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在西方商人看来都不是什么问题，但对中国商人来说就是一对矛盾。正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伦理，在中国文化中褒于义而贬于利。这种经济伦理直接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成长和商业文化的繁荣。
清朝年间，有一商人名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他还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龋”以此严于律己，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经商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对“义”的褒扬，导致了中国诚信文化的繁荣。
民国年间，有一个叫陶希圣的学者这样评价晋商的厚道，他说：山西人不如南方人机敏，它就是靠诚信来取信与人，所以说人们愿意和山西人交往。
有一个人叫陈其昌的晋商，道光十一年生，14岁到口外学艺，经营的是栈房。别人在这个店里边存了些东西，十几年，好多人都以为此人早就不在了，你把它处理了算了。但是陈其昌始终认为货是人家的，不能轻易处理，始终给他完好地保存。几十年以后，当这家的后代到这里找的时候发现这个货还完好无损，这件事让好多人都知道陈其昌这个人非常可靠，所以他成为了有名的绸缎商人。
下面这则故事的主人公没名没姓，是从故纸堆中扒出来的。有一个山西商人，他爷爷的时候和英国通过香港做了一大笔生意，后来他爷爷破产了，一直欠着英国商人的钱。到他这辈经商发迹起来了，他就给这个英国商人写信，说我们家还欠你多少多少万英镑，写了一个道歉的信，说这个钱我爷爷还不了你，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你，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传下来了，现在我可以把这个钱还上了。当时接信的人是英国商人的孙子。
大盛魁是山西商人在外蒙开设的一家商号，它的历史几乎和清朝的历史一样长，在数百年时间里它由一家小小的草料铺发展成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商号。当时能在这家商号当学徒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但是大盛魁的学徒时间长达九年。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跨进商号的大门时，老员工就开始向他们灌输几十年从商的心得：“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不仅如此，商号甚至不惜重金请来满腹经纶的大儒为员工讲《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以此来陶冶员工的心性，这可能是当时最高水平的素质教育了。熟记商谚、通读经典只是一个开端，各种各样的测试贯穿着大盛魁整个学徒生涯。
把农耕文明的道义观点和商业文明的灵活、大气组合在一起，成就了晋商。山西商人把道义、把农民身上的淳朴和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道义感全部移到商业文明当中来，就可以战胜那些奸猾、工于算计的地域商人。
关公现在成了中国商人心目中的财神，最先奉关公为财神的就是晋商。晋商在开设的商号中最显著的位置上都摆上了关羽的神像，久而久之，关羽甚至替代了传统财神的位置。让讲信义的关公，作为晋商共同崇拜的偶像。
义与利是一对矛盾，只讲义而不求利，就不成为商人，因为经商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只求利而不讲义，也不行。因为这既不合乎社会道德规范，损害公众的利益，同时从商人的长远利益来说，也是饮鸩止渴，损害商人本身的利益。所以，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既是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商人素质的体现。在这方面，蒲州商人王文显是成功的一例。
王文显出身官宦家庭，走的是读书仕进之途。但父官低位卑，家境衰败。作为长子的王文显，为家境所迫而弃儒经商。王文显在商海滚爬了四十余年，足迹半个中国，颇有成就。在他的墓志铭中，记述了他的商道精神。“文显之为商也，善心计，识重轻，能与时低昂，以故绕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末，故人乐取其资斧。”也就是说，这位王老板在商务活动中，既能计算筹较，析利于毫末，又能宽诚待人，严守信义。善心计而不行奸诈，取义利而无市井之气。义与利的对立关系在王老板的贾道中得到了统一。王老板还谆谆告诫他的儿子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
做买卖，竞争不可避免，然而，是公平竞争还是不正当竞争，则不同的商帮有不同的表现。这也是崇信尚义与否的具体体现。
清同治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平安新疆。事后招徕商贾，以兴商贸，大批商人前去贸易。当时涌入新疆的内地商人共分燕（顺天、保定、天津、河间）、晋、湘、鄂、豫、蜀、秦、陇八帮。各帮都有商联，各联自有商董互不关属，各自结成地域性的商业集团，竞争十分激烈。天津商人分布天山南北，他们经营的特点是：项目多，信息灵，路子广，但天津商人急功近利，喜欢玩歪门邪道，到处结纳官吏权贵，生活奢侈无度，外强中干，名不副实者很多。湖南商人虽征战功多，依仗权势之风很甚，可是经商不擅长。因此，靠山虽硬而不能大有作为。而山西商人则最为出众，时称：“晋商富贾也，工会计，利析毫芒，营业资本卒至数十万，握圆府之轻重，官中协饷不断，犹时时资以挹注。”可见山西商人极善经营，靠公平竞争左右市场，有时还资助政府解决兵饷问题。因此，官茶引课咸属诸晋商，谓之晋茶，以至于晋商与其他各帮商人不可同日而语。
山西票号，财大气粗，其势力几乎左右全国的金融市场。它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但票号既不欺行霸市，也不以势压人，而是义中取利，同舟共济，互利互惠，尤其是对一些资金少、规模小的钱庄、店铺、典当、帐局，不但不排挤，反而不时给予资金上的资助。这样，就避免了矛盾激化和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而是凭借雄厚的资金、良好的信誉、灵活的经营和优质的服务招徕了客户，扩展大量业务，从而取得了一流的经济效益。一位长期与山西票号有着业务往来的上海汇丰银行外籍经理承认：“25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作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山西票号所以能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宁的清代活跃、坚持了100余年，其护身法宝便是“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