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警卫员小吴是从家里逃跑出来的。他与他的亲戚吴兴一起逃出吴村参加了红军。那是一九三零年，当时吴吉清正在一个地主家放牛。他没上过学，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这不妨碍他加入红军，因为多数士兵都是文盲。
如今，七十四岁的吴吉清还具有杰出的军人气质，他经常昂首挺胸，长着浓密的眉毛棱角分明的下额和一副又宽又平的肩膀。他极象堪萨斯州已故的威廉怀特，但缺少怀特的风趣幽默。是博古说服他参加红军的。也许由于体格健壮，他一入伍就来到了警卫连。一年之内，他被选中当上了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同时，另一个名叫王亚堂的也被选上了。他们都是被共产党保卫局长邓发挑选来的。邓发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审查。他们合格的主要条件是，出身都是赤贫，对统治阶级和剥削制度非常仇恨，所以都圆满地通过了审查。从此，吴吉清跟随毛工作了七年。
有时，吴吉清也担任其他任务。有一次，他和王亚堂被分配到毛的弟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那里去工作。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二年。当时二十六七岁的毛泽民负责共产党的财政工作——红军从地主、土豪及富人那里没收来的大批金锭、银锭、银元、珠宝及各种贵重物品需要管理；红军还有自己的小型造币厂，可以铸造银元（银元是中国标准的硬币）；部队有制作金扣、发卡及鞋拔子的模具。他们往往以铸造金扣等方式携带出去，而不携带金子，因为装饰品较易隐藏。
据吴吉清回忆，当时有很大一批财宝，领导决定把这些财物藏到瑞金附近的山上去。两个警卫员被派去帮助毛泽民完成这项任务。被雇来的搬运工扛着这些财物沿着婉蜒的小路走上陡坡。这并非易事。金银很重，一块银元大约重一盎司，价值相当于五十美分。每个搬运工大约搬一千枚银元。一共雇了一百多名搬运工，当搬运工快到山顶的时候，卸下担子，领了工钱，即被打发走了。只有两个警卫员和毛泽民留在那里。他们把财宝运到一个秘密的山洞里——这项任务可不简单。据吴吉清回忆：“总共有一百多万枚银元。”毛泽民封闭了山洞，三个人才下山，苏区没有何其他人知道钱财藏在什么地方。
苏区没有发行过硬币。共产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纸币是互相通用的。在苏区以外做生意和支付走私者的报酬都需用银子或国民党的钞票。红军靠着袭击地主的钱柜和挖掘地主埋在地里的藏钱泥罐弄到银子和钞票。——些农民的明亮眼睛常常能够发现藏钱的地方。
红军的这批财物一直藏在山洞里。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才叫搬动。这一次，财宝是从山上往山下运了。吴吉清又被调来协助毛泽民。他们雇来了搬运工，启封了山洞，把财物运回瑞金。后来，长征开始的时候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了红军战士，这样，他们一旦离开苏区，就可以有钱自己买东西了。红军的规矩最严格——从老百姓和农民那里买一只鸡，一袋米，从果园里摘一个桃子都必须付钱。除地主以外，任何人的东西都不许白拿强要。
一九三四年春为什么要把财宝从山上运下来？答案很明确。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入团”决策核心，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他们已开始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后来，对于何时决定放弃苏区，何时开始考虑进行长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毛泽东同亲苏派之间的论战中，毛泽东的支持者认为。长征是一个仓促、轻率、无准备的冒险，是惊慌失措的产物，不是有计划的行动。
证据有利于对方。“十万”大军的行动不可能是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的事情，早在数周或数月以前就作好了安排。不管是否下令长征，详细计划必须早就作出，否则长征将成为一场溃逃。将财物搬下山来的决定是同制定长远计划相吻合的。
根据伍修权的看法，“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首先是开始大规模扩红，壮大红军力量，拆卸和包装重型装备就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
伍的回忆同李德的回忆是一致的。李德说长征的准备工作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就已开始了，当时正值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失利“我同意他的意见，”伍修权说：“虽然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据伍的回忆，长征的计划工作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博古、李德、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
一九三四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现有的一切人力。与此同时，另一项运动是征集粮食。红军下达了很重的征收任务，呼吁农民作出捐献。同时开展了借贷运动。铸出了更多的银元，做了棉衣。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从老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铜壳里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制弹头。李德参与了监督准备工作。伍修权记得有一天曾同他一起检查新手榴弹的爆破试验。不是所有的手榴弹都能拉响的。
