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日（九、四），出使大臣李凤苞函称：
自本月初三日夕闻谅山之役，各国新报纷传为中国失信。其时凤苞未悉崖略，不能致辩。及初十日得钧署电示，始知事出有因，咎在法国，遂令陈季同先告外部；凤苞于十一辰由柏林起程，十二申刻与茹相辩论至暮。十七日奉电传谕旨，遵于十八、十九、二十四、二十五日驳论。谨以问答节略，并来往函电抄呈钧览。奈茹相奸猾，一味要挟：始请中国表明不废津约，继请明旨撤兵。及昨夕已奉明旨，凤苞又遵电示，令践派使撤船之约；而彼又藉昨晨钧署养电有「法再索偿，应布告各国」之语，遂谓『中国日后必有游移，今应先允愿偿，方可派使撤船』。凤苞自亥初辩至丑初，无论婉言、切责，彼皆俯首半晌，仍申前谓『今国人不信中国，应先有愿偿之据；惟不必照二万五千万之数，可听酌议。此即我之保全和局，不令贵使为难也』。及驳斥至理拙词穷，犹曰：『国人皆云苟用兵力挟制，中国无不应允。是以本部无法耳』。临别，谓『须函恳贵使电请中国认为愿偿，即可派巴使妥议』。凤苞谓：『曲直未明，断无先认偿之理。倘贵部执意如此，定必决裂。如云查出倘系咎在中国，自可议偿，则可请中国之示；然亦须一面撤船派使，方能共保和局也』。茹终未允。凤苞揣知法国已定计欲夺福州船政及台湾北境，是以此次就弭衅颇不愿意，每思藉端翻异。则此次苟能全行驳免，固为幸事；即使酌给抚恤，较之夺地后议和犹为合算。今防务未齐，一经强夺，骤难恢复；不如姑用羁糜，速修边备，尚可卧薪尝胆、作未雨之绸缪：谅在钧署洞鉴之中，无烦刍献也。
目眩头晕，不能成字，请恕不恭。谨抄近日问答并函电，专肃敬叩钧安。
照录清折
闰五月十二日随同李大臣谒见法外部茹相问答纪录
五点半钟到外部，即入见。坐定，李大臣曰：『别方月余，忽生枝节，良用怅惘』！
外部曰：『最怅者，莫如本部从前深信中国，今竟无词以对国人也。不知总理衙门有何主意』？
李大臣示以总署电报，且申明中国毫无失和之意。
外部曰：『此与复谢署使者相同，无甚新奇。所不可解者，总署何以误会「简明条约」至于此极！查约中第二款载明「中国允北圻边界可保平靖，应将华兵迅即撤回」。嗣本部复电询福呢「究竟何时撤兵？必须议定」。又经李中堂与福呢立定附约，与简约并重。载明近粤界之谅山、高平等处，限二十日内——即西六月初六撤回；近滇界老开等处，限四十日内——即西六月二十六日撤回。故我国深信为然，饬将军拨一旅之师往驻谅山，华兵竟于窄路截杀。闻华兵有数千人；或云四千、或云一万，未知熟是。然以数千而侦杀数百，众寡不均，残忍太甚！始尚疑华军不遵中国命令，擅自启衅。今总署照会谢使文，称系属未曾遣撤；则谅山之事，中国不能辞其咎矣。法军被杀者二十四人、受伤者五十四人；以数百人计之，不止去其什一：此中国必须赔偿者也。现法国人心忿怒，佥欲使中国偿还；即欧洲各国，亦异口同声以为法国断难忍容。本部虽欲缓待，势有不能耳。总署照会又称：华军专俟详约定后撤回；不知何所谓「详约」？按天津之约第三款，仅载有「另议商约，划定边界」一节，分疆定界于草木丛荟之区、山路崎岖之处，非一、二年不为功；岂华兵将待一、二年而始撤耶？商约与简约显分两事，不得指为「详约」。倘总理衙门欲既定详约后撤兵，不特将李中堂与福呢所定期限置而不理，且简约第二款「迅即撤兵」一语亦复罔顾。其心存背约，不已明乎？李中堂系奉旨予以全权立约画押，今不认约，即亦不认当日李相之全权；中国将视此事如儿戏耶？抑轻视法人？必有术以使中国认全权之旨、践天津之约；烦贵使转告总署』！
