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将军、参赞之至粤也，屡奏粤民多汉奸，粤兵多贼党，故远募水勇于福建，而不用粤勇，日令官兵擒捕汉奸，不问是非而杀之，有湖南兵误奸疯妇，妄闻小儿血可愈，杀而饮之者，粤民久不平，而逆夷初不杀粤民，所获乡勇皆释还，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故虽有擒斩逆夷之赏格，无一应命。当夷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会南海义勇为湖南官兵诬杀，义勇大哗，数百人拥入贡院，搜兵报复，兵皆鼠窜，将军、参赞摘段永福顶翎，慰解之姑散，而夷兵亦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
及讲和次日，夷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于是二元里民愤起，倡义报复，号召各处壮勇，云集枪械，四面设伏，截其归路，夷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殆其渠帅曰伯麦、曰霞毕，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星，及双羽手炮，而三山村亦击杀夷兵百余，夺得二炮，及洋枪洋刀九百余件。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义律告急十知府余保纯，是时讲和之银，尚只送去四分之一。又福建水勇是日亦至，倘令乘机应援夹攻，围歼夷兵，生获夷酋，挟以为质，令其退出虎门，而后徐与讲款，可一切惟我所欲，而诸帅不计及此也。反遣余保纯驰往解劝竟日，始翼义律出围回船。
十七日，夷船渐次退出，其大船有搁滞浅沙者，各乡民复思截而火之，夺回讲款之银，义律惧，复移文总督，于是祁出示晓谕，众始解散。而新安县武举人庾体群，亦于初四日夜半，以火舟三队，自穿鼻洋乘潮至虎门，攻贼后路，夷船惊觉，甫开一炮，我火舟已逼其后舱，火药轰发，双桅飞起空中，全船俱毁，余船皆弃碇窜遁。又佛山义勇亦从陆路截攻夷于龟冈炮台，先从上风纵毒烟以眯夷目，歼贼数十，又击破应援之杉板夷船，当事先后奏闻。诏责诸将调集各省官兵，何反不如区区义勇，其一切交部议处。义律亦慙且愤，强出伪示，言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再犯。粤民愤甚，复回檄讨之曰：“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尔前日被围时，何不能力战自拔，而求救于首府？此次奸相，受尔笼络，主款撤防，故尔得乘虚深入，倘再入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艘舰，歼尔丑类者，我等即非大清国之子民。”是时南海、番禺二县，团集义勇三万六千，昼夜演练。义律得檄，侦知内河已有备，竟不敢报复。然自是知粤市之不可复开，翻然思变计矣。不逾月遂复有厦门之事。
论曰：春秋之义，治内详，治外略。夷烟流毒，历载养痈。林公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争咎于勒夷缴烟，其深悉夷情者，则知其不由缴烟，而由于闭市。其闭市之故，一由不肯具结，二由不缴夷犯。然船货入官之结，悬赏购犯之示，请待国王谕至之禀，亦足以明其无悖心，而犹必以化内之法，一切绳之，其求外夷也过详矣。水师总兵奏褫审讯，而仍免罪，曷不以外夷没产正法之律惩之乎？海关浮费数倍正税，皆积年洋商所肥蠹，起家不赀，今既倾缴夷商千万之烟赀，不当派捐洋商数百万之军饷乎？
诚能暂宽市舶之操切，以整水师之武备，尽除海关之侵索，以羁远人之威怀，奏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行取弥利坚、佛兰西、葡萄亚三国各遣夷目一二人，赴粤司造船司火器局，而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如习天文之例，其有夷船、夷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不过取诸商捐数百万，而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兼以其暇，增修粤省之外城内河炮台，裁并水师之员缺，而汰除其冗滥，分配各舰，练习驾驶攻战，再奏请遍阅沿海各省之水师，由粤海而厦门，而宁波，而上海，城池炮台，不得地势者，移建之，水师冗缺，裁并而选之，一如粤省之例，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虽有狡夷，其敢逞？虽有鸦片，其敢至？虽有谗匿之口，其敢乘？夫是之谓以治内为治外，奚必亟亟操切外夷从事哉？
