的思想情绪，机关工作秩序井然，移交前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没有一个部门发生乱分公家钱物的现象。稳住军区机关人员的思想以后，王诚汉又赶赴面临撤编的部队检查撤编准备工作，并针对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要求师、团领导干部在精简整编这场大变动中，必须勇于牺牲局部和个人利益，自觉地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做服从大局的模范。
5月23日到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军队进一步改革体制、实行精简整编做出部署，还决定让一批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在会上，王诚汉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军委决定，愉快地退出领导岗位，真心诚意地支持军区新的领导班子。同时，从怎样更有利于西南战区的作战指挥、后勤保障和长远建设出发，经过反复慎重的思考，他和万海峰政委联名向军委领导写了《关于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定点问题的几点想法》的信。在信中，他们从四川和成都在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从西南战区的作战指挥、后勤物资保障，从现有设施利用和减少投资，从军区空军的作战任务和指挥位置等方面，陈述了军区机关由定点昆明改为定点成都的好处。军委领导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作出了改变定点昆明为定点成都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为搞好精简整编工作，中央军委决定向合并军区派出协调小组，王诚汉被委以成都军区协调小组副组长。会议结束返回成都后，王诚汉和谢振华等同志一起协助新的成都军区领导班子进行精简整编工作，给了新班子以全力支持。
1985年11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任命王诚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并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军事科学院党委书记。1987年他当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当年10月出席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和一大批老同志一起提出不再担任中央委员的请求，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授予王诚汉上将军衔。
从成都军区司令员岗位上退下来已做好休息准备的王诚汉，奉命调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时，已是68岁高龄。“老牛已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一如既往的拼命精神，像年轻人一样投入了新的工作。为了适应新形势，继续把军事科学院工作推向前进，他和其他常委同志深入到院机关、研究部、室、所和科研人员中，广泛听取他们对科研工作的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军事科学院以军事科研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的设想。1986年3月28日，他和郑文翰院长一起向军委常务会议作了汇报，并向军委提出军事科研工作要改革开放的建议。根据他们的汇报，这次军委常务会议明确指出：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军事学术研究机关，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是计划协调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机构，是军委和总部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的助手。要求军事学术研究，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视总结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吸取外国有益的经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服务。会议还要求军事科学院要加强横向联系，实行开放型研究，提高研究效率，多出、快出、出好成果。
向军委常务会议汇报后，王诚汉主持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了贯彻军委“3.28”指示，开创军事科学院工作新局面的具体措施，并向中央军委作出了报告。1986年6月24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关于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王诚汉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为贯彻军委3.28指示和这次院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为加强军事科学院政治建设，坚持军事科研的正确方向，实行科研改革和开放型研究，改进科研保障工作，繁荣军事学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诚汉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有一个时期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并曾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王诚汉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始终密切注视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军事学术领域的影响，和院党委常委“一班人”一起，紧紧把握着军事科研工作的正确方向。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学派论”的错误观点，他在1987年建军6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讲话。以后他多次强调：“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具有极其丰富内容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军几十年军事实践所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对我军建设和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他要求全院科研人员要努力做到“三个树立”：一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无比热爱和自觉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事业；二要树立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素养，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干扰，始终不迷失正确的政治方向；三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坚持从我国国情军情出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做坚定的合格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工作者。当社会上一些人鼓吹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影响到军事科学院时，王诚汉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军历来是党领导的军队。