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车则必用红套围，非堂官却不许僭也。要其坐轿坐车，则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缘坐轿，则轿夫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省非八百金不办。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两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清室王公富有庄田，其地租归直隶州县代征者不少。闻入关之初，褒奖功臣，准其跑马圈地，凡马足所至之处，即为所得之田。是征服地民田，即为功臣采邑也。但王公佃之于民，设庄头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统之。年深代远，子孙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苦难勾稽。层层侵蚀，岁岁销磨，则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贫矣。忆在部时，八旗地租，州县因催征不力议处者，不少官样文章，其民欠是真是假，无由诘也。溥倬云尝对余言：“我王府庄田有名无实，若照原额收租，我家何至如此拮据？”大抵天潢贵胄，凡事诿诸管家，犹之民间富贵人家，财产属他人经理，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然也。
王公及闲散宗室，例不许离京城四十里，并不许任外官，且不许其经商，所谓爱之欲其贵也。满汉俸饷两项，统计二百余万，汉人所得者十一万有零。发捻乱后，俸饷减成，光绪初年，旋复旧额，是满人俸饷仍占汉人十之九，未尝不可使之富也。谁知谷禄有定，而生齿日繁，不商不农，独仰此俸饷为生，其何能给？尝见满员进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尘土，罩以红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画纸为之者。且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虽勋戚世胄席丰履厚不无其人，其穷乏者究属多数。可见食之者不寡，生之者不众。初制之优待满人，亦适以害之也。
钟杰人（英），余之乡会榜同年也，由户部先得京察，放湖南岳州府。渠本福州驻防，其老本家则仍在京，到京自认为本家。旗人最重科甲，故往来甚密。载公（澜）即王之子，端王之弟也。澜公与杰人之本家有姻亲，多与杰人相往来。余偶与之相见，便拉拢交情，请酒送礼。又喜结交外官，李畲曾由工部捐知府，分发江西，渠为之写信与德晓峰。畲曾后送以磁器，渠对余言：“李畲曾居然送我磁器，未免见外了。”实亦意嫌其薄也。杰人往岳州后，渠屡与借贷。当时王公实有穷则思滥之意。清制禁王公与外臣结纳，历朝谕旨，极为森严。光绪中叶，防闲渐弛，如澜公者，实不一而足。杰人又有亲戚名惠某，庄顺皇贵妃之内侄。庄顺为醇邸生母，惠即醇邸表弟也。官兵部笔帖式，年甫二十，人极恭顺。余问之曰：“汝亦算是皇亲国戚，何以仅做笔帖式？”渠曰：“我与醇王至亲，与王亦有亲。但醇王穷，悼王尤穷，那比恭王为军机，有些进款。我房子月租十二两，王出五两，醇王出七两，余外伙食随意津贴。二王均无权，我安得不做笔帖式？”嗣余晤同部郎恩灏，问之曰：“惠某为醇王表弟，其贫如此；汝是慈安太后内侄，何以亦不阔绰？”恩曰：“不要说了。我家每年，宫中本有二千银津贴，慈安太后去世后，尚给一二年。后因法国打仗，慈禧太后言国用乏绝，我之外家亦一概停给，此项津贴遂完了。去年我娶亲，给我二百两，此外毫无沾光。至于年节，我们却有送礼，鞋子针线，却花钱不多，宫中亦以饽饽等物见答。但太监往来，每次须四两应酬耳。”余与杰人往来甚密，故于王公之情状颇有所知。合观此两人之言，亦可印证。今因后来亲贵之黩货，遂不谅其族众平日食贫之苦，亦未为公道也。
