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要说刘荞粑。他出现在我母亲的记忆里时，年级应该比翟长仙小些，8岁或者9岁。
我是在第三次去到九寨沟时发现他的。他没有像翟长仙那样，听了我母亲的故事就失踪了。他乐呵呵地请我喝酒，盼着我醉，又随时伸出手准备扶我。
在我母亲的记忆里，这个风镇小少年像个野蛮的小土司，腰间挂着弯月形的佩刀，一举一动张扬霸气，总是举着他的食指，快速勾动，招呼别人，挑衅别人，要人家和他打架。
没人敢上前应战，即使是那些胳膊粗壮的成年人，似乎也对他有几分畏惧。
他的名字，是从他的头发来的。他的发绺，从离开娘肚子就开始蓄留，慢慢打结起来，结成一大块，像牛屎，又像苦荞粑，所以风镇人都叫他刘荞粑。他是刘家唯一的男孙，为了保命，除了蓄发，还一直戴着刺绣的肚兜。
我到达九寨沟的那天，游客特别多，上下山的大巴来来往往一直奔忙。天近傍晚，我有些疲惫地坐在一个木墩上。人实在太多了，夜色逼来，游客之间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慌，担心自己搭不上车下山。听说，山里有狼。他们一看见巴士，就不顾一切地往前挤。
我感到疲惫和茫然，在稍稍远离人群的地方，没想好要不要去挤车尽早下山。
在逐渐变得柔和、黯淡的光线里，我一眼就看见了他，刘荞粑！
他一身藏族装束，是那种复杂的藏族节日盛装，非常鲜艳夺目。他和几个和他差不多装束的藏族男子，从栈道大步而来。
我立刻就认出他来了！
他有一头非常漂亮的卷发。含笑的眼睛，高鼻梁，棕色皮肤，下唇与下巴之间有性感的凹槽，敞开的胸脯上有漆黑卷曲的胸毛……那些来采风的摄影师，会认为他是雅利安人后裔，但是我猜，他本来应该是羌族或彝族。刘家的祖祖辈辈一直奔走于茶马古道，他应该是彝族。
但我宁愿相信，他和我母亲一样，祖先是西羌人。究竟属于西羌的白马部落或牦牛部落，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清楚。
这一队英俊的男子，他们是去参加广场演出的，那边的篝火已经点燃，上千人开始流动围聚过来，等着看表演然后一起跳锅庄。
我迅速跟上他们。
音乐和鼓点激烈地震动着人们的心房，刘荞粑和那群英俊的藏族男人一起跳舞。他们那么快乐，那么性感，浑身洋溢着迷人的野性。他们舞蹈的动作幅度很大，节奏强烈，靴尖上翘、红黑相间的嘎洛靴踢向空中，蚱蜢一般的长腿线条优美，英武潇洒。
多么迷人的男人们啊，他们年纪轻轻，狂放性感，眼睛里的火光，脸上的笑容，口里的歌曲，风情万种。
他们成心要让女游客们发疯！
篝火晚会结束后，我在人群中找他，找了很久。这些跳舞的英俊男人，一个个长得太像了。但我能从他们当中将他找出来。
终于，我看见他在一堆鲜艳的藏族姑娘中间，左拥右抱，还要不断腾出手来，将银碗盛的青稞酒往嘴里倒。
“刘荞粑，我是紫音。我用了我母亲的名字，我母亲是紫音。”
“哦？”他含笑望我，并轻轻推开怀抱里的藏族姑娘，腾一个位置给我。我没敢进他的怀抱，本能地退后一步。
“刘荞粑，你还回风镇吗？你记得我母亲和翟长仙吗？你曾经使了很多法子捉弄她们。”
“我没有。”他挥动长长的手臂，“你胡说，我没有捉弄人，我怎么会！”
“你，一直在这里，为游客跳舞？”
他望着我，微醺的眼神里浮动出新鲜的笑意。我重复问了一次，他笑而不语。
我拉他的衣袖，示意藏族姑娘们走开，她们不乐意。不过，她们不再将身体和他纠缠到一起，站开半步。
我拿掉他的银碗，强迫他集中注意力，听我说话。
我给他说翟长仙和我母亲，说风镇，他奶奶出殡那天的那次日全食。
他喝了太多酒，满脸通红，精神无法集中，双手乱动，在两个藏族姑娘的身体之间推推攘攘。
“我不叫刘荞粑，我叫扎西达娃，你可以叫我扎西！”
“你就是刘荞粑，难道你忘了风镇了吗？天狗吃月亮，还记得吗？”
“我不叫刘荞粑，我叫扎西达娃，你可以叫我扎西！扎西，扎西……”
他的身体开始变得沉重，一直在往下滑，两个姑娘卖力地去扶他。他把手臂重重地勾在一个藏族姑娘的肩上，另一只手握着他的皮酒囊，歪歪倒倒地走了。
