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3日
今天是告别伊莎兰海涛声的日子。早上起来，感觉雾格外的浓，几十米以外的山，在雾中；十几米以外的海，也在雾中。伊莎兰成了雾的海洋。
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们这些中国人离去的失望？难道那些逝去的印第安人的魂灵真的还没有飞到太平洋的彼岸，而仍在伊莎兰的上空显灵？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很少有中国人出现。按照当地的传说，印第安人是从大洋彼岸过来的。假如是这样，总也见不到故乡来人，也是一种遗憾。
不过，我倒是今天少了些许遗憾，正是因为他乡遇故知。
在中国驻旧金山的总领事官邸，我拥抱了总领事高占生。他是我的中学同学，1965年，我们一同考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她的太太也是同班同学。当时我们有几个同学关系密切，为了显示这种密切，我们互相交换了名字，高占生正好用了我名字中的一个字：“兴”，变成了“高兴”。今天见面，甚是高兴啊！那时，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同在一个课堂，同去步行串联，为了探寻革命圣地，9天半走了760里路，从西安走到延安。直到一个大浪把我们打得各奔西东，我去当兵，他去当了工人。他今天才告诉我，当年，他是如何向往穿上军装。为了能当兵，视力不佳的他甚至背出了视力表的每一个符号的发布，说到这里，他又背了一遍！四十多年啊，居然还背的流畅！
不过，他不但视力不佳，而且太不佳，居然没能看清人家指的到底是哪一个符号！现在是当笑话说的，当时，一定是心疼了好多天。
从伊莎兰出来后，我先去了斯坦福大学，这所名校，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领导者》杂志的一位作者薛理泰先生就供职于此。他特地为我安排了见大名鼎鼎的国际安全和核安全专家刘易斯。81岁的刘易斯可以说是坐着中美和朝美核安全的头把交椅，现在华盛顿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是他的门生，包括前国务卿赖斯。刘易斯告诉我，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致力于中美两国关系和安全的研究，许多重要的外交事件都有他的心血，从那时的乒乓外交直到目前的朝核危机。在他的办公室里，有着浓浓的中国味道，无论是墙上的画、桌上的摆件还是书架上的图书。
在他的讲述中，他提到了一个中国的单位：九院。我听了觉得十分亲切，我告诉他，我的父母就在九院工作，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死于核辐射。我们提起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他们都是九院的功臣，有的还是我的邻居。刘易斯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他和薛理泰先生撰写的英文书送给我，书名是：中国制造原子弹。
漫步在斯坦福的校园里，是一种享受。我从胡佛研究所走过，知道两蒋的日记现在还存放在这里；我走进大教堂的院子，罗丹的雕塑静静地站在阳光下；我站在喷泉边，看阳光少年在水中嬉戏，有的女生就是三点式，有的男生光着膀子，无忧无虑。这就是斯坦福，100多年的学校，还是有着蓬勃的朝气。
薛先生在大教堂的院子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教堂，建于100多年前。到了该翻修的时候，校方得到了这样的两种选择方案，拆掉原样重建，要花2500万美元，而修整保持原貌，要花5000万美元。校方研究决定，采用修整方案。他们认为，拆了重建，也许一模一样，但是，实际上已经不是原来的建筑了。
晚上的旧金山，浓雾遮住了山城星星点点的灯光，雾气浓得成了水，滴滴答答地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不禁想到，当年，许多中国人远涉重洋来到这里采金，致使这里以“旧金山”闻名，当年的雾水也是如此吧，滴在我们的前辈身上。明天，我就要回北京了，这雾水，真值的我牢牢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