李大臣曰：『中国自立简约后，专待巴得诺往商，即可见无背约之意。谅山之事，闻系法兵先开鎗炮，更可见中国无失和之心。至于未曾撤兵，亦有故在。因北圻久经兵燹，寇盗甚多；若法兵未来、华兵先去，寇盗必乘机为乱。圻境不能安靖，即扰及中国边界：此中国所以深虑者也。法兵行近矜骄得意，如入无人之境；忽见华兵，随即放炮吓杀，势所不免。华兵断无束手待毙之理，亦放炮应之。法兵虽有伤亡，华兵未必无伤亡；似不能专责华兵，使中国赔偿也。况此次系法兵进攻，非华兵进法国驻兵之地。即华兵先放枪，亦不为理曲；况又法兵先放枪耶？至于李相之全权，中国未尝不认；现催巴使速来妥议详约，是未尝废简约，即未尝废李相全权之明证也。望贵部察之！今法国若恝置谅山之事，速遣巴使入京或赴津商议详约，两国仍必和好如初。倘聚集兵船海口寻衅，则中国谓系法国不欲和好，藉端勒索；而中国亦不能坐视，势将以兵戎相见。其关系颇大，恐非贵部力主和议之初意。尚祈熟思』！
外部曰：『力主和议，固本部之初意；力图赔偿，亦本部之职分。当日津约立定时，本部宣告议院，并示以撤兵之期；今兵既不撤，反伤害法军，议院定必诘问如何办理？不能告以「已置之不问」；定须索偿，方足快国人之意，以尽本部之职』。
李大臣曰：『法兵先放鎗炮，如何反要索偿』？
外部曰：『断非法兵先放鎗炮；盖法兵倘见华军一面放炮，一面必驰告河内大营求援；何至血战两日至伤亡甚多，直待华军稍退时，方行禀报。此必华军在狭路埋伏侦伺，意存围灭也无疑』！
李大臣曰：『然则亦须确查究竟何人先开鎗炮，不当先以兵船来华滋扰』！
外部曰：『派兵船之意有二：一使中国践约，二使赔我历年兵费也』。
李大臣曰：『赔偿兵费，津约已载明白不再提起矣；今何复翻变其已立之约？中国未尝背约，何必勒践』！
外部曰：『津约不提兵费者，未知有谅山之事也。中国不发令撤兵，津约已属不践；不践，即背约者。近闻左侯相入京以来，日诋津约，百计图废；谅山之事，必中国所指使。故我国定欲与中国理论』！
李大臣曰：『左侯相公忠体国，中外皆知；断不为此请，贵部勿疑！溯前此更换大臣，贵国人亦谓是两国失和之先机；乃未几而津约成，事适相反：可见揣度之未确。今愿贵部少安毋躁，早派巴使入京详议，最为稳妥』。
外部曰：『左相专政，挤排异己，实有确据；非臆度之事。因提督赖宓士闻谅山之信时，即派先锋官赴津辕询问李相；而李相之全权亦不认其全权，即欲将津约作为废纸。又闻彭大司马亦附和左相，怂恿其间。恐法国不派兵船毁抢夺占，不能熄诸君血气之勇耳。且中国朝廷应知全权既付，不能收回；倘旋付旋收视同儿戏而我犹置之不理，我将何以为国乎』！
李大臣曰：『兵船滋扰，中国断不轻容，必亦答以鎗炮。战仗一开，收局不易。即李相欲与贵国交好，亦不能不帅师防御；将来愿和者无不愿战，更有何人调停其间！岂贵部未之思耶』？
外部曰：『本部固亦不愿决裂至此，然势逼于无可如何。如果中国实无背约之心，则须确实表明。所谓表明者，即系照津约第二条速办也。然后本国即派巴使北行，佐以兵船，议定商约，并论赔偿』。
李大臣曰：『中国专候巴使，而巴使不来。今尚须先行撤兵，方能请巴使来，又复佐以兵船；中国必以为贵国蓄意失和，尚有何事可议耶！且撤兵之期，路途遥，公文断非一月可到。此次谅山华军未退，焉知非期促之过；与中国无咎。竟以兵船佐使者来，非恫喝而何』？
外部曰：『无论期促、不促，惟愿中国于此时速出撤兵之令，便见中国不背约。然我欲使国人相信，须先夺据一地为质；俟华兵全撤后交还。否则，仅允撤兵而仍不撤矣』。
李大臣曰：『贵部若据地为质，则走入迷路矣。华人若失寸土，势必同心协力克日夺回，以雪此耻！从此即与法人永为世仇，永无和好之日，兵祸必流于胡底矣。倘贵部果有和好之意、挽回之意，谅不为此无理之事』！
外部曰：『然则中国之不撤兵，苟非蓄意背约，何以不请贵使来先说：谅山之兵未撤，实因期限大促或有他故不便』？
李大臣曰：『李相屡次电云：当时实不敢允此期限，困难处甚多。李相之难处，即中国之难处也。今仍望速派巴使往商最妥』。
外部曰：『此时总署势必欺慢巴使，决难议成。倘中国朝廷仍付李全权，明示以不背津约；则巴使不难妥议矣』。
李大臣曰：『总署向来优待洋使，何有欺慢之说』！
外部曰：『谢署使屡言有数字薄待情形，然闻此数字已离总署矣』。
李大臣曰：『中国难处，李大臣已告明。令法国果有何意，可否示明，以便电达总署』？
外部曰：『明日当以函复』。