或曰：“夷变以来，惟林公之守粤，邓公之守闽，不调外省一兵一饷，而长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备，亦如闽、粤，则庙堂无南顾之忧，岛寇有坐困之势，子何不责江、浙、天津之无备，与闽、粤后任之不武，而求全责备于始事之人？且林公于定海陷后，固尝陈以夷攻夷之策矣，陈固守藩篱之策矣，又尝请以粤饷三百万造船置炮矣，苟从其策，何患能发之不能收之也？”曰：“春秋之义，不独治内详于治外，亦责贤备于责庸。良以外夷不足详，庸众不足责也。”吾曰：“勿骤停贸易，世俗亦言不当停贸易。世俗之不停贸易也，以养痈。曰英夷所志，不过通商，必不生衅。至于鸦片竭中国之脂膏，何以禁其不来，则不计也。设有平秀吉、郑成功之枭雄出其间，藐我沿海弛备，所志不在通商，又将何以待之？则亦不计也。与吾之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者，天壤胡越。望之也深，则求之也备，岂暇与囊瓦、靳尚之徒较量高下哉？”
夫戡天下之大难者，每身蹈天下之至危也。犯天下之至危者，必预筹天下之至安。古君子非常举事，内审诸己，又必外审诸时，同时人材，尽堪艰巨则为之，国家武力有余则为之，事权皆自我操则为之。承平安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而无实，如此而欲其静镇固守，严断接济，内俟船械之集，外联属国之师，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秉钧当轴，皆林公而后可，始既以中国之法令望诸外夷，继又以豪杰之猷为望诸庸众，其于救敝，不亦辽乎？驰峻坂则群儆善御之衔绥，犯骇涛斯倍戒舵师之针向，是以甫田慎彼劳忉，唐棣先其翩反也。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夷之受款于广东也，在我师则以救一时之危，在夷则亦急欲得银，以济兵饷，故通商章程，彼此皆未暇议及。夷酋大困于三元里，自知已结粤民之怨，又畏粤民之悍，不敢复至内河贸易，欲洋商赴香港，而香港风浪不可泊舟，洋商无肯往者，夷遂欲以香港易尖沙嘴及九龙山，将军、总督以香港尚未奏允，何况二地？约其仍来黄埔，夷遂不许我水师修复虎门炮台，尽拆横档各炮台之石，移往香港，筑台砌路，建修洋楼，且欲我拔去内河沙石桩筏，彼此相持。虽有通商之名，无通商之实。又余保纯与义律议，先送军饷六百万圆，其烟价在外，将军止以军饷改称商欠奏闻，其余未奏及也。及夷船退出后，内河填塞要害，增修炮台，守备日固，不能如向时之闯突，群夷皆咎义律议款时不别索他埠，遂扬言英吉利国王谴义律无能，改命璞鼎查为兵帅，欲复往沿海各省，必如上年在天津所索各款。会六月香港有飓风之事，大吏张皇入奏，谓撞碎夷船无数，漂没夷兵汉奸无数，所有帐房篷寮新修石路，扫荡无存，浮尸蔽海。朝廷方发藏香，谢海神，布告中外，允广东保举守城文武至数百员，而夷船数十艘已全赴福建攻陷厦门矣。
初，上年夷艘之攻厦门也，水师提督陈阶平平日讲火药，刊兵书，贼至辄告病，贼退复视事，邓廷桢督同兵备道刘耀春止守旧炮台，垒沙垣，据形势，故贼攻不破。及颜伯焘嗣任，首劾陈阶平之规避，与琦善、杨芳之主款，意气甚锐。然故纨袴，虚自大。且轻邓廷桢之仅仅自守，奏言用守而不用攻，则贼逸我劳，贼省我费，大炮止可施诸岸上，不能载之水中，小舟止可焚诸内港，不能施之大洋。遂请饷银二百万，造战舰五十余艘，募新兵数千，水勇八千，欲与出洋驰逐。又于口外之峿屿、青屿大小档增建各炮台，备多力分，新铸千炮，又多未就，空船空台，徒同废物。适闻广东款议成，奉撤兵省费之旨，尽散水勇八千，水师提督窦振彪，亦出巡外洋，内备单弱。七月初九日，夷船数十艘突至，投书令让出厦门为夷埠，俟上年天津所索各事皆遂，再行缴还。次早驶进，先以数火轮往返，忽东忽西，悄探形势，并试我炮路，官炮皆陷于石墙孔内，惟能直轰一线，不能左右转运取准，故夷先以舟试之，知其所值，则避之也。既而诸舟蜂拥齐进，我守青屿、仔尾屿、鼓浪屿之兵，三面环击，沉其火轮舟二，大兵船一，又伤其一桅。夷又以二三艘并力攻一炮台，一台破，再攻一台，然新炮台本无重兵多炮，其上年所守之旧炮台，土城尚屹然，将士亦皆死战。会夷船桅上飞炮堕空，颜伯焘、刘耀藻（椿）即退回提署，总督一退，军心皆乱。岸上水勇及遣散水勇，变为汉奸，从中呼噪应之，贼遂登岸，反旋转我台一数千斤大炮，回轰厦门，官署街市皆毁。颜伯焘、刘耀藻退保同安，厦门遂为贼据。然夷得厦门，亦不守，不数日全队驶赴浙江，惟留数艘泊据鼓浪屿。八月初四日，颜伯焘即以收复厦门奏闻，然同知潜处四乡，未敢回署视事，诏降颜伯焘三品顶戴留任，遣侍郎端华驰赴福建勘实以闻。时鼓浪屿夷目，招工匠，增造小船，为驶窥内河计。是月以大船五，小船三十余，驶入厦门之木桩港口，炮沉我兵船五，副将林大椿、游击王定国中炮死。提督普陀保、总兵那丹珠督兵御之，炮沉其大夷船一，始退出外洋。其福州省河之五虎门，潮至通舟，潮退搁浅，故夷船未敢驶入。
裕谦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时夷船已去，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以兵五千驻定海，辑流移，修城垒、炮台为善后计。裕谦任事刚锐，而不娴武备，与颜伯焘同。前此倾心于林则徐，而林则徐又旋有遣戍新疆改赴河工之命。盖广东盐运使王笃入京，笃故琦善党，于召见时，力救琦而排林，林则徐去浙，浙事并无所倚，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提督余步云，其人平庸，素为裕谦所鄙，一时无人可代，姑令驻招宝山，不令渡海调度三镇。三镇又皆武夫，无远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