丁丑同年盛伯希祭酒（昱），宗室名士也。人甚不羁，菲薄满人，而喜与汉人为友。每谓：“穷奢二字，实可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两字当作如是解也。”渠为豫亲王后人，家有庄田，其后亦不甚充裕，其言自有感而发。但其好买古玩，亦不得谓之非奢，特不俗耳。
从前京官专讲资格，原以抑幸进也。自仕途拥挤，而怀才不遇者，乃倡破格求贤之说，以耸动当途，而自为脱颖计。当时京中，遂有下诏责人、破格用我之谑。谁知亲贵营私，即借此破格为名，以便其颠倒而广招徕。于是驵侩骤跻贵显，皂隶亦溷衣冠矣。甚至姻娅无仕手握兵符，竟任其弃城潜逃而不为罪者。是举国家之爵禄刑赏，无格不破矣。人心瓦解，神州陆沈。何非此“破格”二字酿成之耶。种族主义，特其名也。
京师前三门，中曰正阳门，东曰崇文门，西曰宣武门。喜言谶者，谓清太宗天聪十年改为崇德元年，定有天下之号曰“清”，清以崇德始，以宣统终，“崇宣”二字，恰应崇文、宣武两门额。且明以崇祯亡国，清以宣统逊国，亦是一谶。况顺治以摄政王兴，宣统以摄政王败，此又莫之为而为者。然同治纪元时，发捻之乱未平，人即有以顺治、同治将成终始之兆为疑者，而后卒不应。其果谶耶，抑会逢其适耶？
余往吉林查办事件，濒行，宝师告余曰：“此役两面受敌，颇不易恰好。但有一语相告，汝须牢记：凡办案必须脚踏实地。奏摺中字字要有来历，不可以意为之；倘后来翻案，方站得住。”余谨受教。到吉后，穷一月之力，检查案卷数十箱，千头万绪，缕析条分，拟稿五十三开。事毕覆奏无异议。此案系吉林将军长顺与绅士台湾藩司于荫霖互相参揭，中更杂以御史卖摺一事，情节复杂，物议纷纭。先派钦差大臣，多托故不往。后始以本部敬止斋侍郎（信）及工部汪柳门侍郎（鸣銮）任之，余以掌印资格，派作随带司员，遂与同部溥倬云同行。工部所派者，则为何主事（乃莹）、丁主事（象震）两人。另有刑部王郎中（鹏运）、徐主事（谦）两人，因审案必须用刑曹也。钦差虽分满汉，而主意出自汉大臣为多；阶级虽分堂司，而办事究以司官为重。余虽系满大臣所派，而主稿则为汉大臣所推，除审案专属刑曹外，余事毕余一人任之。此案两方面因互争意气而起，所谓化小事为大事也。其结果则绅士议处，将军则附片请旨申儆；御史卖摺，审无确供，请归刑部就近复讯。平心而论，官厅案卷，难保无弥缝之处，而绅士之控案累累，且所讦将军，情节又多过当。就事论事，势不能无所轩轾也。
昆师与余甚相得，每见必畅谈数小时。有一次，礼部仪制司司官因收地租事不详查旧案，致乡民赴部禀诉，此本小事也。时昆师与李文正公同为尚书，钱子密姻叔为侍郎，三人以司官之言为然。满侍郎启秀独持异议，遂单衔具奏。乃派徐荫轩中堂（桐）查办。余充承办司员，检查旧卷，知礼部司官办理实有未当，但事非一年，官非一任，请旨将堂司各官量予议处覆奏，奉旨：既系事非一年，官非一任，所有堂司各官处分，着即加恩宽免。当查办未覆奏之前，余例应回避，不能与昆师见面。及事毕往见，曰：“皇上尚有恩典，汝何苦作恶人？但公事公办，我不怪汝。惟启秀本无行小人，此事之起，有谓其受人贿托者，我与高阳、子密三人力持不可，渠乃散布谣言，兴风作浪，竟以此小事单衔入奏。军机大臣亦小题大做，遽请查办，殊为怪事耳。”余只可设词敷衍而已。按侍郎单衔具奏，本为例之所许，但朝廷原可令其余堂官明白覆奏，无查办之必要，此必启秀当时弄些手脚耳。启秀亦翰林出身，由盛京侍郎调京后，骤升尚书，入军机，卒以袒护拳匪，外人指为祸首，明正典刑。观此人颠末，可知当日同部共事，邪正断难相容也。
