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劳绩保举之案，必交部议奏，部必照例准驳；督抚仍顶奏乞恩，如仍交部议奏，部必仍驳之；若再三陈请，得旨著照所请奖励，部便不驳。然遇例载虽奉旨允准，仍应请旨更正者，则又不能不更正，部只守例而已。醇邸当国，时孙文恪颇用事，意欲裁抑部权，凡遇保案，多有特旨迳准者，而部例有应请旨更正者，竟批云无庸更正，可谓枢臣极端专制矣。于是枢臣与部臣遂不免有意见。卢栗甫前辈其时充考功司掌印，适当其冲，乃以覆议御史屠（仁守）处分过于轻纵，交都察院议处，而卢落职矣。枢臣之意，以卢某平日议他案多从刻，何独于此案从宽：？且卢、屠均系鄂人，显是袒护同乡。如此口吻，直迁怒而周内之耳。然此等冲突，不过暗中风潮，不数时而渐平息。盖其时朝纲整肃，说公道者亦自有人也。
从前文职保案，归吏部核定准驳，文选、考功两司分办；获匪保案，则专归考功办理。案初到部，检查本员履历为第一关键。查毕则照呆板例章办理，毫无出入。余每遇一案，多者百余员，少亦数十员。决以二三时，亲手批定，如有舛错，再由同人检校一次。绝不假吏胥之手，亦不耽搁时日。其有被驳者，每因声叙不明，或被本员蒙报；亦有督抚因寻常劳绩，坚请异常劳绩者。文牍往来，徒滋繁渎，余复手定获匪保奖章程，通行各省，详晰说明，使人容易了解。故定案极速，书吏虽写信撞骗，时间亦来不及矣。
从前部费名目喧传外省，一若部吏手眼绝大，竟可颠倒是非。即在京京官，亦尚有疑信参半者。部吏以写信撞骗为生涯，事诚有之；然有犯必惩，遇有牵涉，即送刑部，毫无假借。但其中亦有成为习惯，不能彻底严革者，虽不得谓之弊，究不免贻人口实。无非纸工原定公费，不及十分之一，法制未善，流弊至此耳。以吏部论，领凭有费，领照有费，引见亦有费，或数两，或百数十两，恍惚亦有一定规矩。而最重者，则卓异引见道府，竟有至三百六十、二百四十者。然亦有原因。缘每届京察大典，用费何等浩繁，部领只三百两，则书吏赔垫不堪，故办京察后，即以办大计补之。势之所迫，亦以无关弊窦，意同默许耳。其余则补缺一事，补缺索费与引见又异。补缺合例与否，万难高下，吏所得以索费者，则有故意迟延之一法。何谓之迟延？盖补缺须用题本，题本须经内阁吏科转折，阁科磨勘，稍有满汉文错误，即驳回另换。一换再换，便耽搁数月去矣。外官情急，补缺遂有按缺分花钱之举，多有至数百金者。一花钱便不错，不错则核准便速，此所以显其神通也。其实外官之黠者，不肯花钱；其有不愿补苦缺者，亦不肯花钱，迟之又久，虽无费亦核准也。余尝告文选司同人谓：“此等情弊，似可撞破纸窗糊。明定办法，岂不痛快！”渠曰：“题本事关阁科，所驳换者，明是官话，何能指之为弊？且阁科书吏亦是无钱办公。若根本解决，非纸张开报销、书吏给工食，无法可着手也。”
部吏作弊，无非撞骗。有一年，同月出有知县六缺，应行制签。中有广东二缺，云贵二缺。部吏乃向候选者索贿三千金，谓可选广东；如不花钱，定选云贵。有一候选者，乃文选司掌印之至戚，因商之掌印。掌印曰：“制签那能作弊？何人索贿，我可办他。”其戚曰：“吏云不可对第二人言，言则定选云贵；汝千万勿坏我事。若选云贵，盘费亦需三千，我非花钱不可。”掌印不得已，乃告之曰：“汝可询之同候选者再说。”其戚曰：“渠云不可与第二人言。”掌印乃笑谓曰：“吏非尔亲，何独厚于汝，使汝花钱？”其戚乃询之同候选者，果人人都索三千选广东。乃恍然大悟，其为土地天晴吃猪头，下雨吃羊头之伎俩也。
余初到部时，京官俸银尚是六折发给。六品一年春秋两季应六十两，六六三十六，七除八扣，仅有三十二两。后数年，改作全俸，年却有六十金，京官许食恩，正两俸补缺后，则两份六十金，升五品则有两份八十金。俸之外有米，六品给老米，五品给白米。老米多不能食，折与米店，两期仅能得好米数石。若白米则尚可不换也。俸之外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吏部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饭食银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费，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当日部员如此清苦，安分从公，并未尝呼枵腹也。
从前吏部寓宅门前，贴有“文职官员私宅免见，一应公文衙门投递”告示（兵部则曰武职官员，科道则曰文武官员，亦示关防之意）。究亦仅属虚文。余充掌印后，多与查办之役，颇露头角，疑忌者多，故不得不自谨饬。寻常宴会不轻赴席，杂宾一概不见。公退无事，只邀同乡作击钵吟。雨天客有无车者，则套车迎送。其时常集者：张珍午、郭春榆、曾幼沧、郑子瑜、陈征宇，数人而已。
