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言
韩鲁华
以作品所叙述的生活对象或者题材来命名与评价文学创作，甚至以此来确定作品与作家的艺术价值和史学地位，这是当代文学研究及其文学批评所形成的一种传统，也是一种研究和批评的思维模式。像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军营题材、知识分子题材等等，以至有了题材决定论之说。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再以社会领域为区分创作的唯一标尺，出现了多元的区分状态。但是，直至今日，这种以题材而论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依然余风犹存。比如说农民工写作，虽然后缀了写作，但核心词依然是落在了农民工上。这种构词方式，与农民题材创作并无二致。
当然，以题材来划分文学创作至今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因为创作无论如何是与其表现的对象分不开的。而且，题材的选择是与作家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以及创作特性有着内在的联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作家写作什么样的题材，而在于如何去处理题材，如何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可能题材内容与艺术建构形成统一建构，但也可能题材内容与艺术建构出现剥离性建构。特别是作家的题意或者与表达的意义指向，可能与题材相去很远。所以，以题材而论创作的评论，是无法真正解读出作品真正意义所在的。比如，作家所建构起的文学艺术世界，往往是超越题材之外的。
贾平凹的《高兴》，我认为就是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在此，我并不排斥这部长篇作品对于乡下人进城谋求生活的叙写，也不拒斥将它视为农民工或者底层写作。就这部作品而言，它首先建构起一个农民进城谋求生存的底层生活世界。而且，作为对于中国以城市化进程为标志的社会历史转型视阈下的现代化进程的审视与把握，贾平凹于题意上是承续《秦腔》的一种发展性的乡土叙事。如果说，《秦腔》这种叙述的是中国乡土叙事的终结及其艰难的历程，那么，我以为《高兴》所建构起来的艺术世界则应当说是具有后乡土意味的叙事。甚至我认为，此类的创作，虽然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出现，而在新的世纪之交却能够形成一种创作的潮流，自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到迅猛期的表现。尤其应当令人深思的是，此次农民进城的涌浪，带有明显的城市化、工业化的特征（我不认为中国已进入后工业时代，或者是后现代文化时代。其间虽有某种后工业或后现代文化的因素渗透其间，但于整体来看，依然表现出更多的或者说是基本的工业化时代特征）。从《高兴》以及其他此类作品来看，对于农民进城寻求生存的种种状态，给予了叙写。这些叙写，主要处于生存层面。对于农民生活状态、现实命运，以及命运的苦难等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同情。但是，基于现实生存而又超越现实生存的具有哲思境界的创作并不多见。换句话说，这类作品所叙写的是看山是山的境地，而未进入到看山不是山的境界，更未达到看山还是山的化境。作家关于农民工或者处于社会底层者的叙写，对于他们此在问题思考比较多，而对于在以及超在的思考则比较少。由此观之，《高兴》试图于这方面有所突破。
正如有些论者所敏锐地觉察到的那样，《高兴》是与目前诸多流行的农民工或者底层写作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贾平凹及其《高兴》与社会和许多文学叙事不同之处，恰在于叙写了刘高兴真挚纯正的感情世界，独创性地开掘了刘高兴的情感心理，并由此试图上升到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生命情感建构境界。从社会地位看，刘高兴是个卑微的人，但从人的建构来说，他却是一个健全的人。在贾平凹的笔下，刘高兴自然首先是个从乡下进入城市的人，即底层的挣扎于生存境遇的下层人；其次他又是社会中的人，是存在于我们这个特定时代的社会中人；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人自身，是承载人所有生命信息的本在的人。生存自然是他所追求的基本人生目标。但是，他似乎还承载着追求健全人的诉求。作为人，正如佛罗姆所说：“这些本能需求的满足并不使人感到幸福，也不足以使人变得健全。”人要走向健全，不仅仅对于生存物质条件的满足，而且还有对于人精神情感生命的诉求，对于人之为人的拷问。当然，从文学艺术角度来说，在人的建构中，最易，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审视，就是以爱情为内核的情感生命的建构。因为，“只有一种感情既能满足人与世界成为一体的需要，同时又不使个人失去他的完整和独立意识，这就是爱。爱是在保持自我的分离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与自身以外的某个人或某个物的结合。”贾平凹正是在这种建构健全的人的视阈下，来完成刘高兴的生存状态叙事的。也只有在这一思想视阈下，我们方能理解和接受刘高兴式的生存方式和人生追求。