我离开我的记忆，回到栀子花树下，回到穆姝的身边。
“穆老师，你说，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刘荞粑？”
“他可能真的不是刘荞粑。”
“是，我确定他是！”
“那么，你确定，我是穆姝吗？”
“你是穆姝！”
“你还能确定，你母亲，她就是你母亲吗？”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如果你母亲还活着，她可能并不是你母亲——我的意思是，她可能并不是你要找的。”
“这个，我想想……但是，我得找，我必须得找。”
“哦，是的，紫音，你得找，必须找。去找那个敲钟人吧，拜托了！”
“拜托我？为什么？”
穆姝老师突然哽咽起来。城市的声音像远方的河流，隐隐地轰响、震动，恒久地震动。这种震动特别容易形成催眠的力量。
我力图找回小时候对敲钟人老王的一些印象和记忆。
老王左边缺手臂的空袖管打了个结，这样可以不妨碍他烧水、登记报纸和信件。少了一条手臂，一点也不影响他身姿的平衡。
他住在工字房传达室里，门口有一只永不熄灭的小煤炉，上面坐着一把总是嗡嗡叫的水壶，铝或锑制的。水壶的嘴，像鹅脖子一样伸着，在烧热的过程中哈着小口的热气。
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老王的一个规律：只要黄书记不在学校，他晚上就带着二锅头来我家，和我父亲对酌。
他们小声地说话，或什么也不说，就着一小碟花生米，你一杯我一杯，痛苦又痛快地将酒吞下去。等到酒瓶空了，他们开始笑，飘飘忽忽地笑，然后唱歌。老王唱“二人转”，我父亲说太土，太黄，一挥手臂，打断他。我父亲开始唱《醉花荫》或者《蝶恋花》。老王说太雅，太没劲，也一挥独臂，打断父亲。
老王开始唱《额呼兰．德呼兰》，他家乡的萨满调。
他们不再争执，一个深情地唱，一个神往地听。
老王轻轻跺脚，父亲用黑色大理石镇纸敲茶几给他打节奏。如果不是长期以来那种压抑的氛围难以溶解，如果不是我家房间太小，他们一定会转圈跳舞的。
直到深夜，他们清醒了，或者更醉了。
白天，老王恢复那种看似严肃却很温和的模样，好像很淡漠，其实很警惕。他不关心任何事情，只看传达室桌子上那个有铃铛的钟。他的皮肤是巧克力色的，有皱纹，让我产生一些对己所不知的个人历史和远方生活的猜想。他的头型、五官，都配合着身材，端正、瘦削、简洁。时间一到，他就提着小锤子，去到大操场上，挥起他修长的独臂，“当——”
他像树一样高。
他是个树人。
小孩子们如果有空，都会专程来看他敲钟，他微笑，牙很白，细小，很整齐。
挂在操场边的两棵大杉树之间的钟，是一个巨大的残缺的废齿轮，用铁丝拧成绳挂住，挂得很高，只有老王能够得着敲。学校里的孩子曾经尝试去敲钟，陈二站到陈大的肩上，手里还拿了比老王的锤子手柄更长的火钳，依然够不上。
孩子们敲钟的事，让穆姝老师笑了。那情景她一定看到过。
荔枝很甜，但核太大，占据了我整个口腔。我左右看看，没有垃圾桶，就将荔枝核吐在手心里。
她小心地用纸巾，把我手里的荔枝皮和核包起来。
没有钟声，就不会有学校，我心中的学校。我经常在梦里听见钟声，它千万里地赶来，找我，聚拢大气层的空气，形成最大最大的波浪，带着我滑翔……有时候，它又像那只总在学校里的土墙上飞来飞去的白色猫咪，安静、温柔下来了，永永远远地守在我耳边……
穆姝看我一眼，我也正在看她。我们的眼眶都涌着泪花。
她讲述爬电线杆的梦的那个下午，就是从老王那儿，满怀喜悦地向我们走来的。当时，她头上有光，目光明亮，脸庞焕发出奇异的神采。
我在心里细细回味着那些光芒。
眼下，她就在我旁边，真实，自然，我可以看清她皮肤细腻的肌理，也能嗅到她身上荔枝甜蜜的芳香。
她去寻找垃圾桶，我跟着她。我们沿运河走了一圈，也没有看见垃圾桶。她将纸巾包住的荔枝核，放进自己的衣袋里。
远方城市广场的一个大石碑上，贴着红色的大字：香港回归倒计时——41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