吏部夏日皆辰正入署，未初散署，冒暑回寓。日长无事，玉苍有《十朝圣训》借而读之。五本一换，阅时逾两年，二百余卷乃卒读焉。《圣训》即历朝之上谕，行政规矩备焉。分门别类，余寻行数墨，耐性读之，巨细洪纤，无一语遗漏。然掩卷即不复记忆，当时亦聊为消夏计耳。王子恒表叔，可庄之尊人也，告余曰：“汝颇似林文忠。文忠在翰林时，日读六部则例，即此意也。”余逊谢不敏。谁知两年涉猎，从容涵泳，嗣后遇有同列争议、大政咨询，余皆能判断如流，颇中綮要。不得谓非无意中之效验也。
余得京察记名后，逾年不即外放。其时内阁侍读学士出缺，轮应一等部员升补。余在吏部名次第一，例应坐升。乃因中东战后，各省停解照费，津贴无资，且内升更为清苦，是以有不求放道，只求放一南省府缺之请。谁知余出京后，内阁侍读学士缺出，吏部一等记名无人，即以户部一等之葛振卿（宝华）升补。按格循资，不数年即升尚书。可见当日京官升转，尚有一定资格。而余则一麾出守，无资格可言，沦落天涯，不无江州迁谪之感。而自今日视之，则不止浮云已也。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文肃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京城东西二庙，每月两会期，排列古董珍宝。琉璃厂每正月必排到上元，名曰“厂店”，视二庙尤盛，雅人好古，俗人好货，无不争趋之。余在京十九年，未尝一履其地，为侪辈所绝无仅有者。唯斜街土地庙之选菊，则嗜好不能与人殊也。后虽遍查十库，饱阅宝物，绝不以眼福自豪，盖非性之所近也。盛伯希尝谓余曰：“我以百金购一碗，置肉其中，三日不败。”余曰：“我每日买肉一斤，三日三斤，不过三钱银，何用此碗为？”可庄亦不以古董家为然，尝举一笑话云：一班好古者，一日相约，各以家珍赴会。有醉汉持一元宝与焉，群嗤之为俗物。醉汉曰：“此雅根也。”众哑然失笑。旭庄则不然，每诟余曰：“汝一毛不拔，到底囊中能余多少钱？”余曰：“否，否。天生我一人便已赘矣；若于一身之外，更有长物，岂不更赘！”此数语虽近滑稽，然亦煞有道理也。
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然挟优尚可通融，而挟妓则人不齿之。妓寮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集一隅，地极湫秽，稍自爱者绝不敢往。而优则不然，优以唱戏为生，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女，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其出色时，多在二十岁以下。其应召也，便衣穿小靴，唱曲侑酒。其家名为下处。下处者，京中指下朝憩息之所为下处，故借以名之也。若就饮其家，则备十二碟以下酒，酒后啜粥而散，名曰“排酒”。酒钱给京票四十千，又下走十千，按银价不及四金也。或在其家请客，名曰“吃饭”。吃饭则视排酒郑重，一席之费，多者廿四金，少者亦必在十金以外；下走之犒，则随席之丰啬而定。其馔较寻常酒馆为特别。余曾为龚蔼人方伯所约，在梅兰芳之祖梅巧玲家，食真珠笋一味为最美。盖取蜀黍初吐颖时，其小如珠，摘而烹之，鲜脆极可口。余在苏赣宴客，因署后有蔬圃，每仿制之；然一盂所需，已踏破半畦蜀黍矣。京官清苦，大概只能以排酒为消遣。因下处甚清雅，夏则清簟疏帘，可以观奕，冰碗冰盆，尤可供雪藕浮瓜之便；冬则围炉赏雪，一室烘烘，绕座唐花，清香扑鼻，入其中皆有乐而忘返之意。像姑或工画，或知书，或谈时事，或熟掌故，各有一长，故学士文人皆乐与之游，不仅以顾曲为赏音也。然此皆闲曹年少时为之，若官跻卿贰，年逾耆艾，则仍屏绝征逐，以避物议。尝闻潘文勤平时最喜一善唱昆曲、兼工绘事之朱莲芬，及任侍郎，便不与之相近。而莲芬年节前往叩贺，文恭必袖廿金银券，出而亲授之，一见而别，至老不衰，都下传为韵事。盖优之风雅，远胜妓之妖冶，故禁令虽同，而从违不必一致也。后来下处渐消灭，而妓寮则车马盈门，毫无忌惮，此亦世变之相因而至者也。
余自庚辰后，始联社作折枝，不两年便改为击钵吟（《十一集》即余选刻）。晚间破闷，则约同乡三四人，到寓小集。如有大聚会，则在榕荫堂。榕荫堂即福州新馆之客厅也，窗明几净，觞咏洵足怡情。余素有莱公之癖，春夜每捐一金购蜡。旭庄家中，善制喷墨字画纱灯，大放光明，尤增吟趣。堂之前后种松八株，意以为后人哦诗备也。谁知癸丑到京，堂既为不作诗者所占，而松亦无一存者，此亦诗事中之黄粱一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