京中招摇撞骗之风最盛，谣言最多。御史风闻言事，无所避忌，偶一牵连，便难解脱。长安之居，不得谓非险地也。赞老奏参陕西考官丁维嘱托太监买差一案，奉旨查办，余与承审之役。此案发难极烈，万目所视，颇难大意，而参摺只说风闻，尤难着手。研审逾月，始得端倪。缘丁维（记是山东人）与江西人饶士腾，均以编修考差，两人同寓。适有素识之古玩店伙到寓，谓：“吾有太监门径，可以买差。”丁富而饶贫，丁似有默许之意，饶亦未加拦阻，迨放四川试差之先一日，古玩店伙又来，谓说定四川可放，议价四千金。其实有无定约，讯无确据。迨次日，四川放人，与丁无与，则店伙之言为无验矣。不数日，丁放陕西主考，店伙又来索贿，丁自置之不理。及丁差竣回京，太监日往古玩店吵闹，道路纷传，而参案成焉。初审时，提饶讯问，饶自外省解来，一到堂，以不知情对，当时不得要领而散。讵饶回寓后便自尽，盖一时愤愧。恐无以自明，便寻短见，殊可悯也。嗣提丁到案，一切不认。提店伙到案，亦一味狡赖。其实太监是真是伪，何姓何人，并无主名可按。再三讯鞫，始供出直隶秀才一人、剃头匠一人，盖店伙受之于秀才，秀才受之于剃头匠也。秀才甚黠，一到堂，便说有关说情事，而以行贿未成为言；至太监系何人，如何索贿，则推之剃头匠，渠一概不知。盖劣生熟习例案，知虽认罪亦不重，省得吃眼前亏也。剃头匠则矢口不承，连日熬审，跪练入肉寸余，阅时三句钟，而毫无边际。问之丁，则曰：“渠卖的是四川，我放的是陕西，本两不相涉。即谓放四川时，我有应许，究竟有何证据？”问之店伙，亦游移其词。多方印证，始知店伙当日实有说合，丁实未峻拒。严诘丁，丁又言：“店伙当日不过隐约其词，我即以正言斥之。事后索酬，特京中人讹诈惯技，何能定我罪案？”当告之曰：“伐国不问仁人。店伙敢于唐突，自非无因至前，且汝当时即应举发。迨后来吵闹，汝如果问心无愧，亦即应送究。”此等责备，虽是呆板官话，然既成参案，则官话安得不说。渠始无词。后乃以不知检束，议以革职。其余人犯，以撞骗未成，分别拟以流徒完案。
京师步军统领，俗谓之九门提督。其兵沿绿营体制，俗谓之京营。其下有侦探，名曰“番役”，人多诟病之，然其认真办公时，亦煞有可取。余承审贿买考官一案，其时查办大臣系福中堂（辊）、徐中堂（桐），福为步军统领。审案时，番役头目前往供差，站在门外听审。遇有犯人供出他犯时，堂上如诘其乡里住址，及平日职业，加意研求，番役头目即知意旨，便纷纷下乡。明日再审，即带其人来矣。问其如何办法，则曰：“昨日由此坐板车，驰往乡下，扮一卖油人，作为肩挑贸易，寻出线索，即带之而归。”盖步军捉人，向不出票，只由番役头目（如管带之类）用草纸写数字，便可行使职权。其镇压地面，潜势力固甚大也。
薛云阶尚书（允升）持躬廉朴，熟悉刑名，为法家之泰斗。时有一候选者，系六品捐职，喜结纳，与薛公子相往来。后因招摇日甚，御史谓其与公子冶游，并涉及请托词讼，封章弹劾。奉旨查办，所派之大臣，系吏部及都察院堂官，余与承审之役，在都察院集讯。御史风闻言事，本无佐证。该捐职上堂，只呼“革员冤枉”四字，矢口无供；且烟瘾甚重，跪至一点钟，头上气如炊甑，屡次晕绝，实碍难熬审。薛公子系内阁中书，上堂递一亲供，无可穷诘。提其仆，供尤游移。连审数日，毫无端倪，同台御史竟指查办为瞻徇。当时台谏摧折大员，视为快事，一击不中，他御史便再接再厉，习成风气。承审中亦有其同台之人，尤感左右为难之苦。适有一日覆审，薛仆大闹癖气，当堂顶撞，乃笞之二十，而案仍无头绪。于是同朝大官，啧有烦言，谓查办过于操切，卒以查无实据覆奏。平心而论，冶游之事，薛公子不无嫌疑；而事过境迁，苦无佐证，不能据以定案。然当日台谏党见已深，势焰尤炽，非笞仆却无以转弯也。余与薛尚书素无往来，有一日，与同召见，在板屋内少候，见面互致久仰之语，备极殷勤。且畅谈大清律例与处分则例（因余官考功，是以及此），互相表里，毫发不能爽。津津有味，绝无介意，可见大臣风度，迥不可及。而朝纲未坠时，百政尚属清明，虽纤芥之隙，难逃指摘之严。及今思之，不禁神往矣。
京师有十库，而银库居其三。一系紫禁城内库，存款百二十万，备闭城日用，永远不动也；一系内务府银库，专储金玉珠宝，不藏银也；惟户部之银库，则专藏银。余在京十九年，奉派随同查库四次，每次藏银至多不过一千一百万，少亦在九百万以上。当时聚全国之精华，其现银不过此数。余守苏州六年，省有藩司、粮道两库，每年首府均奉派查过一次，且有前后任交代，一年不止查一次者。然两库所藏不过百万。苏州为财赋之区，而所藏不过如此，甚矣，中国之不富也。然当时政不繁，赋不重，虽不大借外债，而国计仍可勉力支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