李大臣曰：『闻兵船将到上海，一经北驶，即犯中国之众怒，有战无和。今贵部既愿挽回和局，应饬兵船无须北驶，以候总署回信可乎』？
外部筹思良久曰：『既贵使亦愿保护和局，本部断不忍负；当饬兵船静候数日，再定进止。总须请告总署，欲表明中国好意，莫如迅即撤兵；欲使凡事易商，莫如仍认李相全权』。
李大臣曰：『总俟贵部函来，一并电请总署覆之。亦惟贵部所允兵船静候一节，切勿忘却』。
外部曰：『本部非躁急之辈，谨当勿忘』。语至此，饭钟已鸣，握手分别（陈季同谨述）。
照译法外部复函（闰五月十二日发、十三日到）
照复者：顷承贵使示以总署电报，内述与谢署使往来照会论谅山事，并请贵使切告华兵在原驻之地，专待定议详细条约，毫无失和；不可遣兵船至中国海口，并催议立详约之大臣速往等因。本部查谅山之事业已面述，兹再申明之。按天津四月十七日法国与中国所定之「简明条约」第二条内载有「中国允即将北圻边界华兵一律遣撤」一节，嗣后又经本国全权大臣与中国全权大臣李中堂订定，于二十日内撤去两广界外之谅山、高平、沙界等处驻札之兵。闰五月初一日，本国始派一旅之师往驻谅山；行抵尚距谅山两程之路被华兵数千人攻打，血战至两日之久。或以为系中国所订撤兵之期限，实属太促。然当时系运连（？）津约一律订定，中国国家早已知之；如有难办之处，必须早告。乃毫无信息，生出谅山之事，非有意寻衅、伏兵侦伺而何？此背约之明证，本国务必欲索偿也。至于遣使入京一节，须中国国家先示确实办理津约之据。因津约即系详约；此外应商议者，但以此约为根订立章程以定邻交画界之事而已，非另有详约也。此二端不宜混涉，务望中国知之，以免纠缠不清；今须中国确切迅将北圻境内所有华兵撤回。巴得诺已到上海，秉有接续津约议款以全交好之全权；然须先知中国能否照此函请之事办理，方定北行与否。望贵大臣即将此函电告总署，并请声明本部专候复信，以知已发撤兵之令与否。为此照复。须知照复者。
闰五月十六日与法外部茹相问答
是日申正，往见外部。少俟，即请入。坐定后，李大臣曰：『前日面允静候总理衙门覆信，何以今日忽发照会云：已饬巴得诺径请中国降旨撤兵，并因背约索赔二万五千万佛郎；如七日内不允，即自行取据等因？贵部岂顿忘前言耶』？
茹相曰：『前日之说，因谅山之案未甚分明，故但请中国撤兵为先务；今已收到米卨提督详报，谅山之役实中国人意存背约，有心埋伏围攻，法国故欲使中国赔偿。此法国应办之事，公论所许者也』。
李大臣曰：『米卨详报，不过法国一面之词；中国则谓系法人先开鎗炮。其事究须详查，不得执一面之词，竟来恫喝。前日贵部来文，本大臣已电告总署，日内可有复电；请贵部静候，不可躁急！兵事如火，一燃恐难扑灭；望贵部思之』！
茹相曰：『七天之内，总署必有电函；倘果照办津约第二款急行降旨撤兵，则谅山赔款尚可另议。否则，显见中国意存废约，殊不能再候』。
李大臣曰：『谁云中国意存废约！总署屡催巴使北来，与之商定详约，便行撤兵；可见欲照津约办理。倘欲废约，又何必请巴使来耶！至于谅山之兵未撤，中国原欲彼此商定而后撤，方免寇盗乘机；诚欲周到起见，断不能反任咎。况李中堂实未允福禄呢所请之限期乎』！
茹相曰：『福禄呢在津，曾函开限期交与李中堂，即算为中国已允。如果限期太促，不能撤兵，中国理应早告，庶可免谅山之祸。今事已至此，本部惟中国是问。贵大臣不见新闻纸纷纷议论，催本部即速办理乎？日内议院亦必诘催；欲再俟，安可得哉』！
李大臣曰：『福禄呢所请之限，仅有函告李中堂，而无李中堂复文；可见中国未允此限，不能算为商定期限。贵部前亦疑为附约条款，今知非附约；可见未曾撤兵，非中国不践其言，有何疑窦乎！贵部如欲仍守和局，自应早令巴使北行，平允商定；则省事多矣』。
茹相曰：『今无论中国前次已允、未允，惟此刻须即撤兵，便可见果欲照办津约；因本部实闻有廷臣意存废约耳。福禄呢由津动身时，亦闻曾侯有电报严议李中堂并津约之非；焉知虽离法京，不仍与法为仇哉！中国必已为之惑，故有今日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