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死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它们不时侵扰明朝的边境地区。朱元璋一方面和它们通好，开放边境贸易，一方面采取积极防御措施，从嘉峪关到鸭绿江一线建立了九个军镇，派重兵把守。明成祖时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并利用蒙古贵族内部的矛盾，扶弱抑强，让他们相互牵制。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鞑靼可汗本雅失里杀死明朝使臣郭骥，挑起事端。明成祖派邱福领兵10万讨伐。
邱福轻敌冒进，全军覆没。第二年，成祖统率50万大军亲征。斡难河（今鄂嫩河）一役本雅失里大败，遂带领七骑突出重围，投奔瓦剌。此后，鞑靼部归降明朝，纳贡称臣。明政府也优厚抚慰，部属阿鲁台还接受了明朝的封爵。
鞑靼归降后，瓦剌部又强大起来。他们杀了本雅失里，妄图侵犯明朝边境。永乐十二年，成祖再次亲征，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大败瓦剌，使他们向明朝贡马谢罪。就在这时，鞑靼凭着优势的骑兵，继续和明朝作对。永乐二十年，明成祖第三次亲征，首领阿鲁台战败溃逃。在此后的两年间，明成祖又两次亲征。第五次亲征途中，明成祖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多）。
明成祖五次远征漠北，有力地打击了蒙元贵族复辟势力，保障了北部边境的安全。
成祖死后，仁宗只当了十个月皇帝，其子朱瞻基承位，改元宣德，他就是明宣宗。仁、宣两朝，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史家誉为“仁宣之治”，与西汉时的“文景之治”相提并论。
仁宗朱高炽宽厚仁爱，体贴臣民，关心百姓疾苦。永乐年间，他曾受命到北京公干，途经邹县，了解到当地灾情严重，百姓啼饥号寒，便下令发放官粟赈济。地方官员打算人放三斗。他对布政使说：“天寒地冻，三斗粟能吃几天？还是加倍发放吧！”
他在位的十个月中，重用勤谨廉明、才能出众的“蹇夏”和“三杨”等深孚众望的大臣。
“蹇夏”，指的是蹇义和夏元吉。他们都是从洪武朝时就开始居官的资深老臣，成祖即位后，分别担任吏部尚书和户部尚书。蹇义为人厚重，作风严谨，熟谙朝廷典制。成祖出征或出巡，他辅佐皇太子朱高炽监国，深受信任。夏元吉勤于政事，精明强干。他们很会理财。永乐一朝频年用兵，加上大兴土木，营建新都，还有郑和下西洋，财政支出庞大。夏元吉精心筹划，严格治理，没有出现大量的财政亏空。
他们历事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一个当了34年的吏部首脑，一个当了29年的户部领班，政绩斐然，声望日隆，时人并称“蹇夏”。
“三杨”指的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他们都是建文朝的旧臣。朱棣篡位后，杨士奇、杨荣同时进入内阁。至英宗正统年间为止，在阁的时间分别为42年和38年。杨溥在宣宗时进入内阁，一干也是21年。他们都是元老重臣，加上久居内阁，所以时人将他们称为“三杨”。
杨士奇直言敢谏，不避权贵，永乐时，曾辅佐太子监国；杨荣多谋善断，熟谙军事，曾多次随成祖北征；杨溥处事恭谨，老成持重，才能略在杨士奇、杨荣之下。
仁宗在这些元老重臣的辅佐下，监国期间就卓有政绩。即位以后，常告诫臣民，要敢于直言进谏。他说：
“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是人臣的本分。应该像杨士奇那样，敢于指陈时弊。这不仅对国家有利，也是万民的福祉。”
朱高炽当了皇帝后，鉴于永乐一朝经济虽然比较繁荣，但长年征战，农民不堪重负，他便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严禁奢侈浪费。还下令地方官员，停止为宫中采办珠宝奇珍等奢侈用品；又将以往在京畿、山东两地征收的枣木减去一半。受灾地区免征田赋，并派专使赈灾放粮，不使农民颠沛流离，沦为流民。他还派遣御史到各地巡行，奖励清廉，严惩贪官。
宣宗登位时，面临着一件棘手的事情，那就是他的叔父、汉王朱高煦的叛乱。
