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处长清了清嗓子，说：“大家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放一放，我们开会研究一下，讨论讨论如何完成这个工作吧。”
于是，老钱暂时放下了手里的晚报，摘掉老花镜认真地看着处长的脸；
于是，大孙不情愿地放下了手里的闲书，把身子靠在椅子背上，双手交叉着抱胸前，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态；
于是，小李正襟危坐，手里拿好了钢笔，翻开笔记本，认真地看着几个老同志，恭恭敬敬地听着处长和老同志们发言。
讨论来，讨论去，大家并不知道这么工作到底怎么办才好，因为谁也没做过这样的工作，因此，讨论到最后也没讨论出什么个结果来。扶贫的工作没讨论出个所以然来，但大家讨论的话题却非常广泛，从天上到地下，从长江到黄河，从美国到南非，从太阳系到银河系，环保压力，能源危机，等等，大孙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满嘴唾沫星子乱冒，把老钱说得都有些发呆了。最后，大家因为一个小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老钱说是1948年，而大孙说是1946年，并说他昨天刚看的一个资料，不会错的。而小李眨巴着眼睛说大概是在1947年的8月，或者9月。
“远了，远了，让你讨论扶贫，你们把话题扯哪儿去了？什么48、46的，”处长不耐烦地摆摆手，“尤其是你，大孙，正经的谈不来，说起乱七八糟的来怎么就这么大能耐？今天就这样吧，我看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大家都好好想一想，我们明天再抽时间讨论，好不好？今天晚上咱们找个地方喝几盅？”赵处长提议到。
自然，处长发了话，谁也不好意思不去，于是，大家收拾收拾东西，找地方喝小酒去了。赵处长以前被别人请惯了，现在没别人请呢，就自己安排自己，或者让朋友、同时安排自己，几天不喝就觉得浑身不自在。酒这种东西若缠了身，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戒掉的。大孙喝酒很豪爽，与赵处长有一拼；老钱虽不太能喝，但也不含糊，毕竟是“酒精”考验的老干部，只要不喝急酒，对付个四两半斤的也能够做到举止言谈不乱；只有小李见到酒就头疼，用大孙的话讲：小李的基因里没有分解酒的细胞。
“兄弟，酒是粮食做，不喝是罪过，”大孙在一次喝酒后很郑重地告戒小李。并且还对小李说：“现在在场合上混，若没有点儿酒量，那可就少了许多说服力和手段，关键时候这酒起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大孙还给小李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冯副厂长那年因为厂里盖职工宿舍找市政府批地，请土地局的领导吃饭。酒桌上，土地局的局长说，只要冯厂长连干三杯，什么事情都好说。那是什么杯啊，就是喝啤酒用的白玻璃杯，一杯足有三、四两。要说领导就是领导，关键的时候就得有为群众的利益豁出去的精神与勇气。冯副厂长虽然酒量也不含糊，但是从来没这么喝过酒。为了能拿下那块地，冯副厂长把心一横，咕嘟咕嘟，跟喝凉水儿似的连喝三大杯，把土地局长的眼睛都喝直了，在座的客人有的惊讶，有的欢呼。最后，顺利地拿下了那块地。可冯副厂长却于当夜就送进了医院，住了好几天呢。用厂长的话讲，冯厂长是因公负伤，勇气可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