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泽高雨农舍人澍然，编《韩文故》，自序云：「澍然治（古）[韩]文三十年，有得于心，就全集删其伪窜者，用时式者，脱误不可读者，未醇者，存贰百玖拾捌首，加评注焉，名曰《韩文故》而序其[所]得曰：公门人李汉序公集，云『文者，贯道之器』，盖一言蔽之矣。夫道，原于天，效于地，品于庶物，一当然自然之行焉。其贯于人也，为而不倚，故而不随，变而各止其所，盈其量，维文亦然。公之言，曰『文唯其是』，曰『君子慎其实』，是则人已见泯而道之当然者审，实则诚之必形而道之自然者出。二者其本也，而（气）[器]之不匮，则依于体与气焉。《书》曰『辞尚体要』，曾子曰『出辞气』，言气体之重也。其本既立，器有其质，而体以范之，气以陶镕之，不倚不随，各止其所，盈其量，而器以成，夫是之谓贯也。是故本立而气体不修为敝器，气体修而本不立为虚器。秦汉以来，能匡二失，以上规《六经》《语》《孟》作者，公其人也。公笃于伦，达于治，屡斥而不夺所守，其于道，殆躬蹈之，虽省治之功未知其邃密何如，要其本不可诬也。而发为文章，其体易良，其气浑灏，又足以载焉。故虽寻常赠答之词，题记志传之作，按之鲜不器于道。而论者但举《原道》诸篇，指为贯道，岂得与于知言哉！是编所评，并发明斯旨，其注则有资论世及考证者特详，而于世所称无一字无来历者不及。盖辞必己出，公铭樊绍述墓，言之而申之，曰『文从字顺各识职』，奚必问所自哉！《易》之『元亨利贞』，《书》之『钦明文思』，又谁作之而述之乎！吾惧拘牵比附而器败矣，因并论之。」云云。文见《抑快轩文集乙编》。富阳周芸皋观察凯《韩文故序》云：「光泽高雨农先生以三十年之力治韩文而得其故，删其伪窜脱误，用时式与未醇者，存贰百玖拾捌首，成《韩文故》一书，凡若干卷。有注，有附考，又以其所心得者评于上，于旁，于后，先生于是书，可谓勤矣。凯初读其序，急求其书。先生携以来，手钞本也。凯谓大有裨于世之学者，劝付梓。今岁先生来厦门主讲，云梓将成，属为序。凯以韩子之文上规《六经》《论》《孟》，先生论之详矣，其注、其附考之精博，读者宜自得之矣，俱不论，论其评之名『故』者。按《汉书艺文志》，《诗》有《鲁故》、《韩故》、《齐后氏故》、《孙氏故》、《毛氏故》，《尚书》有大、小夏侯《解故》，小学有杜林《仓颉故》，皆注也。『故』，颜师古释曰：『故，通其义指也。』是书兼有评，统曰『故』者，夫亦就其已然之迹，发明夫自然之理而已。欧阳子曰：『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者耳。』欧阳以是取，先生以是评，评即所以取之也。凯因思『故』之为训，有通其故，仍其故二义焉，注，通其故也，评，仍其故也。何以言之？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利』谓自然，自然谓仍也。故又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读前人书，通其故者鲜矣，况仍其故哉！先生之言曰：『吾之求之也，合气于朕，合神于漠，以追取其气与神，而冥与之会，然后循其本以出之。』今评是也。夫韩子之文，已然之迹也，循其本以出之者，因其迹以求其气与神，是即已然者，以发明夫自然，而完其所固有，不敢支，亦不敢踰，仍焉尔已，又岂有作为于其间哉！此即孟子之所谓『故』也。韩子曰『文从字顺各识职』，曰『从』，曰『顺』，曰『职』，利也，即故也。