很明显，这些都说明，有一件大事正在酝酿之中。同时，他们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农家妇女为战士编草鞋。草鞋很容易穿破。战士们想在长征开始时多背上几双草鞋。他们让妇女们把草鞋编得厚厚的，这即是将进行长征的某种暗示。
迄今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还未能发现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任何具体指示、备忘录或命令。讨论这些问题似乎经常是限制在博古和李德两人之间，连周恩来都未能参加全部的商谈决策。后来听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怕蒋介石的奸细获悉红军的计划。经过仔细研究国民党的新闻报道，没有发现泄密的迹象，国民党官员也没有自称发现过长征的秘密，国民党的评论却暴露出他们对红军是极其无知的。那时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博古和李德，下台几年了，而国民党还一直以为他是红军的领袖哩；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懂得共产党的斗争阵势，一位最小心谨慎的共产党历史学家至今依然承认说：“我们无法知道长征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决定开始的。”
一九三四年夏天开始的若干行动，后来被说成是长征的准备工作，包括突围和几支红军部队的转移。第一支转移的部队是第七军团。七军团七月份撤离了瑞金，并编人了方志敏领导的第十军团。方志敏是位很有能力的指挥员，他是毛泽东的一位老同事，一九二八年一月领导戈横起义。第七军团是由另一名有经验的指挥员粟裕领导的，他一直活到一九八三年末。
据有些人估计这支部队有一万多人，但实际人数可能要少得多。他们向闽浙皖赣开进。这支部队被改编命名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既有战斗任务，又有宣传任务。它的目标是争取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结果没有成功。国民党粉碎了这支队伍，方志敏被捕后，被关在一个竹笼里，装在车上，游街示众，最后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南昌被砍了头。粟裕和一小部分人转为打游击而幸存下来，最后于一九三八年编人了新四军。
紧接着又有一支部队进行了一次突围。这次是肖克为首的第六军团。六军团的根据地是在湘赣边界地区。肖克回忆说，他是七月二十五日接到出征命令，八月七日出发的。他得到的指示是穿过湖南，与驻扎在偏僻的黔、湘、鄂、川一带的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师。肖拥有一支九千多人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武器弹药不足。五十年后他说，他奉命带上全副装备，包括一台沉重的印刷机，这很不利于他的行动。
后来发现，他所走的路线基本上就是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跟上的路线。根据肖克的回忆，一路上恐怕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地人都是文盲。一些人甚至象野兽一样地生活，他们抽鸦片成瘾，半裸着身子，对农村的地理一无所知。
肖克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他的部队被认为是红军中最强硬的一支部队，国民党怕他，恨他，同时也尊敬他。）半个世纪以后，他成了北京军事学院的负责人。当他谈起当年贵州的艰苦条件时仍然心有余悸。第六军团没有地图，只有从学校地理书上撕下来的一张普通的中国地图。这张地图只有10×12英寸大，上面仅标有省会、非常重要的县城以及大的山脉和河流。在边远地区打仗，这样的地图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们在迷宫般的群山峻岭中行军，当地的农民连那里是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更无法告诉他们到下一个城镇该怎么走了。
十月二十二日，第六军团同贸龙的第二军团会师了。军团的兵力减到四千人，据肖克回忆，他们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曾把任何敌军引出了中央苏区。
这些部队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仲夏时期的部队行动怎么会有助于十月底红军的大规模转移呢？这一时间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两者没有什么联系。
北京的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后来说：“这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秦认为物资准备和新的扩红工作开始得较早是为了使红军能有准备地应付各种紧急情况。红军在被迫的情况下是可以撤离根据地的。然而，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突围的时间则是另外的问题。他们与十月中旬的长征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即使他们牵制了大批的国民党部队——其实他们没有——也没有证据说明早在仲夏时节博古和李德就已打算放弃这一地区。
翻译伍修权是个有学识的将军，他听过李德和博古之间（还有周恩来）的讨论，他可能比任何幸存者都更了解一九三四年的指挥决定，然而连他也无法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线索。他说：“我觉得很难恰当地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由你自己来回答了。”