朱高煦是成祖的次子，生性残暴，骁勇善战。“靖难之役”中，南征北战，屡建奇功。朱棣见他很会打仗，答应事成之后册立他为皇太子。可长子高炽早在洪武年间就有了世子的封号，永年二年（公元1404年）议立太子时，高炽入主东宫，既是人心所向，也是顺理成章。
朱棣不敢违背祖制和大臣的意见，只好册立高炽为太子，同时晋封高煦为汉主，藩土远在云南。朱高煦不肯就国，长期滞留京师。
成祖多次亲征蒙古，将太子高炽留在南京监国。每次回銮，朱高煦就在父亲面前说高炽坏话。朱棣本来就有更立太子之心，对谗言自然少加辨伪，便又犹豫起来。无奈东宫的官属和杨士奇等人说高炽仁孝宽厚，日后定然是个守成之君。明成祖只好暂作罢论。
朱棣并不喜欢高炽。高炽身体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骑射，走路都要宦官搀扶。他之所以最终未被撤换，要说还得归功于他有一个逗人喜欢的儿子朱瞻基，即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聪明活泼，口齿伶俐，英俊威武，深得祖父钟爱。永乐九年被立为皇太孙，常侍朱棣左右，学习管理国家大事。明成祖曾不止一次赞赏他是未来的“太平天子”。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朱高炽的太子地位才得以巩固下来。
朱高煦谋取皇位的野心仍然不死，他常以秦王李世民自况，说：“江山是我一手打下来的，岂能让别人坐享其成！”
永乐十三年和十五年，朱棣先后两次给他改换封地。
开始他不肯就藩。第二次是在父亲的严词斥责下，才勉强到了乐安（今山东广饶）。下车伊始，他便私自招募几千名精壮军士，严加训练，组建了一支以护卫为名的私人武装，准备伺机发动叛乱。
仁宗即位时，他就派人进京窥测动静。仁宗一死，看到皇长孙朱瞻基当了皇帝，便再也按捺不住，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八月起兵反叛。朱高煦重施他父亲的故伎，诬指夏元吉等人为误国奸臣，扯起了“靖难”的大旗。
叛乱发生后，宣宗准备派人征讨。内阁大学士杨荣谏道：“请陛下别忘了李景隆惨败的历史教训。”宣宗于是决定御驾亲征。
官军很快包围了乐安城。朱高煦兵少粮缺，将士多不愿为他效命，又得不到舆论的支持，士气低落，刚一开战，就被打败。不得已，朱高煦只好出城投降。父子被押到北京，囚禁在西华门内的“逍遥城”。
宣德四年的一天，宣宗以侄子的身份去探望他。朱高煦趁他不备，猛扫一脚，将宣宗勾了个五体投地。宣宗大怒，立即命人将他罩在一只300斤重的大铜缸内。谁知他臂力过人，稍稍一顶，铜缸便被掀开。宣宗又命人在铜缸四周堆起木炭燃烧，大火熊熊。随着一声声的惨叫，横行一世的朱高煦死在缸内。
宣宗趁热打铁，先后削除了楚、蜀等藩王建立的私人武装，并令各藩王府今后不得以任何借口重新组建护卫部队。封藩的制度虽未废除，但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多大能量了。
宣宗在位时，“蹇夏”、“三杨”等老臣依然受到重用，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勤于政事，提倡节俭，严禁官员非法聚敛。凡是打着御用旗号到民间采办珍奇异宝的，一经举报，严加惩处，绝不姑宽。还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抄没了他们的家产；裁减了一批冗员，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宣宗还注意任用贤能。当时，地方上出现了许多清官，况钟就是其中之一。他担任苏州知府时，惩治了营私舞弊的奸吏，减免了人民的负担。平时兴利除害，灾年发粮济贫，做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好事，深受百姓爱戴。据说他奉调离任时，百姓扶老携幼，俯伏在大路上，不让他离开。况钟只好请求将他留下来，最后老死在那里。苏州人民为他建立祠堂，四时享祀。
仁、宣两朝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带来了一个比较清明和宽松的政治环境。这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有利的。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英宗统治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