并用我军在党领导下成立、发展、壮大的历史，教育大家坚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以后，他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文章，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永不动摇，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指挥的观念永不淡化！”在1989年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紧要关头，王诚汉和院党委常委“一班人”坚决站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一边，带领全院同志经受住了这场严峻政治斗争的考验。这场政治风波初起之时，王诚汉就责成院政治部起草了不准院内人员参与、围观的六条规定。风波平息之后，他针对一些同志思想深层的各种认识问题，在院、部两级党委成员轮训班上作了深入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讲话，要求全院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和青年同志，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从理论、历史与国情的结合上深化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真正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动态》上登载了他的这次讲话。
王诚汉热烈、真诚地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并积极努力地把这一方针贯彻到军事科研工作中去。他认为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绝不能关起门来搞，应大力倡导“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保持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要坚持改革开放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在他和院党委常委“一班人”的领导下，军事科研工作的改革稳步发展、逐步深化。按照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原则，对科研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进行了一些改革，先后制定了51项科研管理方面的规定。实行了科研计划院、部、室（所）三级管理，扩大了学术单位组织领导学术研究的自主权；实行了责任制和主编（主笔）负责制，明确了各级各类人员的职责；改革了学术成品由领导审查的办法，实行领导与专家相结合审查学术成品。同时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实行开放型研究，加强了国内外、军内外的学术交流，加强了研究机构与部队、院校、机关的学术联系。从1987年到1990年4月，军事科学院有29次45名研究干部到国外访问、讲学，接待外国学者和军方人士95次289人，组织研究人员参加军内外学术交流活动1481人次。还组织缺乏部队锻炼的研究人员到“老山前线”部队当兵代职，组织一些有实践经验的学术专家去参战部队进行指导，帮助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并已形成制度。在推进科研改革的同时，王诚汉和院党委“一班人”坚决贯彻干部“四化”方针，通过两次调整领导班子和制定贯彻《改善研究干部年龄结构与知识结构的方案》，使部、室领导班子和研究干部队伍的知识、年龄结构得到了较大改善。他还领导全院贯彻实施干部工作三个条例的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进一步调动了全院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拓宽了信息渠道，活跃了学术思想，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进一步形成了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局面。自1986年至1990年，在军事基础理论、军事历史、部队和国防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条令条例的撰写和军事辞书的编纂等方面，相继推出一批又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完成学术专著、编著、译著、法规、条令条例252本，撰写研究报告205份，发表学术文章2377篇，研制模型24个，在全国全军学术成果评奖活动中有49项获奖。王诚汉在参与对军事研究工作进行指导的同时，根据自己几十年作战和治军经验，对军队和国防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在一次又一次学术讨论会、学术年会、学术成品审查会上，他经常以深邃实际的见解，给研究人员以启发。他在《红旗》、《人民日报》、《军事学术》等刊物上发表的《认清战争与和平形势，从根本上加强国防建设》、《对改革军队干部教育训练的思考》、《发扬学术民主，繁荣军事科学》等文章，深受广大军事科研人员的好评。
王诚汉任职军事科学院政委，不以领导者自居，他大力宣传邓小平同志“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技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的指示，要求院各级领导干部向邓小平同志学习，当好科研工作的“后勤部长”。为了解决军事科学院家底薄、资金严重短缺、干部生活补贴甚少等实际困难，在他积极倡导和具体指导下，院务保障部门按照为科研服务的精神，扩建养鸡场，新建养鸭厂和鱼塘，建立蔬菜生产基地和酱菜加工厂，开办生活服务中心，努力提高供水、供暖能力，建设了天然气工程。同时还按照军委领导同志关于发展农副业生产及经营以弥补军费不足的指示精神，努力发展生产，兴办经济实体，在不违反政策规定的前提下使经济效益逐年增长。从而使院科研工作条件、全院人员的生活福利待遇、生活供应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促进了全院人员的思想稳定和科研积极性的发挥，推动了军事科研工作的繁荣与发展。
在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的同时，王诚汉还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第四方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和红25军军史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
1990年4月，在王诚汉参加革命已满60年的时候，他和全军一大批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一起，愉快地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在中央军委宣布军事科学院领导班子命令大会上，他满怀深情地说：“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实行新老交替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事业兴旺发达的表现。这次我退下来，由年富力强的同志来接班，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高兴。我将把支持新班子、支持年轻同志的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军事科学院欢迎新领导大会上，刚刚卸任的王诚汉的简短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军事科学院广大干部、战士、职工，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表达了对王诚汉上将的褒扬和深情。新班子到职后，王诚汉以极端负责的精神进行了交班。并和郑文翰院长一起写了《军事科学院四年多工作基本情况》，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任职期间全院工作情况，为军事科学院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