他认为第六、第七军团的行动是在红军大量征兵以补充缺员的时候用来转移国民党的视线的。当我问道，七、八月份的转移怎么会有助于十月中旬的长征时，他回答说：“你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称红军起初的行动是“交响乐的序曲”，但是序曲同交响乐似乎不是一个调子。
更使人不解的是第二十五军的转移。二十五军是留在鄂豫皖边远地区的一支残余部队。它原属第四方面军，后来四方面军撤到了川北。二十五军原有大约七千人，但到秋天减少到了二千九百人。
一个名叫程子华的红军政委五十年后回忆道，关于这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曾把他叫去谈过好几次话。程子华现年七十四岁，身上还带着红军生涯给他留下的伤疤。他的双手双臂部受过重伤，右手现在还捏不起拳头，而是象一个爪子。他用左手写字，而左手也被子弹打伤，从未经过很好的治疗。
如果程子华的记忆准确的话，他同周恩来的谈话证实了长征之前进行长时间准备的理论。程回忆说，周曾告诉他，红军处境困难（当时正值广昌战役惨败之后，也正是把财物从山头上搬运下来的时候）。周恩来说，国民党比红军强大得多。共产党的根据地正在缩小，这就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来源。红军面临着“现实的危险”—一如果红军无法获得自给，根据地就将丧失怎样解决呢？周自问自答说：红军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得到物资和人力，重新开始壮大队伍。
周恩来说，如果红军这样做，国民党就会撤回他们的封锁部队，这将会对形势发生莫大的影响。周就是要同程子华讨论这一形势——即二十五军的处境。这支红军部队的压力很大，它急需加强领导班子。地方党要求给予帮助。周派程子华负责二十五军的军事工作，并把它转移到新的根据地。周告诉他，红军主力即将采取的行动会有利于他执行这项任务。
程子华匆匆离开了瑞金，然而要到达二十五军那里却并非易事。他先到苏维埃根据地的南部，再从那里偷越边界进入广东“白”区，接着去汕头港，从那里再乘汽轮去上海。他从上海经长江至汉口，最后于九月到达鄂豫皖地区。这时，长征很快就要开始了，但他在几个月后才获悉长征的消息。程子华和地方领导决定把二十五军转移到距鄂北更远的山区去，转移到豫西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区。这支部队被重新命名为第二抗日先遣队。第一支先遣队是已被消灭的第七军团和第十军团。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程子华率领二干九百人出发了。
二十五军的行动只与当地情况有关，同任何其他因素联系起来都是牵强附会的。同时，似乎也不可能假设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就为红军的大转移作了充分的筹划。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也在这时遭受了莫明其妙的挫折。它驻在紧挨着苏区的福建，是一支独立的、非常爱国的部队，因在上海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世，却被蒋介石流放到福建，因为蒋介石惧怕它反日的爱国情绪和对他的政策的挑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军长们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独立的政府。这是对共产党人有利的形势，本来可以利用这一时机联合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使全中国共同反日——共产党宣传的主题。如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那样，这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善于利用的一种机会。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驻在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在共产党的配合下，举行反蒋起义。为了等待一批共产党需要的冬装和补给物资，起义甚至推迟了一天，改在十二月十四日举行。十四日晚，参谋长赵博生请他的部下到宁都梅河畔布满圆柱的路德教堂内共进晚餐。他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军官们在二楼用餐，警卫员们在楼下用餐。席间，赵博生派出亲信部队包围了这幢房子并宣布起义。两名军官从二楼阳台跳下来，企图逃跑，其余的都参加了起义。最后，十一个团中的九个团，总共一万七千人起义。投入共产党方面的事业。这些起义部队改编为共产党的第五军团，成为红军中最可靠、最守纪律的队伍之一，在长征中发挥了很好的后卫作用，一次又一次地使主力摆脱危境。
在宁都起义中，共产党人工作沉着，有条不紊，信心十足，而与第十九路军打交道时，某些人似乎都成了呆子。最初的接触还不错。八月上旬，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正在闽西作战。这时，一名代表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陈先生”（陈公培）拜访了彭德怀。
彭请“陈先生”吃饭，并象彭后来写的那样，用一个铁皮大脸盆盛满了“从恶霸那里没收来的”猪肉、鸡蛋招待他，当晚谈得很成功。陈先生从如何联合抗日到存在的疑虑无所不谈，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答，陈先生接着又去了瑞金，并在那里找共产党中央进行谈判。但是消息传到上面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和他打任何交道。他们反而批评了彭德怀——不是因为他与“陈先生”进行了交谈，而是因为他在宴会上用洗脸盆盛菜太失礼了。