故先生自序谓：『韩子虽寻常赠答之词，题记志传之作，鲜不器于道。』道希自然也。作者然，评者可不然乎，是书可谓得其故矣。彼不求诸自然，徒以私智参焉者，即得其似而似之，亦孟子之所谓凿矣，其神气亡焉也。凯所论如此，庶几有窥于先生之微乎，书以质之。」云云。文见《内自讼斋文钞》。声木谨案：舍人年三十余，即不乐仕进，肆力于古文词。于韩昌黎文，治之尤深，尝仍其故而评注之，命曰《韩文故》云云。语见《邵武府志》。长乐谢枚如章铤《书所钞高雨农抑快轩文集》中有云：「大抵先生之文以养胜，其体洁，其气粹，不必张皇以为工，平淡出之，令人有悠然不已之思。盖真积于内，而宁静淡泊之修，有以固其道者。故生平致力韩子，而所得和易，乃近欧曾。于欧去剽，于曾去滞，酝酿者深，岂絺章绘句所能袭取哉！先生虽盛称梅崖，然梅崖以外入，先生自内出，其于本原殆高矣。」又《抑快轩遗文稿跋》云：「雨农昔着《韩文故》，用功甚深，然其考订史事，不失详赡。若眉诠旁注之语，则多染时艺家习气，精识之士，幸勿以窠臼为金针哉！」云云。文见《赌棋山庄文集》。舍人编《韩文故》十三卷，道光抑快轩自刊本，光绪上海图书集成局复有排印本。余搜求四十年，迄未得见。舍人酷好韩文，行走坐卧，必手一编，研求三十余年，所得自较诸家为多，况舍人本工古文，非妄为揣测者可比，其为韩文读本善本，必可与始兴林穆庵太守明伦编《韩子文钞》十卷齐驱并驾，惜未得见。文章须开合反正，抑擒控纵，千变万化，务极文章之能事。时艺可通于古文，古文即可通于周秦诸子及诸经，原无二理。况舍人此编，本意为论文而作，为学文者示之准的，并非高谈史事。观察亦本工文，历知其中甘苦，故力为推崇。以博学称，无怪其不满意于此书矣。
曾国藩与李鸿章家属同乘事
同治年，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奉旨督师，剿平捻匪，节制四省军务。合肥李文忠公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实文正底缺，新旧交替，本系师生至契，两家眷属因同乘舟行。沿途长江水师，例应燃炮迎送，虽属空炮，亦声震遐迩。当时文正眷属舟中，因有小孩患痘症，不能闻巨声，曾预先知会水师各营：官船到时，无论大小枪炮，一律停演。太湖赵梓芳观察继元，为文忠妇兄，此次送其妹到南京，见沿途无迎送炮声，疑为湘军藐视淮军，诘以故。水师营据实来告，亦不允，仍令迎送如旧。文正知之，深为不怿，后见文忠问曰：「尔之赵国舅，今又同来乎？」文忠自以原委告先文庄公，言至此，并谓先文庄公云：「尔勿谓老头子是好人，实在是会蹧蹋人。」先文庄公戏问：「中堂如何对付他？」文忠谓：「我将我老门生牌子拏出，一笑而罢。文正亦会意，不再谈及。」后观察于光绪年，为衡阳彭刚直公玉麐奏参落职，其祸根未尝不由于此等事。直至光绪十八年八月，先文庄公以观察被参冤抑，为之奏请开复，旋奉朱批：「赵继元着交吏部带领引见，钦此。」云云。先文庄公当日原奏中有云：「彭玉麐前以江南炮台用款不如所愿，乃迁怒于赵继元，未免稍有冤抑。且查原奏，亦只空言，并不能指出丝毫实在劣迹。」云云。语见先文庄公《奏议》。然文正谦德，亦有恒人所难者。先文庄公言：某年宴会，同席诸公以曾李声望皆隆，各于席之上面，专设一席。文正见之，强拉文忠与他人同坐一席，谓有话谈，不肯专席。文忠素不以工书名，文正谓其字有福泽，又谓文忠公牍文字，实有大过人处，均不失善善从长之意。
孝钦显皇后命制太平水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