《高兴》在农民工或者底层写作上，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不是停留于刘高兴等人现实生存及其状态的描摹与叙写，也没有将笔触凝固于悲惨生活与悲苦命运的揭示，更不是按照作家自己的想象去构建农民进城的传奇故事，把刘高兴们复杂而矛盾的人性作简单化或理念化的处理。当然，也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式的知识分子立场，对刘高兴们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同情怜悯。贾平凹在《高兴》的创作上，实现着20世纪乡土叙事文学传统的承续与突围。这种承续与突围，就历史纵向发展而言，表现在对于始于五四的现代乡土叙事传统和1949年承接延安革命文学乡土叙事所建立起来的当代乡土叙事传统。就前者而言，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高兴》与鲁迅、沈从文这两大现代乡土叙事传统的因承关系。正如有的论者所述，从刘高兴身上可以发现所存活的阿Q的文化基因。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此。贾平凹《高兴》对于农民或者进城农民生存和精神世界的艺术建构，是具有发展性的。这种发展就在于从新的社会历史视野去开掘刘高兴们的精神情感，以及这种精神情感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的内在精神。贾平凹一再声称刘高兴不是润土，他也不是鲁迅。这恐怕不是简单的谦辞，而是有其思考的。贾平凹下面这段话也许道出了他独特的思考：
“我认为，现在写小说中有一种误区，哪部小说写的特别深刻呀，经常是这样谈的，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什么什么问题啦，这些所谓的深刻其实都是人为的东西，或者是当局的一些观念，一些政策，一些流行的东西，我觉得，把这些生存状态下人本质的东西写出来，把它写得很饱满有活力，把人写得很有活力，不管是哪一类型人，把他写得很饱满，很有活力，我觉得就写深刻了。我写得不一定很准确，但我感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后记里谈道，刘高兴是我同学，他也给我写，而且文笔还特别的好。他总说自己是闰土，我说你千万不要说这话，我又不是鲁迅。如果说他是闰土的话，闰土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那种乡下的可怜的本分的一个农民。刘高兴呢？也可以说是当代的闰土。当代的闰土和二三十年代的闰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当年的闰土是那个形象，现在的闰土，他有追求，有想法。对一个农民来讲，进城后，他必然要面对失去土地的留恋不舍的难分难舍的感触，他肯定隐含在内心深处。再一个，面对一个城市，他怎样来面对这个城市？或者怎样面对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这是每一个农民工进城后都存在的问题。包括咱们这些从农村进城的这些干部、教授、记者、作家，他同样要面对这个东西。我在后记写道，咱在无形中也在憎恨着这个城市，也在仇恨一些富人，或者说这就是咱们的农民根性。几十年的改造，还是没有彻底改造完，那种农民意识还没改造完。一个真正的农民，从失去土地到城里必然面临这个问题。怎样适应目前这种状况，面对城市，而城市怎样接纳这批人。这里面如果不写到他的精神层面，不写到他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层面就事论事地写，到处多得很，那就不叫小说了，小说就没有精神了。农民工毕竟不是当年的闰土，毕竟是这个时代的农民。这个时代的农民，你也不能理解成50年代的农民，一出来就穿烂棉袄，戴瓜皮帽，或者说是愚昧、无知、落后，还不是这。现在很多从农村来到城里的小伙子，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来自农村的，农村现在大部分都是高中毕业生，最差也是初中毕业，他们也是有文化的，有头脑的，他是新农民。但新农民毕竟是农村的，到这个繁华城市后，他面临一些东西。在我理解，高兴一心想到城里来，一心想进入城市，和城市融合到一块儿，虽然他的精神很高贵很干净很清洁，但实际上他在城市里从事的是最下层最累的工作，老想融合，又老融合不到这里面去，而他又顽强地想进入城市。只有一部分农民，大部分农民就死了回去了，只有他还在这儿留着，最后的处理，是让五富留着鬼魂在城里，但刘高兴还在城里，他在这个城里还有他的梦想，他还觉得他的肾脏还在城里，换作城里人的。他把肾脏卖给城里人，他就觉得他是城里人，而实际上那个城里人换的是肝。但在刘高兴的脑子里觉得自己的肾脏还在城里，而且在城里还有他一个女人。他有各种的理想和追求，他的想象还在城里，他离不开城里。五富最后就死了，只留下鬼魂在城里。它里面也有暗示好多东西，丰满不丰满是另一回事情，但当时有这种想法。”
在此先不说贾平凹《高兴》在多大程度上超越着鲁迅时代的思考，最起码作家于此做着超越的努力。事实上刘高兴也的确不同于润土、阿Q们。我觉得贾平凹不仅在剖视着刘高兴的历史文化精神心理建构，而且试图从人的本质精神上去揭示刘高兴的存在意义。这一方面显然贾平凹显示出某种力不从心，但确实是在朝着这方面做着努力。其实这中间也已经包含了贾平凹对于当代乡土叙事传统的超越。这就是从人的内在精神上去建构自己的乡土叙事。这样，《高兴》的乡土叙事也就突破了社会层面、现实生活境遇的意义建构，而向着更高层面迈进。它显然在突破着创作题材对象的界限，而进入到一种思在的拷问。也正是具有这种解读的意义建构，我认为《高兴》所叙述的自然不仅仅是农民工或者底层写作的问题。所以，贾平凹及其《高兴》创作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应该引起人们深思的。这不仅仅是对于所谓的农民工或者底层写作，而且是对中国当下文学写作，都是具有警示意义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高兴》出版之后，就吸引了诸多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对它进行评价论说。为了记录下有关《高兴》出版后文学批评研究界的足迹，为贾平凹文学创作，乃至当代文学研究留下一份正在进行的资料，我们便编了这部评论集子。如果它对贾平凹更深入的研究探讨有所裨益的话，那就要感谢上帝的恩赐了。