这件事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从瑞金派了两人去同蔡廷锴会谈。一位是吴亮平，后来当了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部长（也曾担任过李德的翻译），另一位叫潘汉年。他们是由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本人和相当于总理的洛甫派出的。据说谈判是成功的。这两人回来后向毛泽东、洛甫和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他对大家能够联合一起反对蒋介石感到高兴。这份报告在沙洲坝散发，当时洛甫和毛泽东住在这里同一幢房子里。
关于十九路军发动事变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它一旦成功，就可以确保共产党人突破蒋的封锁，使他们的事业得到全国甚至国际上的支持，使红军被外界所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外国也很少有人知道红军）以为红军只是偏僻山区的一小股叛匪而已。
除了福建本身的意义外，甚至还有其他有利因素：当时，广东军阀对蒋介石持敌对态度。如果共产党人与第十九路军结盟，广东军阀也许有可能加入这一联合力量。有了广东的支持，其他军阀也可能参加进来。福建有福州这个海港城市。另外，苏联还有可能——尽管实际上不大可能——通过福州建立一条对外的运输线。
这个机会丧失了，因为共产党人内部意见分歧。共产国际的首席顾问曼弗里德·斯特恩仍在上海。他激烈反对与十九路军结盟，他称这支军队“只不过是一支军阀部队”。李德似乎对此半心半意，认为只能按照弗里德的指示行动。后来，他声称博古和周恩来都赞同联盟，但其他人，包括毛，都对此表示反对。当代历史学家找不到根据证实这种说法。他说最激烈的反对者是“中央委员会上海局”。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当时，此“局”是由一小部分下级干部主持的乱摊子，不久就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消灭了。
乘共产党人自相争吵之机，蒋介石把十九路军消灭了。
一九三四年共产党领导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内部不和——朱、毛坚决果敢的战略已不复存在。决定是由那些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人作出的，这些人更加缺乏与人民（他们称之为群众）打交道的经验。莫斯科和上海相距几千里，却企图发号施令。李德已在中国一年多了，但仍不了解这个国家，不了解中国。他不懂中文，也不肯学。他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地形和地理，他不知道江西人和贵州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江西人在福建，或一个福建人在江西时，由于不懂当地方言而不能与周围人讲话，离家几百里就不知道怎么回家或能不能回家，对这样的人的心理状态他一无所知。
长征开始两天以后，一些战士冲到杨成武政委面前提出问题时，李德大概是无法理解他们的。那天，队伍在弯曲狭窄的山路上行进，没有一个人说话，战士们低着头匆匆向前赶路。突然，两名江西的战士气喘嘘嘘地跑到杨成武面前。“”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这两名战士——事实上整个队伍——都处于焦虑的状态。这是往哪儿走啊？这是在做什么呀？到底还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杨成武怎么能回答他们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能告诉他们目前是朝西北方向行进；告诉他们将冲破敌人的封锁。给国民党沉重的打击，并保卫苏维埃根据地。
李德从未意识到，要红军打得好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觉悟，让红军战士了解他们自己在于些什么。这些红军战士不是机器人，没有被训练成普鲁士军队或俄国军队那样只是服从命令，而从不思考，也从不提什么问题。
而李德却是一个信奉这类原则的人。他是个欧洲军人。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他这种人和他所指挥的这些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来指挥是由于莫斯科一些外国人的一个考虑不周的命令。在中国，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他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至于那些”苏俄“帮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大都不比李德高明多少。他们是知识分子，镀了层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的金，而且这层金使他们脱离了真正的中国。他们在莫斯科学到的重要知识是如何进行官僚主义派别斗争。而毛泽东和他的实干家们却大都受过战争的考验，到过山区、农村，和农民共同生活过。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和毛泽东一样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中国，尽管他们不能随时恰当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语录。他们目前没有掌握实权，还是局外人，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而毛泽东在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生涯中，很长时期来一直是个局外人。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就要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