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
多年前，读到谢泳先生的一篇短文《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载《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勾起四五十年前沉甸甸的历史记忆，引发对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的思索。往事确实无法如烟，不会随风飘灭，事情的“有”“无”和事理的是非，不能回避。
谢泳先生的文章披露了一份重要的材料，即高等教育部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文件名为《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一九五六年初，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份“调查材料”就是会议参考资料之一。它对当时北大的知识分子作了分类排队，钱先生被明确列入“反动教授”。第一条“罪证”就是指控钱氏与所谓间谍案有关。《调查材料》说：“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等等。文学研究所当时仅是北大的“附设单位”，原是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成立的，在业务上并不受北大直接领导，但《调查材料》仍不放过他这个“编外”人员。“间谍”“特务”所干的是窃取机密、阴谋煽动甚至杀人放火等等勾当，钱先生怎么会与这种人“关系密切”呢？
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曾看过《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一书（群众出版社，1958年8月）。此书由李克（Allyn Rickett）、李又安（Adele Rickett）合著。他夫妇俩曾因“间谍罪”被人民政府逮捕，后得到释放，故原书名为《Prisoners of Liberation》。书中记述人物，一律用化名，但仍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如第三十四页讲到在一九五〇年暮春，他们请清华的两对教授夫妇吃饭，其中的“赵先生”讲起“现代诗”问题：“你说是‘现代’诗吗？哼……我认为还不如说是‘绝代’诗倒更恰当些。五十年以后就不会有人再听到这些东西了。”用这种语言修辞机智来表达思想，“现代”、“绝代”，正是钱先生的习惯，正如他婉谢别人“祝寿”是“促寿”、“延年”是“厌年”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